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載一時

談到紫砂藝術(shù)中的幾個高峰，時大彬必定是繞不開的關(guān)鍵人物。時大彬為明代萬歷至清代順治年間人，是為后世所公認的制壺大師。明代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將時大彬歸為“大家”一流，點評語云：“前后諸家并不能及，遂于陶人標(biāo)大雅之遺，擅空群之目矣。”

乾隆年間，海寧人吳騫在其所撰《陽羨名陶錄》中又錄得周高起語：“陶肆謠云壺家妙手稱三大，蓋謂時大彬及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予為轉(zhuǎn)一語曰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少山故自匪佞。”可見，在明清兩代，大彬便已是山巔般的存在。

《陽羨名陶錄》中記錄周高起語

民國李景康、張虹合編《陽羨砂壺圖考》載：“制壺之法，大彬上兼金沙僧龔供春之特長，下垂明清兩代之極軌而桃李盈門。多臻絕詣，蔚然開陽羨壺藝之正宗。故嫡傳再傳弟子咸列大彬之后，謂之正傳。譬諸音律，陽春白雪之巧究不若黃鐘大呂之雅正耳。”

《陽羨茗壺系》中對時大彬的記錄

黃鐘大呂之音，當(dāng)為正道之音，當(dāng)為傳承之音。時大彬在紫砂藝術(shù)濫觴之時，異軍突起，是偶然也必然：

▲2021西泠秋拍

中國歷代紫砂器物暨茶文化專場

明·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

款識：大彬（底款）

出版：

1.《壺中天地》P69,壺中天地雜志社，1991年。

2.《茶與壺》P73,茶與壺雜志社，1993年。

展覽：

1.“故宮博物院三希堂展”，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院，1990年。

2.“新光三越百貨古今茗壺展”，中國臺北、臺中、臺南各新光三越百貨，1993年。

尺寸：高8.6cm 長16.6cm

RMB: 估價待詢

出版：《壺中天地》P69,壺中天地雜志社，1991年。

出版：《茶與壺》P73,茶與壺雜志社，1993年。

（1）順勢而為

明代許次紓在其《茶疏》中對包括瓷壺、銀壺及紫砂壺在內(nèi)的各種材質(zhì)器物適茶特性進行了對比，并提到了宜興壺及時大彬：“往時龔春茶壺，近日時彬所制，大為時人寶惜。蓋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無土氣耳。”

時大彬所處之年代，正經(jīng)歷飲茶方式深刻變革的時期，延續(xù)了數(shù)百年的點茶及煎茶方式在明代已漸漸勢微，取而代之的散茶沖泡法對茶具的大小、材質(zhì)及外觀要求更高。時大彬順應(yīng)了這個趨勢，在“游婁東”后“乃作小壺”，卻馬上使觀者達到了“生人閑遠之思”的境界。

（2）開宗立派

時大彬在紫砂制作技藝尚不構(gòu)成體系且鮮少傳承的情況下，開宗立派式的推動了紫砂門類的發(fā)展。顧景舟先生曾經(jīng)常說：“自時大彬開始，制作紫砂陶的一整套傳統(tǒng)技法，已大體上建立，并傳承給以后的各代藝人，這應(yīng)是時大彬最大的功績。”

明代周容在《宜興瓷壺記》中寫道:“以寺僧始,止削竹如刃,刳(從中破開再挖空)山土為之。供春更斫(用刀斧砍削)木爲(wèi)模。時悟其法,則又棄模。而所謂削竹如刃者器類增至今日,不啻數(shù)十事…良工雖巧,不能徒手而就,必先器具修后制度精。瓷壺以大彬傳,幾使旊(捏制粘土成器)人折指。”

時大彬在領(lǐng)悟了金沙寺僧及供春的制壺技法后，完全摒棄了“掏挖”和“借模”的方式，確立了鑲身桶、拍身桶、推墻刮底等時至今日仍被沿用的傳統(tǒng)技法，可以說是宜興紫砂數(shù)百年發(fā)展的奠定者和真正發(fā)源者。憑空而起的整套技術(shù)體系，并被后世一直沿用，稱時大彬為天才，絲毫不為過。

左：本次拍賣之“明·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內(nèi)部推墻刮底痕跡

右：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內(nèi)部推墻刮底痕跡（此壺現(xiàn)藏于無錫文管會）

