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趙文睿
建筑如何承載記憶、創傷和救贖？建筑師和建筑理想怎樣跨越地理、文化、族裔與階級的界限？布雷迪·科貝特（Brady Corbet）執導的電影《粗野派》（The Brutalist）以建筑為切入點，重新演繹了二戰后的移民經歷和美國夢這一經典的主題。這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影片講述了集中營幸存者、猶太裔匈牙利建筑師拉斯洛·托特（László Tóth）來到美國重建事業與人生的故事。因在電影《鋼琴家》（The Pianist）中飾演二戰期間的猶太鋼琴家而聞名的阿德里安·布羅迪（Adrien Broady）在本片中也以細膩的情感深度刻畫了另一位藝術創作者的脆弱與執著。布羅迪憑此角再次榮獲奧斯卡影帝的殊榮。影片中，在包豪斯學院開啟建筑生涯并在歐洲已享盛譽的托特，在擠上跨大西洋的航船后便只是蕓蕓難民中的一員。船只駛入紐約港時，他與所有移民一樣，沖上甲板仰望著自由女神像。和他們一樣，托特以為這將是新生，迎來的卻是更多的不確定與挫敗。溫飽不濟和流離失所在無法實現自己的美學理想前似乎不值一提。他在航行途中的一場紛爭中受傷，不得不使用海洛因止痛，也就此染上難以戒除的毒癮，只能不斷以藥物來撫平家庭和事業帶來的傷痛。他在希望與絕望間不斷掙扎，他此后的建筑作品也更是體現出對黑暗與光明、禁錮與釋放的癡迷與沉思。
《粗野派》劇照
來到美國后，托特在他表兄位于費城的一家家具店的狹小后房里安頓下來。面對店內風格保守的深色木質家具，托特直言不諱地評價其“丑陋”。他由此為家具店設計了一款辦公椅和辦公桌，這也成為了他抵達美國后的首件作品。它們以光滑流暢的金屬框架為主體，閃耀著仿佛與過去決裂的未來感。桌椅簡潔的線條、通透與輕盈的架構，對工業材質的運用和對實用性的專注，都凸顯了包豪斯標志性的美學風格。
《粗野派》中托特為范·布倫設計的書房
一次偶然的機會，托特代表家具店重新設計了實業家哈里森·范·布倫的私人書房。這位白手起家的富商起初對這種簡約而實用的現代主義風格感到不解，并對托特的大膽改動勃然大怒。然而當書房獲得外界的一致贊譽后，他在煤礦工地上找到了因被表兄趕走和解雇而流落至此的托特，并委托他設計一座宏偉的社區中心以紀念亡母。很難說范·布倫的委任是源于對托特才華的真正認可與欣賞，還是對自身虛榮心的滿足。這番曖昧與矛盾也為后來劇情的發展埋下重要的伏筆。
《粗野派》中托特設計的桌椅
馬塞爾·布勞耶設計的瓦西里椅（左）與西斯卡椅（右）
盡管托特是影片虛構的人物，他的生命軌跡卻與匈牙利裔現代主義設計及建筑師馬塞爾·布勞耶（Marcel Breuer）頗有相似之處。1937年，身為猶太人的布勞耶在納粹勢力于德國日益崛起之際移民美國，并深刻影響了戰后美國的建筑風貌。托特的桌椅設計似也是對布勞耶的致敬。布勞耶的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和西斯卡椅（Cesca Chair）被視為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家具設計之一。
布勞耶也是粗野主義建筑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一建筑流派不僅是影片標題的來源，也是托特設計的社區中心所采用的風格。粗野主義的興起與二戰后的社會與經濟背景密不可分。它象征著在廢墟之上重建，同時彰顯了工業化的復蘇。建筑師們試圖使用廉價且不加修飾的混凝土建造大型而實用的建筑。混凝土的可塑性令其能夠實現其他材料難以達到的尺寸與體量感。粗野主義的建筑通常用于公共機構和基礎設施，比如政府大樓、圖書館和學校，也在公共住宅的設計中尤為常見。該運動的另一位倡導者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947年與1952年間建造的馬賽公寓便是其代表作。它旨在提供高密度的現代化居住空間以應對戰后的住房短缺。馬賽公寓不僅是住宅樓，更嘗試打造一個完整的社群。它的內部設有幼兒園、運動場所和一系列公共設施。同樣，在英國，巴比肯屋村項目既包括居住用房，還建有學校、診所和演藝中心。這些建筑厚重、簡潔且實用。通過新材料、新形式和新理念，粗野主義試圖在戰爭的巨大苦難之后，重新定義社會空間和塑造連接社群的方式。
《粗野派》中托特設計的教堂穹頂
安藤忠雄，光之教堂，日本茨木市
