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上海西岸美術館的首個建筑大展“巴黎建筑 （1948-2020）：城市進程的見證”開幕，展覽聚焦于一代國際建筑師對現代城市圖景的構想與實踐，以十個篇章呈現法國蓬皮杜中心的建筑類館藏，以近百個案列追溯巴黎過去七十年的建城史，其中包括蓬皮杜中心本身的建筑模型，以及由弗蘭克·蓋里所設計的美國中心（現法國電影資料館）模型等。

此次特展是西岸美術館與蓬皮杜藝術中心五年展陳合作項目的一部分，上海與巴黎在城市歷史文脈、地緣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通，在為期三個多月的展期中，西岸美術館希望能呼應本土的城市建設與建筑革新，激發關于歷史文化社區和建筑保護、工業遺存活化、城市更新的規劃等議題的討論。

走入西岸美術館二樓的展廳3，澎湃新聞記者首先看到一排建筑照片，這組攝于20世紀60年代的作品記錄了當時巴黎的城市景象，也引出了這場展覽的主題，即“作為收藏的建筑”。展覽中的作品來自法國蓬皮杜藝術中心的建筑類館藏，策展人、蓬皮杜藝術中心建筑設計部門博物館研究員奧利維耶·桑卡爾布爾（Olivier Cinqualbre）在其策展文章中寫道，建筑從蓬皮杜建立之初，便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蓬皮杜的建筑類收藏始于1992年，其中一些手稿和模型所反映的主題在收藏之初并未被認為是重要的，因此，這些收藏讓我們得以看到巴黎建筑的變革。

展廳現場，西岸美術館供圖

展廳現場，序章的建筑照片系列

此次展陳設計中，展廳被設計得像是一個復雜的迷宮，在交錯而開放的空間中，過去70多年的巴黎建筑像是經歷了一場時空折疊，同時而密集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展覽“巴黎建筑”描摹了二戰結束后新一代建筑師們所構想的現代城市圖景，追溯了這片不斷擴張繼而成為大巴黎的區域之演變。展覽中的75個項目在此構成了一部集錦，代表著巴黎城市規劃的不同時期。

展廳現場，西岸美術館供圖

展廳現場

二戰后的重建

與一些法國城市不同，巴黎在二戰期間幾乎沒有受到破壞：巴黎的古跡本可能遭到損毀，但是最終得以幸免；然而，鄰近城鎮的工業區則難逃盟軍的轟炸。因此，在戰爭結束時，法國首都面臨的是全國性的重建、工業設施的百廢待興，以及住房和技術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

 讓·穆蘭中心俱樂部

在展覽的第一部分“戰爭的終結，重建的開始”中，一系列建筑項目的照片展現了戰后巴黎的恢復力，這種恢復力似乎更多以平和、而非激進的形式流露出來。澎湃新聞記者了解到，展覽標題中的“1948”來自整個展覽中年份最早的項目，由建筑師安德烈·布呂耶爾在1948 年設計的讓·穆蘭中心俱樂部（Clubhouse of the Jean Moulin Centre）。布呂耶爾參與過二戰時反對納粹德國對法國的占領而組織起來的抵抗運動（the Risistance），因此受邀設計這所創傷康復中心。

當首都巴黎面對諸多亟待解決的城市問題時，郊區成為現代建筑師僅有的園地：他們在那里進行為數不多的建筑實驗。由建筑師讓·普魯維設計的無憂城中的14套獨戶住宅（Fourteen single-family homes in the Cité Sans-Souci）是另一個位于郊區的重建實驗。讓·普魯維的設想是“為一代人建造臨時的家園”，而事實上，這些金屬框架房屋至今仍屹立不倒。

無憂城中的14套獨戶住宅

進入展覽的第二章“新一代的現代建筑師”，建筑師們以各自的語言展開了戰后的現代創新。例如，喬治-亨利·平谷松為二戰期間被驅逐的22萬法國公民建造了一座紀念碑式的建筑，以含蓄內斂的方式引發人的內省。愛德華·阿爾貝的克魯勒巴爾博大樓是“巴黎第一座摩天大樓”，這座低調的先鋒建筑讓高度成為戰后巴黎城市更新的驅動力之一。巴黎奧利機場則代表了另一種現代的宏大，這是歐洲第一座現代航站樓，建筑師亨利·維卡里奧建造了一個帶有大型遮陽棚的長樓，首次在機場建筑中采用了行李自動分揀輸送系統，并安裝了自動扶梯和人行道。

克魯勒巴爾博大樓

在戰后的巴黎，社會住房問題是迫切的熱點。人口增長和人口結構的變化——即工人群體讓位于中產階級和管理層——驅使巴黎周邊的城鎮吸收了相應的人口遷移。展覽的第三部分“大型建筑群”展現了建筑師們應對密集的人口而展開的大膽探索：愛德華·門克斯的索納克特拉單身移民之家呈現為兩座圓形結構的大樓；讓·勒諾迪在塞納河畔進行中心城區改造，將綠色梯田嵌入星型的建筑中，在容納大量居民的同時，試圖兼顧人們的居住質量。

