采訪、撰文 楊曜

編輯 葉瀠

新加坡首家非營利私人藝術基金會Tanoto Art Foundation（TAF）于2025年初正式成立，TAF的創建者Belinda Tanoto（陳昱廷）表示，“我們成立TAF的目的是讓人們參與到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中來。作為新加坡首批私人藝術基金會之一，我們期待TAF成為東南亞的心臟，成為連接不同文化和社區之間的橋梁，并建立新的、未曾探索過的聯系。我們希望TAF的項目和計劃能夠幫助加深人們對藝術的認知、欣賞和參與，為藝術家、觀眾和不同聲音的匯聚創造空間。”在促進東南亞當代藝術體驗的對話之時，TAF還致力于在亞太地區、南美和其他地區的文化和社區之間架起橋梁。

受詩人、作家和女權主義組織者杰西卡·霍恩（Jessica Horn）的啟發，TAF認為組織作為生命體是具身的、富有情感和精神性的，“是每個組織的靈魂之歌保持著它的節奏，為其注入活力并激勵其成長”，TAF的藝術總監翁笑雨在其成立之時提到了這一點。在年初的新加坡藝術周期間，TAF舉辦了為期一天的研討會（Symposium），以“一個新組織的靈魂之歌”（Soul Song of A New Organisation）為題，邀請了國際藝術家、研究者、策展人和機構工作者，共同探討和思考“如何創造和培育一個有靈魂的組織”（how to create and nurture an organisation with a soul）這一議題。受邀者包括印度尼西亞的行為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學者兼藝術史學家奇廷泫（Joan Kee）、藝術家加拉·波拉斯-金（Gala Porras-Kim）、策展人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r）、活躍于圣保羅的策展人保羅·米耶達（Paulo Miyada）、馬尼拉當代藝術與設計博物館（MCAD）的館長約瑟琳娜·克魯茲（Joselina Cruz）、本屆泰國雙年展的策展人、藝術家阿林·朗姜（Arin Rungjang）、大館前藝術主管托比亞斯·伯格（Tobias Berger）、曾策劃利物浦雙年展的曼努埃拉·莫斯科索（Manuela Moscoso）和藝術家常羽辰。他們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為靈魂之歌的譜寫做出了貢獻，翁笑雨表示，“我們將這首靈魂之歌的節奏隱喻為擊打（beat）、速度（tempo）、跳動（throb）、搖擺（swing）、誦讀（alliteration）和起伏（ebb and flow），它們指向時間和歷史的循環和遞歸性質——有節奏的現實是生命的基礎。除了創造旋律，它也邀請雜音占據生產空間，我們懷著愉快和希望踏上了這一創造世界的旅程。”

藝術家羅瑞·康（Lotus L. Kang）在其展覽"In Cascades"現場，圖片致謝藝術家與TAF

藝術家劉慧德（Heidi Lau）在其展覽"Gardens as Cosmic Terrains"現場，攝影/Nancy Paredes，圖片致謝藝術家與TAF

在剛剛結束的香港藝術周期間，TAF與藝術家羅瑞·康（Lotus L. Kang）和劉慧德（Heidi Lau）一同進行了討論，兩位藝術家分享了自己在工藝驅動和概念復雜的實踐中對物質性的獨特處理方法。深受僑民背景的影響，兩位藝術家將他們的個人軌跡與所選材料緊密聯系在一起，將身份視為多元且不斷變化的。該場活動為“TAF Conversation Series”的一部分， 圍繞TAF2025/2026年的研究主題 “物質性”（materiality）展開。TAF Conversation Series旨在體現基金會以過程為基礎、以研究為導向的計劃，讓藝術家及其合作者對TAF的研究關注點做出回應、反思和塑造，并模糊了正在進行中的作品和已完成的作品之間的界限，突出了藝術實踐的過程和流動性，在這一過程中，變化是永恒的。在從新加坡轉向香港之前，《藝術新聞》對剛結束了墨西哥之行的翁笑雨進行了專訪，以了解TAF的工作計劃和她構建東南亞與拉丁美洲之間敘事連結的進程。

