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交—李叔同和身邊的文化名人專題
日期：2021-07-01 10:16:12 來源：中貿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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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這曲《送別》雋永婉約、真摯深沉，傳唱甚廣，其作者是半世文人半世僧的弘一法師李叔同。1914年，社會動蕩加俱，李叔同的結拜兄弟許幻園，因事決定北上去找袁世凱，在離別之時，李叔同百感交集以此歌送摯友。許幻園是李叔同初到上海結識的好友，他們因加入以切磋詩詞文章為主的新派學術團體“城南詩社”而結義金蘭，隨后和海派書畫大家任伯年等在上海文化街福州路楊柳樓臺舊址組織成立了“海上書畫公會”；他也有過一段出入于燈紅酒綠、寄情于粉塵十丈的生活，好在這段生活并不長，考入上海著名的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后，和黃炎培、邵力子、謝無量等同學一起師從蔡元培；不止步于創辦《音樂小雜志》，又與留日學友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話劇團體“春柳社”；1912年秋季后，應好友經亨頤之聘，赴杭州任浙江省立兩級師范學校（后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圖畫、音樂教師。他的前半生參與了諸多社會團體活動，再加上豐富的求學與教學經歷，身邊包括社友師生、同窗同事等等，不乏文人學者，政治精英，藝壇翹楚。所以梳理弘一法師與其他文人的交往史，這對研究弘一法師的生平和藝術都有巨大的價值。值此推出李叔同和身邊的文化名人專題，以紀念這位近代高僧。李叔同在20歲的時候，搬到上海許幻園家“城南草堂”，與袁希濂、許幻園、蔡小香、張小樓結金蘭之誼，號稱“天涯五友”，極具紈绔之風。其后，他與畫家任伯年設立“上海書畫公會”。說明：上款人為奉化方鼎祺之子方濟川。此拍品用紙有“松聲琴韻廬用牋”印款，為方濟川專用箋。李叔同與馬一浮的初識是在1902至1903年之間。此時自而馬一浮亦在上海游學。后來二人同在杭州居住，交往愈加密但在佛學方面，他一直把馬一浮視作良師。佛學之外，書法和古琴也是他們的共同愛好。出版：《孔子學說研究論著——人天書》前頁插圖，翁中和著述，1941年出版。（注：作品插圖為家屬翻印時加入）說明：羅復堪題引首。羅復堪（1873-1954），廣東順德人。康有為弟子，善書法，尤以章草馳譽于世。李叔同在少年時代，曾是康梁維新運動的同情者、支持者。據李子青編著《弘一法師年譜與遺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李叔同只有十九歲，是年清光緒帝采納康梁維新主張，下詔定國是。大師亦以老大中華非變法無以自存，贊同康梁主張。八月，戊戌政變宣告失敗后，康梁亡命國外。京津之士，有傳李叔同為康梁同黨者，遂攜眷奉母，避禍上海。”李叔同到上海后，加入城南文社，所作詩賦一時為南社之冠。當時李叔同曾自刻一印章云：“南海康君是吾師”，從中可見李叔同維新之思想。1912年，李叔同等人在上海共同發起成立文美會，時有報道：“李梅庵、吳昌碩亦以客員資格，來襄盛舉。”可以將此視為李叔同與吳昌碩來往的最早可能。后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任教之時，亦加入了西泠印社，并常常參與社中的活動。曹云鵬在《弘一大師出家前后秩事》中引用寬愿法師的敘述，其中提到弘一法師和寬愿法師一同前往吳昌碩家中，參禪敘話，并在臨走之時，吳昌碩贈予了弘一法師印章之事，可證二人交誼。出版：《吳昌碩書畫選》圖5，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1942年5月，63歲的弘一法師回泉州百源寺，后居溫陵養老院。郭沫若馳書請求法書。法師為其寫《寒山詩》云：“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贈之。落款：“沫若居士澄覽”。此《寒山詩》由李遠芳的信中附奉“沫若居士書”代為轉呈。