塞納河畔中心城區改造項目模型

追求“不朽”的野心

蓬皮杜藝術中心得名于法國總統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69年，為紀念帶領法國于二戰時擊退希特勒的戴高樂總統，喬治·蓬皮杜倡議興建一座現代藝術館，由此展開一場國際競賽，最終，由倫佐·皮亞諾和理查德·羅杰斯為首的意大利-英國建筑師團隊獲勝。他們在設計中大膽地擁抱現代性，將美術館設計得如同一部機器，管道裸露在外，并以鮮艷的顏色加以區分。1974年，喬治·蓬皮杜逝世，為了紀念他，這座建筑在完工后便以他的名字命名。

蓬皮杜中心模型

在展覽中，能夠看到蓬皮杜藝術中心的模型，和它初次亮相時引發的激烈討論相比，模型在展覽中的呈現顯得低調許多。而在喬治·蓬皮杜之后，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提議建設科學城，德斯坦的繼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又為巴黎郊區的拉維萊特貢獻了一座大型公園。

伯納德·屈米，拉維萊特公園，巴黎，1982－1998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建筑師伯納德·屈米獲得了這一項目的委托，在展覽中，一張照片展示了屈米的構想：他在公園各處隨機創作。基于對立方體的變形，他創作出許多名為“游樂場”的紅色小亭子，用以舉辦各種活動。

事實上，法國經濟和財政部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任期內的第一個工程。在建筑、城市、類型、政治、管理、經濟和財政等層面上，這一工程都極具挑戰性。這一項目旨在把經濟和財政部原址所在的區域完全貢獻給盧浮宮博物館。位于貝爾西的財政部新建筑規模巨大，建筑師必須在創作中融入象征性的力量，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座建筑在城市中的位置。保羅·舍梅托夫和博爾哈·維多夫羅贏得了1982年舉辦的項目競賽。不僅在時間范圍內，而且還使用了遠低于同級別項目的預算，兩位建筑師就讓整個工地脫胎換骨。在這個占地22萬平方米的項目中，建筑師回應了一座政府機關建筑的方案要求：簡樸，但秉軸持鈞、歷久彌堅。

約翰·奧托·馮·斯普雷克爾森、保羅·安德魯以及彼得·賴斯，拉德芳斯大拱門，皮托，1982－1989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如果說財政部是在為不朽建筑騰出空間，那么弗朗索瓦·密特朗任期之內的另一項大工程，拉德芳斯大拱門自身就在追求成為不朽。杜伊勒里宮、香榭麗舍大街和凱旋門構成了巴黎的歷史軸線，而拉德芳斯大拱門則是這條軸線向西的延伸，建筑在幾何方面的精妙之處，顯然體現在它鏤空的中心。

國際建筑師在巴黎

在展覽“巴黎建筑”中，能夠看到十位普利茲克獎得主的作品，其中，除了讓·努維爾（Jean Nouvel）、克里斯蒂安·德·波特贊姆巴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等法國本土建筑師外，還有不少來自其他國家的身影，例如來自日本的安藤忠雄、妹島和世及西澤立衛（SANAA建筑事務所），荷蘭人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意大利人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以及美國人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等。除了這些普利茲克獎得主，出生于瑞士的伯納德·屈米（Bernard Tschumi）以及中國知名建筑師馬巖松等都在巴黎城區留下了自己的作品。這些世界各地的建筑師將各自的建筑語言通巴黎城市相融合，另一方面，巴黎本身也是一座具有包容性和多樣性的國際城市。

讓·努維爾，巴黎愛樂音樂廳，巴黎，2006－2015年；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國國家現代藝術博物館－工業設計中心

在展覽中，弗蘭克·蓋里設計的美國中心模型在大量的建筑照片之間顯得尤為矚目。這座建筑展現了蓋里標志性的建筑語言：各個建筑部分都沐浴在自然光里；立體主義風格的陽臺、樓梯和人行道活躍了整個建筑的氣氛，建筑外部的石材覆層則增強了建筑結構的雕塑性。不過，這座大而昂貴的場館在開業僅18個月后就被迫停業。2005年，場館在法國電影資料館的贊助下得以重新開放。

弗蘭克·蓋里 美國文化中心 模型 展覽現場

UNIC社會保障住宅項目是馬巖松所帶領的MAD建筑事務所在歐洲建造的首個項目，融合技術和自然，作品結合了西方和亞洲文化的各個方面，創造了流動的有機形式，體現了馬巖松“山水城市”的理念，將森林和河流等自然界的主題注入到城市世界。UNIC社會保障住宅項目是該公司在歐洲建造的第一個項目。

在策展文章中，桑卡爾布爾指出，蓬皮杜的建筑類收藏顯然不限于對法國本土建筑師的關注，“如果法國建筑師出現在收藏中，也是因為他們的國際性，而非他們的（法國）公民身份。”與此同時，無論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柯布西耶在法國的實踐，還是密特朗任總統期間的國際競賽，法國，尤其是巴黎，一直是外國建筑師的實踐之地。

展覽現場

上海與巴黎在城市歷史文脈、地緣文化等方面息息相通，從過去到今天，上海的建筑也和巴黎一樣，一直經歷著國際化的塑造。而在當下的城市進程中，上海能夠從巴黎的城市規劃與建筑設計中汲取怎樣的經驗，或許將是這個展覽在上海需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