托特為范·布倫設計的社區中心包含一座圖書館、劇場、體育館，以及教堂——這也是整個項目的核心。猶太裔的托特希望將這個精神空間打造成超越特定宗教信仰的公共集聚和反思場所。日光透過混凝土墻上狹窄交叉的縫隙，在昏暗的空間內形成一道“光之十字”。托特以及背井離鄉的移民們在多重世界的夾縫中求生。這微妙的光影好似他們的脆弱與韌勁，也仿佛蘊含著療愈的神性。影片中的這一視覺元素亦借鑒了安藤忠雄光之教堂的設計。
《粗野派》劇照
巨型的混凝土塊逐漸在山頂聳立。它既是一座烏托邦，又是紀念碑，冷峻地目睹著新移民們身不由己的現實。托特想通過建筑將過往的傷痛轉化并遺忘，過去卻始終難以過去。當妻子終于從歐洲來到美國與其團聚，他卻看到她已難以站立、舉步維艱，雙腿不時被劇痛折磨。與他初來之時一樣，她開啟新生也并非易事。曾主攻外交報道的她，如今只能為女性雜志撰寫關于口紅的文章。二者雖是彼此最熟悉的人，卻無法重新建立身體和情感上的聯系。與妻子同來的侄女索菲亞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在影片中卻總是沉默不語。她仿佛不知如何開啟和掌控關于自身的敘事，一時失語。
寄托了托特希望的社區中心項目也逐漸成為囚禁他的牢籠。范·布倫不斷干預托特的設計與愿景，雇傭管理人員和另一位建筑師對其進行評估和改動。在那機械般復制商場和停車場，追求低成本高效運作的美國建筑師眼中，托特戰前的資歷和抽象的美學理念毫無意義。經費的限制也成為他建筑理想的屏障。一次火車出軌事故引發的商業危機使范·布倫備受資金壓力。他隨即不顧情面將托特掃地出門，項目就此戛然而止。
《粗野派》劇照
影片的標題亦可直譯為“野蠻者”，也暗指著托特與范·布倫這二者的復雜關系。他們也許曾有惺惺相惜，卻不失對彼此的互相利用。范·布倫在資金壓力緩解后再次找到托特，想重啟社區中心的項目，正如當年他在工地上將托特重新找回一樣。他們隨即前往意大利的采石場挑選大理石。然而，那里發生的一場意外讓托特徹底心灰意冷，卻仍無法擺脫范·布倫的資助與這個項目。他變得愈發暴躁、不可理喻，甚至差點因給妻子注射過量毒品而置她于生命危險之中。
《粗野派》中托特與其妻子埃爾茲貝特
意大利裔巴西建筑師麗娜·柏·巴蒂，圣保羅藝術博物館（右）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影片最令觀者質疑的方面之一，便是落入了將建筑師塑造成“孤獨的男性天才”這一刻板印象的俗套。矛盾的是，托特想通過社區中心來重塑社群，但他創作的過程卻是極度自私與孤立的。片中的女性往往是妥協者，是他的支持者，是沉默者。而最終，與許多我們聽了千萬遍的故事無異，他需要被女性照料與拯救。粗野派建筑或許給人強烈的男性化印象，但無論是包豪斯學院還是粗野主義運動都有女性的積極推動。意大利裔的巴西建筑師麗娜·柏·巴蒂（Lina Bo Bardi）即以粗野主義的視覺語言和對社會責任的堅定承諾，創造了具有深遠影響的建筑作品。去年，另一部以建筑師為主人公的電影，由法蘭西斯·科波拉執導的《大都會》（Megalopolis）同樣塑造了一名懷抱烏托邦理想、試圖改變世界的極端自我的男性建筑師形象。他甚至向自己的伴侶坦誠自己的“殘忍、自私、無情”。在藝術界與建筑界愈發審視女性在建筑與現代主義運動中的角色之際，好萊塢或許也該意識到，建筑是一項集體性的事業與創作，天才與英雄并不總是男性。
《粗野派》結尾呈現的首屆威尼斯建筑雙年展現場、托特侄女索菲亞在典禮上講話
影片的結尾跳轉到數十年后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上對托特才華的姍姍來遲的認可。然而若如托特的侄女在頒獎典禮上所言，終點比旅程更有意義，那影片的前三個小時難道只是一場漫長而徒勞的掙扎？抑或歷史的敘事終究是幸存者的自負。如果托特的建筑終未完成，若他的作品無法如他所愿抵御時間，我們又該如何評價這番人生？導演在此留白。
粗野主義或許是評價最兩極分化的建筑風格之一。有人認為它粗鄙，有人認為它真實；有人認為它廉價，有人認為它民主；有人認為它笨重，有人認為它偉岸，更代表著堅持與承諾。這番兩極間的徘徊正是電影《粗野派》試圖向我們展現的歷程。新舊世界之間，移民在異鄉尋求身份認同；建筑師與贊助人之間，藝術理想與現實不斷交鋒與妥協。但也許，一座建筑的誕生并不如影片所描繪的那樣，僅關乎一己的執念，而是植根于對群體的關懷，以及對世界不完美的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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