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印璽起源甚早流傳深遠，印璽依內容功能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具有身份與征信功能，如帝后寶璽、百官印信或衙門關防、私人姓名與字號、齋館堂號、室名、館名、特殊字義或特殊用途等等；另一種不具征信功能，有各種圖文、押款吉語、格言詩詞等等是謂閑章[1]。一般玉印制作常見有素身及紐印兩種，紐印集合圓雕動物和文字之美，圓雕、文字、歷史價值與使用人士各大因素加進來使得印章的價值高過其他玉器類別。印章之尺寸與紐身造型都可以反映出用戶的身份，大尺寸之龍紐均為宮廷使用的寶璽，非常罕見，市面一旦出現均為眾方關注的焦點[2, 3]。玉冰山館藏玉中本季春拍有一件罕見的蹲龍方璽(圖一)，印文”隆福徽音”，該印規矩方正厚實，以龍為鈕，神態機敏，形象威嚴。印文為篆書“隆福徽音”，以實心鉆配合砣具雕琢，結字古雅雋永，琢制技藝高超。“徽音”最早見于《詩·大雅·思齊》，鄭玄注：徽，既是美也。“音”則是“令聞”，合在一起就是“令聞美譽”，其有“歌功頌德”的意味。

圖一 玉冰山館藏玉 lot358

白玉蹲龍“隆福徽音”款方璽.明代風格

此件藏品金石學家羅隨祖先生對其進行過考證，專門撰寫了《白玉蹲龍鈕“隆福徽音”印》一文對其說明：“徽音”在當時還有贊揚“母儀”美德之意，《詩·大雅·思齊》的原文是：“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即是頌揚周文王及其母太任、妻太姒的頌歌。漢蔡邕《太傅胡公夫人靈表》中有:“至德修于幾微，徽音暢于神明。”其印文為恭頌帝王皇后之美譽，并祝福德昌隆。元代虞集在 《張忠獻公神道碑》：“隆福有宮，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旨。相臣進賢，虛左待之。……”見于《道園學古錄》，這是將“隆福”與“徽音”相對仗的駢文。將“隆福”與“徽音”駢文相對仗起來，為此章印文提供了出處。

羅隨祖先生在文章中對印璽風格也做了辨析：明代的帝王璽印與清區別之一就是多做蹲龍鈕，這是明代繼元朝以后，典型的鈕制形式。而清尤其雍正、乾隆以來，改“交龍鈕”為常例。文中講述“目前所見明代帝王印存世極少，相比較于曾經鈐蓋在內府所藏書畫、圖書上的印章，大多已無可覓其蹤影。即使目前故宮所藏的數方明代帝后印，也都是石質、體量偏小，同時還有焚燒過的痕跡。究其原因，這些大多是南明新刻而敗陣降亡俘虜所得，有的更出于兵燹焚余，并不是明廷皇宮平時所用。”也足以說明明代帝后璽印的彌足珍貴。

現存的明代或明以前龍紐印相當稀少，國外大型拍賣可能還能見到一些蹤跡(圖二-圖四)[2, 3]。清宮舊藏有不少清初制作的寶璽相信可能是由明代寶璽改制而成[1]，其龍身帶有明代或元代風格(圖五, 圖六)，我們很幸運的還能從各代御賜西藏密宗佛教的宗教印上比對窺得當時的紐印風格(圖七-圖十) [4, 5]。

圖二 蘇富比2021拍品 明洪熙永樂仁孝文皇后蹲龍方璽[2]

圖三 蘇富比2017拍品 元弘闡佛宗蹲龍方璽[2]

圖四 佳士得2013拍品 元押蹲龍方璽[3]

圖五 清宮舊藏 天子信寶交龍方璽[1]

圖六 清宮舊藏 皇帝信寶交龍方璽[1]

圖七 西藏博物館藏 

元忽必烈賜統領釋教大國師交龍方璽[4]

圖八 西藏博物館藏 

明永樂賜如來大寶法王交龍方璽[4]

圖九 西藏博物館藏 

明永樂賜正覺大乘法王交龍方璽[4]

圖十 西藏博物館藏 

元御賜桑杰貝帝師蹲龍方璽[5]

如果我們把目光往年代更早或國內外博物館藏璽印比對風格的話，此類蹲龍鈕不難找到風格雷同的宋至明早印璽(圖十一-圖十二)[6, 7]，在在比對均足以反映出玉冰山館藏玉推出方璽之年代。明代帝王印存世極少，此玉印選料考究，雕工細致，氣度不凡，品級較高，有著元代遺風至明早期的風格。近年來拍賣均為清代印璽，明以前寥寥無幾，玉冰山館藏玉此次推出“隆福徽音”款蹲龍方璽為清代以前寶璽中難得之器物，收藏與把玩均顯使用者霸氣十足。玉冰山館特僅以此罕見藏品推薦給廣大藏友。

圖十一 英國City Art Gallery藏 

元至明早期蹲龍方璽[6]

圖十二 上海博物館藏 宋至元蹲龍押印方璽[7]

注: 羅隨祖先生，字慕鴻，祖籍浙江上虞。漢族。1952年2月生于北京。現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中國文物學會培訓部講授專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鑒定中心鑒定專家、中國世家鑒定收藏網著名鑒定專家，主要從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館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

[1]故宮博物院”明清帝后寶璽” 1994

[2]蘇富比官網

[3]佳士得官網

[4]西藏博物館”西藏博物館藏元明清玉器精品”

[5]西藏博物館藏印

[6]”Chinese Jades throughout the ages” 1975

[7]上海博物館 ”中國歷代璽印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