（3）適時破圈

廣泛的與文人交游，也是大彬跳脫出傳統(tǒng)制壺匠人范疇，成為一代宗師的重要因素。其得以聞“陳眉公（陳繼儒）與瑯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小壺。”陳繼儒為明代大儒，能與他們結(jié)交并將他們的意見體現(xiàn)在自己的作品之上，無疑為自己作品賦予了更多的文人色彩，達到了“破圈”式的效果。目前，在舊金山亞洲美術(shù)博物館仍藏有時大彬為陳繼儒所制白泥瓜棱壺一持，壺底款：“品外居士清賞，己酉重九大彬。”而諸多傳世與出土器物也表明了，即便在明代，時大彬制器也已經(jīng)成為了文人雅士競相爭求的高雅之品。如盧維禎墓出土之“時大彬制款鼎足蓋圓壺”，其主人盧維禎為萬歷年間戶部、工部二部侍郎。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其主人為明代名士華察之孫。連明代《陽羨茗壺系》的作者周高起都無奈地說到：“供春大彬諸名壺，價高不易辦，予但別其真而旁搜殘缺于好事家，用自怡悅，詩以解嘲。”

《陽羨茗壺系》作者周高起對得大彬壺不易之記錄

（二）宮中艷說大彬壺

在清代，就有“宮中艷說大彬壺，海外競求鳴遠碟”一說，可見時大彬與陳鳴遠作品珍貴程度之一斑。陳鳴遠作品工藝精絕，技法高超，《陽羨名陶錄》載：“鳴遠一技之能，間世特出。自百余年來，諸家傳器日少，故其名尤噪。” 然清初名士汪文柏《陶器行贈陳鳴遠》詩云：“荊溪陶器古所無，問誰作者時與徐（時大彬、徐友泉）。泥沙入手經(jīng)摶埴，光色便與尋常殊。后來眾工摹仿皆雷同。陳生一出發(fā)巧思，遠與二子相爭雄。茶具方圓新制作，石泉槐火鏖松風(fēng)。”可以看出，與陳鳴遠為至交的汪文柏，稱陳鳴遠可與時大彬及其徒弟徐友泉相爭雄，而其他眾匠均力有不逮。

舊金山亞洲美術(shù)博物館藏“時大彬為陳繼儒所制白泥瓜棱壺”

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

華師伊為明代名士華察之孫。

盧維禎墓出土之“時大彬制款鼎足蓋圓壺”

盧維禎為萬歷年間戶部、工部二部侍郎。

故宮博物院藏“時大彬制紫砂胎雕漆方壺”

從目前傳器看，鳴遠制器與大彬制器還是有極大的風(fēng)格差異的。如果把鳴遠壺比作窈窕的淑女，那么大彬壺就是陽剛的勇士。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云：“凡所制壺不務(wù)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時大彬高徒徐友泉曾言：“吾之精，終不及時之粗。”這里的“粗”指的便是終歸于簡練與磅礴大氣的審美。

從目前公認的傳器看，大彬光素器、筋囊器皆可信手拈來，皆式度凝練、氣韻內(nèi)斂，似一柄重劍，雖無劍鋒，但所到處充滿雄厚之劍氣，令人望而生畏。正如顧紹培大師所言：“大彬的制壺風(fēng)格，不求妍媚悅目，而追雄闊氣韻，看似稚拙，實為超凡脫俗。明代后期，中國的茶飲風(fēng)格為之一變，封建士大夫階層大多追求淡雅不凡的韻致，茶與文化的結(jié)合發(fā)展到極致。”

《紫韻雅玩》P25，臺北天地方圓雜志社，2008年。

《囊中有物·砂趣妙造——立行堂珍藏明清紫砂·上》P32，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21年。

《紫韻雅玩》出版“大彬仿古款紫砂壺”一持，容量碩大，氣勢雄偉，具有典型的明代風(fēng)韻。在其厚重的包漿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胎骨摻以黃色砂粒的質(zhì)感之美。同樣的泥料質(zhì)感也表現(xiàn)在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南京博物院藏“天香閣大彬提梁壺”、臺北立行堂藏“西園清玩大彬款腰圓提梁壺”、臺北立行堂藏“大彬款梅花壺”以及本次拍賣呈現(xiàn)之“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不論從蓋內(nèi)氣孔的處理、壺蓋邊緣的修飾以及壺底部落款刻字的方式，均與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有相似之處，甚至有所超越。而壺身肩部的折角又與北京故宮所藏“時大彬款紫泥雕漆四方壺”一致，壺把的曲度與飽滿度又與盧維禎墓出土之“時大彬制款鼎足蓋圓壺”相類，可謂是時大彬工藝技法的集中呈現(xiàn)。

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與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蓋內(nèi)結(jié)構(gòu)比較

時大彬制紫泥平肩素身壺與華師伊墓出土之大彬款柿蒂文三足壺底款比較

此壺曾于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展出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為“故宮博物院三希堂展”原件。后又展出于“新光三越百貨古今茗壺展”，附多次出版，可謂傳承有序之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