郭沫若收件后復信李遠芳，內稱弘一法師為“澄覽大師”，并謂“澄覽大師言甚是”。鼎堂與弘一，一位是由于種種原因而走上了世俗眼光中的消極人生之路具有“出世精神”的全能藝術家，后來成為了宗教界代表的李叔同；一位是始終熱情投身于火熱的斗爭生活，在世紀的政治與文藝風云中參與進取，具有“入世精神”的文藝界泰斗，畢生積極奮斗的郭沫若。作為全能的通才型人物，他們各有著自己的學術與藝術造詣，各有著自己的絢爛與平淡。二者之間的翰墨姻緣，雖在禮儀上表現出彼此相惜，實則未曾同調，但這并不影響兩位近現代文藝界巨子在歷史上的丹青交往為后人留下的佳話。2.上款人為冒廣生（1873-1959），字鶴亭，號疚齋，江蘇如皋人，因出生于廣州而得名，我國近代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冒氏為如皋大族，書香門第，冒辟疆是他的祖輩。1889年（光緒十五年）他歷縣、州、院三試皆列第一，1894（光緒二十年）年被錄取為舉人，擔任刑部及農工部郎中，民國歷任農商部全國經濟調查會會長、江浙等地海關監督；抗戰勝利后任中山大學教授、南京國史館纂修；新中國成立后，陳毅市長特地聘任他為上海市文管會特約顧問。章士釗和李叔同曾為同一個女人傾心，她就是李蘋香。李蘋香自幼天資聰慧，有志于詩詞文章，深得當地名宿贊許。其先祖本為徽州望族，父輩家道中落，母挈之居鴛湖，遂為嘉興人。十九世紀末，與母親去上海觀洋人賽馬會，因經濟困擾被騙在蘇州當了妓女。章士釗為身世不幸的她寫下傳記《李蘋香》，李叔同為此傳記作序。
章士釗(1881-1973)行書張建封《閑居寄薛華》1925年左右在去上海之前，方介堪曾去拜謁一大師，得到大師的鼓勵。臨走時大師贈送方介堪斗筆一枝。此事在李芳遠《復方介堪信》中提及：“惠示題音公殘經詩，古逸可喜，并知與公有雅故，得贈斗筆事，此勝事可傳也。”此筆和信札現存方介堪紀念館。出版：《學而不厭》第128頁，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年。1915年起，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今南京大學）音樂、圖畫教師。呂鳳子同在南高師任國畫教師，他曾這樣評價李叔同：“嚴格地說起來，中國傳統繪畫改良運動的首倡者，應推李叔同為第一人。根據現有的很多資料看，李先生應是民國以來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繪畫思想引介于我國，進而啟發了我國傳統繪畫需要改良的思潮。”陳師曾與李叔同同為留日學生，又都是美術專業。回國后，一人在南一人在北，都在高校中講授美術。李叔同在上海主持《太平洋畫報》的美術時，陳為特約專欄作者。據不完全統計，《太平洋畫報》文藝副刊，僅在民國元年四、五兩個月里，就連續發表了陳10數幅作品，每畫所占篇幅都較大，多數放在該版中央部位，十分醒目。陳師曾于民國元年5月由北京抵上海，該報進行了報導，并于5月8日刊出陳師曾大幅半身照片，題曰“朽道人像”。由此可見，李叔同、柳亞子等南社同人對陳師曾是很為看重的。李叔同出家為僧后，姜丹書、豐子愷、吳夢非等仍與陳師曾有聯系。他們創辦的《美育》雜志，就特約陳師曾題簽封面。葉恭綽是著名的文獻學家、書法家、詩詞家，也是佛教大護法。他曾有《僧伽六度經》題記:“民國乙亥，從子公超自英倫博物院攝影，弘一律學大師依以寫布，選庵葉恭綽題。”《弘一法師年譜》載，“大師自為記云：‘此經為敦煌寫本，今存英倫博物館。范成法師獲得影印，將刊石置于南通州狼山僧伽大圣道場，屬為書寫。余以暗短，末由辯其文字，后之賢者，幸審訂焉。丙子勝音書并志。”出版：《總統府展覽研究》2009年第1期，第21頁，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編。說明：此聯曾展覽于臺北歷史博物館，原藏家購于中國嘉德2007年秋季拍賣會。李叔同1912年到浙江師范學校任教，教授音樂、美術課程，夏丏尊教國文，兩人共事歷時七年。在學校，他們都對學生實行感化教育，深受學生尊重。他們都愛好詩詞書畫篆刻，時相唱和過招，樂此不疲。因受學校周邊西湖佛教環境氛圍影響，他們也都對佛學頗感興趣。弘一出家后，對夏丏尊十分感謝，認為正是由于夏丏尊的因緣，使他得以尋求到心靈的寄托。夏丏尊對此卻頗為不安，特地在故鄉上虞白馬湖畔修建庵居“晚晴山房”，供弘一居住，希望能減輕弘一長年云游四方的辛勞。