Q=《藝術新聞》

A=翁笑雨

TAF藝術總監翁笑雨，? Evgeny Litvinov

Q：關于你之前提到的鏈接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工作，現在有在計劃進行中的嗎？

藝術家加拉·波拉斯-金（Gala Porras-Kim）在TAF研討會現場，圖片致謝TAF

Q：今年的項目都會在新加坡還是會去到各個地方？

托比亞斯·伯格（Tobias Berger）、曼努埃拉·莫斯科索（Manuela Moscoso）、阿林·朗姜（Arin Rungjang）和約瑟琳娜·克魯茲（Joselina Cruz）共同參與的圓桌討論，圖片致謝TAF

Q：對于近年來亞洲地區，比如中東和東南亞的這種新的“藝術熱”，你有什么看法，或者說你覺得有什么好的或者不好的地方？

A：我覺得其實當地策展人和藝術家的工作已經做了很長時間了，在推動這些地區的藝術發展，只不過這樣的推動可能需要一個量變到質變的反應過程，所以可能近兩年我們看到一個質變的顯現，大家就會突然覺得好像這些地方變得非常火爆。我覺得跟各方面都是有關系的，包括政治、社會變動和一些社會事件，無論在怎樣的一種流行的籠罩下，肯定會有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這個需要從業者來自己來判定和分析，你選擇和什么樣的藝術家一起工作，以及參與什么樣的話題和討論，我覺得這都不應該受所謂的某個區域、某個文化背景或者種族的限制。我覺得其實在變的是我們評判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或者是有意義的當代藝術的游戲規則和它的標準，就是我們自己在移動標桿，很多時候這個標桿本身的構建也是跟權力、話語權等等是相關的，所以不能簡單地把這個事情黑白分化。

其實從上一屆卡塞爾文獻展開始，大家可能很容易兩極分化，一些人會非常贊同這樣的展覽的方式，要把藝術回歸生活等等，然后另一撥人就覺得這個不是藝術，非常難看、很丑，或者是沒有審美；但我覺得這個事情要比這復雜得多得多，這里面有很多可以分析的東西，所以我還是比較謹慎地在看待這個問題。還有本身它和亞洲語境之間的關系，我覺得中亞、東亞、東南亞就是非常不一樣，他們的文化、歷史和審美都差異非常大，不能很籠統地把它歸納到一種所謂的國際藝術的評判標準下，而且很多時候可能對某些審美價值觀的追求并不是來自于本土，而又是外在的投射。所以我們必須要非常清晰地判斷什么是和當地語境能發生建設性聯結的關系，什么只是一種直接空降到地方的話語，后者是非常有問題的。

Q：這種思考也會作為你們選擇收藏藝術家或者作品的一個標準嗎？

A：這些思考都會穿插在我們的收藏和展覽以及項目的各方面。

TAF研討會現場觀眾，圖片致謝TAF

Q：你們這次做活動觀察到的新加坡本地觀眾的面貌如何？作為機構和當地社群的關系將會如何建立？

A：我們收到的反饋主要還是基于Symposium，大家的反饋整體是非常積極的，然后從整個藝術社區的反響來說的話也是很正向的。當然新加坡的藝術社群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構成，包括藝術家、策展人、藏家，也有patron和支持者，我們覺得整體反響還是比較積極的，一方面我們也很開心，但是另一方面也會有一些壓力，之后怎么來推動這個活動、怎么把它做得更有意義，也是很關鍵的。

我們目前的活動可能針對的主要還是文化藝術從業者，之后怎么能夠把它拓寬到公眾層面也是我們比較關注的，我們也在思考接下來的工作，包括怎么樣能夠更貼近年輕人的生活，或者是舉辦更多和藝術教育相關的活動。

Q：你們會有固定的空間嗎？

A：現在還沒有決定，其實有很多的討論和各方面的考量，我們也希望能把基金會的活動帶到更廣泛的國際語境中，這些都是需要考慮的。目前，至少今年和明年我們肯定還是會在一種比較游牧的狀態下工作。

