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個男人在高速公路上飛馳。他的Cybertruck提醒他電量不足，于是他駛入充電站。他口渴了，于是拿起一瓶燃力士，猛灌幾口。等待期間，他檢查了一下自己的加密錢包，看看那些幣表現如何。要不要割韭菜？還沒到時候。他回到車里，打開最新一期的Joe Rogan播客。他很趕時間。

他要去哪？可能有成千上萬個目的地——可能是拉斯維加斯永利酒店的Eden Fine Art畫廊，去看Alec Monopoly的新展開幕；也可能是在邁阿密巴塞爾期間去到溫伍德藝術區去參加優衣庫贊助的Joopiter（由菲董創立的線上拍賣平臺）的派對；又或者是去貝浩登在曼哈頓下東區的空間里參加MSCHF的開幕活動。不管到哪里，他都會在X上發一張照片——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個“紅籌藝術藏家”，正在藝術界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

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聽到“紅籌藝術”（red-chip art）這個詞時，我當時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正確。它在2021年藝術市場繁榮期曾短暫出現又消失，那時候似乎是指1975年以后出生的藝術家創作的昂貴藝術品——也就是如今的“超當代藝術”（ultra-contemporary art）。不過我一直記住了這個說法，近年來在報道藝博會和畫廊展覽時，我不斷修正著對這個概念的理解。

那么，什么是紅籌藝術？紅籌藝術與“特朗普主義”（Trumpism）及其美學有一定關聯，但并不具有明確的政治立場（即，紅籌藝術并不專屬于共和黨，就如同藍籌藝術肯定也不專屬于民主黨一樣）。紅籌藝術形式多樣，但有一些明顯的視覺特征：扁平化的卡通風格、街頭藝術/涂鴉美學和多彩的電鍍效果。帶有加密貨幣元素的作品也很受歡迎。

最重要的是，紅籌藝術的核心在于拒絕崇拜傳統的藝術史架構，這或許是對精英化、專業化知識體系的一種反叛。

在2010年的美劇《我為喜劇狂》（30 Rock）中，亞歷克·鮑德溫（Alec Baldwin）飾演的角色杰克·多納吉（Jack Donaghy）曾調侃說：“我們知道什么是藝術，馬畫的畫就是藝術。”這句話代表了里根時代保守派的觀點，依然迷戀于舊世界審美，殘留著歐洲世襲貴族的品味。如今，如果一位強有力的共和黨人（或對特朗普抱有好奇的獨立派）再重新講這個笑話，說不定會變成：“我們知道什么是藝術，Bearbrick x KAWS的聯名款就是藝術。”

紅籌藝術的藏家包括一些神秘且富有的千禧一代，ta們喜歡看起來像玩具的藝術品；一些新富的科技人士，傳統的藝術世界對于ta們而言沒有吸引力；還有一些嘻哈領域的先鋒人物（以及靠他們致富的人）。

那些加密貨幣的擁躉往往也會是紅籌藝術的粉絲。因為紅籌藝術這個門類為沒有太雄厚經濟實力來購買原創藝術品的消費者提供了很多選擇：限量版玩偶、限量版NFT、限量版時尚單品和各種表情包幣（memecoins）。

不過，就像傳統的藍籌藝術世界一樣，紅籌藝術也有一套階級劃分。

杰夫·昆斯（Jeff Koons）和村上隆（Takashi Murakami）并不算紅籌藝術家，但他們在這個敘事中是重要的過渡人物（藍+紅，那或許可以稱他們為“紫籌”？）。他們的創作還是根植于藝術史，且已被許多藝術博物館收藏，但他們也批量生產帶有相同/相似的標志性元素的產品，價格層次很多樣，效果也參差不齊。（比如，杰夫·昆斯和LV的聯名包袋系列因為過于高雅、過于藝術，對喜歡紅籌藝術的人來說有點曲高和寡，很快就不再被人提起；但村上隆最近和LV的再合作則讓紅籌藝術的粉絲們在SoHo門口早早排起了長隊。）

我認為，真正頂級的紅籌藝術家，應該是那些在Kanye West徹底“走向黑暗”之前被他相中的人，比如KAWS、喬治·康多（我知道有些人會反對）、Virgil Abloh（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藍籌藝術領域就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導地位似乎也延續到了紅籌藝術領域）。這些藝術家一只腳站在傳統的藍籌世界，另一只腳則站在滿是潮牌合作、加密貨幣和Supreme限量款的紅籌世界。其他類似藝術家還包括：湯姆·薩克斯（Tom Sachs）、亞歷克斯·伊斯雷爾（Alex Israel）、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奈良美智（Yoshitomo Nara）、班克斯（Banksy）。

然后是一些影響力還沒那么大的紅籌藝術家（也是該領域的大多數）：Alec Monopoly、Mr. Brainwash、Romero Britto（可謂開拓者）、Niclas Castello（還記得那個1170萬美元的金立方體嗎？）以及任何曾經將Kate Moss的臉打印并粘貼在樹脂上的藝術家——這些藝術家目前還沒有獲得主流藝術界的太多認可，依然處于相對邊緣的地帶。