兩人始終保持著坦誠的君子友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之洞奏請在南京建立“三江師范學堂”，其是仿照日本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模式建立的一所新式高等師范學堂。1905年，“三江師范學堂”改名為“兩江優級師范學堂”，由晚清著名學者、書畫家、教育家李瑞清任監督。李瑞清主政期間，“兩江師范”正式設立圖畫手工科，培養的兩屆69名畢業生為中國美術教育事業起到了重要的拓荒與奠基的作用，其中著名美術教育家和畫家呂鳳子、汪采白、姜丹書和吳溉亭都是李叔同在南高師做教習時的同事。李瑞清還經常參加吳昌碩、李叔同等組織的書畫組織和活動，很快便融入了“海派”書畫圈。說明：上款人“孝侯”即于學忠(1890-1964)，字孝侯，山東蓬萊縣于家莊人，抗日愛國將領，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東北軍第一軍軍長，甘肅省主席等職。抗戰中參加淞滬會戰、臺兒莊會戰、武漢保衛戰等，立下赫赫功勛。1936年參與西安事變，1949年后任民革中央委員等職。謝無量早年常參加革命活動，做過《京報》臺柱子(主筆)，曾在國父孫中山手下當過參議長，也曾在黃埔做過教習。早年謝無量做過很多報紙，后來為中華書局編書(中華書局的分量自然不必多說，大概可以概括為中華書局出品，必屬精品)，后來孫中山還慕名寫信拜訪，詢問其對《建國方略》的意見。孫中山去世后，潛心改志，從事教育與學術，以學者身份終其生。謝無量先生書法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他與魯訊是同種類型的“書家”他們的書法好象是不講求法，許多學書人不約而同地將“謝書”作為了直接取法的對象，其書作但將他的書作同處處講究法、筆筆講究來歷的沈尹默、鄧散木的作品掛于一處時，一眼看不出看其所宗，反復體味中便發現他同時繼承了晉帖的氣韻生動和南北朝碑刻書法的質樸自然，同時也受了些沈曾植書法的影響。謝無量的字，已經由絢爛歸干平淡；它看上夫稚拙。實則博大精深，背后有一般人不易企及的學養支撐著，無一字毫宕一筆險懌，出以閑逸又骨健神清、氣宇軒昂。值得一提的是，作品有抗日愛國將領于學忠上款，彌足珍貴也。謝無量1901年與李叔同、黃炎培等同入南洋公學。清末任成都存古學堂監督。民國初期在孫中山大本營任孫中山先生秘書長、參議長、黃埔軍校教官等職。之后從事教育和著述，任國內多所大學教授。建國后，歷任川西博物館館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于右任(1879-1964)臺北集慶宮草書楹聯原件展覽：“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展，（上海）復旦大學于右任館，2014年9月。出版：《高山仰止旦復旦兮—一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展作品集》第47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說明：弘一法師不僅早年與于右任是南洋公學的同學，后來還一起加入過南社，并一同在春暉中學執教。此件書作為刻于臺北石碇集慶宮廟的正殿對聯之原作，于右任先生一生為寺廟題寫對聯之刻碑有限，而書作常因寺方或匠人之失察而毀，現存世者更稀若麟趾。已知存世的有臺北龍山寺正殿對聯“菩提為樹般若為航象教導人為善，梵宇自莊源流自古龍山得地自高”（見《草書·美髯·于右任》頁135，林銓居著，雄師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及臺北行天宮正殿“行義著前徽猶有靈光垂海外，天威昭上界共欽至德在人間”（見《行天宮臺北本宮楹聯碑畫賞析》頁108，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基金會2000年出版）等。此件作品為吉慶宮1960年擴建時，敦請時任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先生為其題聯，因集慶宮供奉唐朝“安史之亂”時期的名臣張巡，即正氣歌中之“張睢陽齒”，于右任先生感念其為一代忠烈，特為題“保育萬方蒼生戴德，儀行一代青史留芳”，并刻成正殿楹聯。此作流傳有緒，殊為難得。