藝術史學家Joan Kee在TAF研討會現場，圖片致謝TAF

Q：關于Joan Kee在講座中提到的“全球多數”（global majority）概念以及“全球南方”（global south）這兩個詞衍生出來的討論，我也很想聽聽你的看法。

A：我覺得“全球多數”這個詞目前還是比較前沿性的，在學術領域運用的比較多，因為Joan的研究也是很前沿的，她也是一個非常有創新性的研究者，在用很多的研究和項目來推動這個概念的普及。這個概念本身也有一種抵抗（resistance）和團結（solidarity）的隱喻在里面，我們可以用一種更有想象力的方式來理解，而不是說要把它當做一個客觀具體的實踐。因為很多在藝術里的討論，它本身就是富于想象和猜測的，賦予所謂的定義和概念更多美學的意義，而不是說我們要去糾正一些人的想法，或者是一定要把這個對錯講得很清楚、把這個概念解釋得很清楚。

Q：因為尤其是在亞洲或者說整個南方的各大雙年展及其語境里，大家對這個話題討論的還是比較多的，但比如去年在韓國，我會發現這類表達在當地其實是失效的，我想知道你在實踐中會對這種話語的本地化有什么樣的體悟？

A：我覺得你的觀察是非常準確的，“全球南方”和“全球多數”這樣的詞匯和話語可能在東南亞會更有共鳴，韓國、日本甚至中國我覺得都可能很難。因為中國更復雜，但韓國和日本其實在文化上和經濟上都非常占有優勢地位，所以在地緣政治和文化歷史的關系上，它很難有一定的共鳴，所以我覺得這個概念不能生搬硬套，把它直接套在當地的文化的傳統和語境上面。我剛才也說，它其實不是一個定義非常明確或者邊界非常清晰的、可以直接拿來套用的概念，而是要用一種有想象力甚至解構的方式，來把它和當地的文化歷史關聯起來，而不是簡單粗暴地用歐美的這一套方式來做連接。我覺得一個詞匯或者概念本身，它的應用和解釋肯定是很多元的，這種多元性就來自于視角的不一樣。現在我們的問題不是出在這個詞匯或者概念本身，而是我們的視角和應用它的框架（framework）是直接套用的西方的視角和框架，而不是從本土的、當地的文化語境出發，去重新認識這個概念和定義，我覺得這是關鍵的地方。

而且東南亞其實很多前殖民的國家，在它們的文化語境中和這樣的語匯產生連接的方式會更快一點，因為其本身就有這一層的歷史在里面，但是東亞的話就比較難直接這樣掛鉤。

由烏特·梅塔·鮑爾（Ute Meta Baur）、奇廷泫（Joan Kee）、保羅·米耶達（Paulo Miyada）和加拉·波拉斯-金（Gala Porras-Kim）共同參與的討論，圖片致謝TAF

Q：因為Tanoto Art Foundation的介紹里也提到“參與”（engage）“教育”（educate）“包羅”（embrace）“賦能”（ empower）這四個詞，它們會怎樣具體地體現在你們的工作中？

A：對我來說，給藝術家提供更大的能見度和更多的可以被看到、理解和展示的機會和空間，這其實就是對藝術家和社群的賦能，他們的視角對于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

Q：關于合作藝術家的選擇，你們會持有一個什么樣的標準，會基于新加坡和亞洲地區去做拓展嗎？

A：我們肯定會支持本地的藝術家、東南亞的藝術家，我們沒有一個地域的規定或者是硬性條件。我剛才說我們現在支持的比較多的是女性藝術家，但這也不是一個硬性的規定，我們會在不同語境的視角下考慮如何更有效地發出不同的聲音。因為我們的收藏和programming是同步進行的，也會互相影響，但我也希望我們的programming可以更多地支持到在市場上不是非常走紅的藝術家，或許因為他的創作方式和媒介等等，我覺得關鍵是能同時支持到不同的藝術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