紅籌藝術發展到現在的“巔峰時刻”大概是去年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委托丹尼爾·阿爾軒（Daniel Arsham）制作了一個Tiffany藍的大雕塑，以其妻子為原型。又或者是去年11月，一群加密貨幣愛好者將莫瑞齊奧·卡特蘭（Maurizio Cattelan）那個知名的香蕉作品《喜劇演員》（2019）拍賣到620萬美元，最終的買家——加密貨幣大亨孫宇晨——竟然吃掉了它（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只是為了博取媒體關注，所以假裝自己真的在吃一個價值620萬美元的香蕉）。

紅籌藝術伴隨著Kanye West的早期專輯逐漸崛起，但在2021年真正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當時，Beeple的一件“NFT作品集”（也就是以6900萬美元的巨額成交，轟動了當年的《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為他打開了傳統藝術界的大門。很快，他便在意大利都靈的里沃利城堡美術館（Castello di Rivoli）和香港的M+舉辦展覽，還與知名策展人小漢斯會面了。

如果說藍籌藝術的典型作品是路易斯·布爾喬亞的蜘蛛雕塑、唐納德·賈德的堆疊作品和杰克遜·波洛克的潑灑畫作（即數十年來行業里形成共識的那些貴價作品），那么相對應的，紅籌藝術就可能是達米恩·赫斯特的波點畫作（當然是NFT版本）、MSCHF在社交網絡上引起熱潮的阿童木大紅靴子，或者是會發光的Kidrobot——這些作品看起來似乎不值那么多錢，但它們擁有適合數字化傳播的特質，容易被習慣線上世界、特定圈層的人群所理解。當紅籌藝術采取一種更傳統的外觀時，往往會高調宣示其“純藝術”的身份，例如喬治·康多的一些類似畢加索風格的繪畫。（藝術評論家Peter Schjeldahl對康多的作品有句很經典的諷刺：“對繪畫（的技巧和風格）充滿迷戀，卻沒有任何實際用途（并不真正服務于藝術表達）。”）

所以紅籌藝術品在各種電子設備屏幕上看起來總是很棒，通常有著像豆豆娃（Beanie Babies）一樣的交易方式（注：豆豆娃是非常經典的饑餓營銷案例，被人為賦予各種稀缺性，在上世紀90年代曾掀起超級熱潮）。一個例子是前幾年也曾爆火的“無聊猿游艇俱樂部”（Bored Ape Yacht Club）和它的眾多變體，但關于這個在此就不多說了——盯著紅籌藝術看久了，我總有種好像站在微波爐前太久的感覺。

今年早些時候，我參加了一場藝術市場座談會，資深顧問Amy Cappellazzo在會上尖銳地談到算法和AI對收藏品味的影響，尤其關注那些已經是“數字原住民”的新藏家。她描述的一類人在我看來正是紅籌藝術藏家的完美畫像：這些人“高度數字化”，并且“由于長期生活在非物質世界中，所以對實體藝術品沒有太大興趣”。

Cappellazzo補充道：“物質世界對他們來說沒有那么重要，他們更在意的是體驗。”而紅籌藝術往往就具備這種實驗性的元素：你可以吃掉天價的香蕉、穿上超現實的靴子，在線上的市場中購買，在Instagram上炫耀、享受多巴胺的飆升，然后再轉手賣掉。這種流程也契合了當前的快時尚趨勢——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在Shein上買衣服，但穿了一次以后就會將其轉售。可以說，這是一種“算法化的藝術”（algorithmic art），依賴社交媒體而流行，因為所有人都認同它是流行的，你的算法也會不斷地推送，使它更流行。而當把品味交給算法時，你“失去了一些本質的自我”，Cappellazzo如此說。

我并不是提倡像19世紀的勒德分子那樣砸掉機器。事實上，我在不久前拜訪了一位知名畫家，他也正在嘗試AI和NFT技術，在從藝數十年后進行這樣激進的轉型。“這很可能是新的立體主義，”他一邊使用著AI圖形工具一邊說道。而他的新作看起來怪異、富有實驗性、又難以捉摸——這正是紅籌藝術通常缺乏的特質。

最后，回到那位駕駛Cybertruck的車主。他喜歡Alec Monopoly的展覽，在曾經遙不可及的藍籌畫廊貝浩登也能如魚得水。紅籌藝術正逐步滲透到藝術世界的上層，不再局限于邁阿密那些俗氣的衛星藝博會，而是進入了主會場。僅在過去幾年里，KAWS已經在安大略美術館、安迪·沃霍爾博物館和漢普頓的帕里什藝術博物館里展出了。

明年，這位Cybertruck駕駛者又將駛向何方？四大畫廊尚未全面進軍紅籌藝術領域。豪瑟沃斯、佩斯和高古軒都曾嘗試過一些較為安全的選項，比如喬治·康多、奈良美智和亞歷克斯·伊斯雷爾，但它們還各自依然堅守著藍籌藝術的高墻。不過可以想象，它們全面進入紅籌藝術領域也并非難事。另一邊，MoMA和惠特尼美術館等頂級博物館也一直在保持距離，然而隨著資本不斷流入紅籌藝術領域，它們能否還能繼續堅守陣地？

紅籌藝術的繼續發展可能并不依賴于傳統藝術世界。但反過來，傳統的藝術世界是否能在沒有紅籌藝術的情況下繼續發展？這可能不好說了。

文丨Annie Arm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