1908年，張宗祥在浙江兩級師范學校任教，與校長經亨頤趣味相投，同喜金石書畫。并參與了李叔同金石學社“樂石社”的創作活動。1926年弘一大師赴廬山在上海停留時，曾應邀在世界佛教居士林開示《在家律要》，當時王一亭為副林長（1927年任林長）。王一亭亦與弘一法師有書畫上的合作，如陸丹林曾在《悼弘一法師》一文中，提到弘一法師在陸丹林四十歲生日時寫了一幅大佛字送他，“佛字寫在上半截，下半截是留空的”，后來“就請王一亭先生補了一個佛像在空白的紙上……”說明：此幅作品為新加坡“可而樓“主人木化先生舊藏。木化，1936年生。1955年畢業于南洋美術專科學校。與劉海粟友善，所藏劉海粟精品頗多。在1981年香港《新晚報》的一篇文章中，劉海粟回憶起自己與李叔同的交往：“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來，許多當上高官的舊相識熱情招待他住豪華的房子，他都拒絕了，情愿住在一間小小的關帝廟。我去看他，赤著腳穿雙草鞋，房中只有一張板床。我心里難過得哭了；他卻雙目低垂，臉容肅穆。我求他一張字，他只寫了‘南無阿彌陀佛’……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個人——蘇曼殊只是聰明而已。李叔同畫畫、書法、音樂、詩詞樣樣高明，我卻比他少了一樣——演戲！”1939年，已遷居新加坡的廣洽法師為祝弘一大師六十壽辰，特請正在新加坡舉辦畫展助賑的徐悲鴻為大師造像。徐悲鴻欣然接受，畫了一幅弘一大師的油畫肖像——這就是經常被收入各種弘一大師紀念集中的那幅畫了。徐悲鴻本人顯然對這幅畫也很重視，1947年，他又為此畫親筆補寫了題記一則，表達了他對弘一大師的景仰之情。題記全文如下：“早歲識陳君師曾聞知今弘一大師為人，心竊慕之。顧我之所以慕師者，正從師今日視若敝屣之書之畫也。悲鴻不佞，直至今日尚沉緬于色相之中不能自拔，于五六年前且懇知友丐師書法，鈍根之人日以惑溺，愧于師書中啟示未能領悟。民國二十八年夏，廣洽法師以紀念弘一師誕辰，囑為造象，欣然從命。就吾所能，竭吾駑鈍，于師不知不覺之中，以答師之惟一因緣，良自慶幸；所愧即此自度微末之藝，尚未能以全力詣其極也。”出版：《藝術品》第58頁，榮寶齋出版社，2013年。2.本幅畫面見墨竹粗干茁壯矗立，幼枝嫩葉高低有序地散伸而出，呈節節攀升向上，有沖破畫中天地局限之勢，既具“竹報平安”之吉兆，又寓君子節操之守正不阿。竹直貫畫幅，具有頂天立地之氣勢。每段竹節間留有小隙，填以重墨線補白，以區分上下節，表現出竹之強度與力度。竹葉或仰或俯，施墨或深或淺，似于清風吹佛下重疊交錯，相互映襯，形態變化多端。畫法上，竹竿采取了西方素描的手法來表現，以扁筆刷出，兩邊濃，中間淡，表現出渾圓的立體感，如同規則的圓柱體，節與節連接處僅用一條濃墨線畫出，墨線周圍有留白，使體積感更加明顯。竹葉則以傳統法為之，以寫意筆法粗率寫出，墨色濃淡相宜，層次豐富，繽紛的竹葉具有剪影般的效果，與竹竿的粗壯形成對比。徐悲鴻的作品始終蘊以中國文化的深厚內涵，以中國特有的情趣動人心弦。此作作于1943年中秋之際，抗日戰爭仍在進行，戰火繼續彌漫，徐悲鴻畫竹，一方面是表達對于國家危亡時內心的不屈信念，一方面也是對于世事平安的渴望。豐子愷的一生可以說不論是與在家的李叔同，或是出家后的弘一法師都息息相關，作為弘一大師最出名的學生，豐子愷的藝術成就超乎凡響。豐子愷16歲時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在那里遇見了自己一生的恩師李叔同先生。在當時還有時任校長的經亨頤，和夏丏尊等老師。李叔同對年輕的豐子愷照顧有加，悉心指導，并且鼓勵他走上藝術的道路。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將自己不用的俗物贈送給豐子愷等學生。1927年，弘一法師回到上海，在豐子愷處暫住了一個月，并于1927年，豐子愷的農歷生日，在“緣緣堂”中正式為豐子愷三皈依，豐子愷成為了居士，并在這之后與弘一大師共同編繪《護生畫集》。1942年10月，當豐子愷收到弘一法師圓寂的消息之后，沉默悲傷，而后發愿為弘一法師畫像一百幅。豐子愷一生侍奉弘一法師時間跨度最長，長時間的相處，已經使得豐子愷的人格、品行乃至藝術不斷受到熏染，最終成就了一位成績卓越的藝術家和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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