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貿圣佳2021春拍 | 中國重要陶瓷藝術品青花瓷名品雅賞
日期:2021-05-22 10:29:06 來源:中貿圣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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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展:5月18日-19日
拍賣:5月20日-21日
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
(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內大街9號)
璀璨—古代藝術珍品夜場
拍賣時間:5月20日 20:00
多情天子的玩物—解密明宣窯御制青花鷹雁圖蟋蟀罐

宣窯,是為中國陶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前后十年,歷時雖短暫卻成就了中國藝術美學上一段經典的傳奇。明人張應文《清秘藏》贊譽:“我朝宣廟窯器,質料細厚,隱隱橘皮紋起,冰裂鱔血紋者,幾與官、汝窯敵。即暗花者、紅花者、青花者,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絕品!”嘉靖朝謝肇淛于《五雜俎》嘆曰:“宣窯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皆精絕。惟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品矣!”宣窯如此顯赫,究其原因最根本還是與明宣宗朱瞻基本身的文藝修養密切相關(圖一),明人姜紹書《無聲詩史》如此評曰:“帝天藻飛翔,雅尚詞翰,尤精于繪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無不臻妙。”宣宗皇帝精通繪畫,重視趙宋文藝,創設宣德畫院,吸收許多著名畫家入宮,匯精英于一堂,并與之交流學習,品畫論道之聲不絕于耳,文風極一時之盛。因此,明宣宗為史上寥寥可數擅長文藝和獻身于仁政的儒家君主,執政十年,“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史稱“仁宣之治”。每于萬機之暇,宣宗皇帝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時雕漆、范金、織繡、制墨、埏埴等諸類宮廷工藝品成就斐然,皆稱后世同類之典范。于此濃厚的人文氛圍之中,以宣宗之文藝修養必然對其御瓷一項親自過問與指導,必須符合其審美要求方可制樣,故而造就宣德官窯品格超群,發明極多,集古今之菁華,融中外之風格,前后器類之豐富,釉色之廣泛,裝飾之多變,皆發古未有,是為中國陶瓷史上最輝煌的十年,故稱之為“黃金十年”!宣德御瓷燒造始于洪熙元年九月,終于宣德十年元月,期間宣德五年九月停燒,至八年再度恢復。它是由營繕所丞直接管理(營繕所為工部下屬機構之一),所丞正九品,官階雖低,然“以諸匠之精藝者為之”,在明初是由畫家或巧匠擔任,如永樂時著名的山水畫家郭純、弘治年間著名的花鳥畫家林良等均曾擔任過。惜管理宣德官窯的所丞文獻失載,無從知曉。同時又派出品秩較高的內官赴廠監造,昭示明宣宗在即位之初對官窯的燒造極其重視。明宣宗對御瓷的管理異常嚴格,極力捍衛皇權獨尊的地位,從對第一任督造少監張善私分御瓷一事的處理結果可見一斑。據《明宣宗實錄》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載:“內官張善伏誅,善往饒州監造瓷器,貪黷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饋同列。事聞,上命斬于市,梟首以殉。”同時,對御瓷落選品的處理制度之嚴格亦是為有明一代之最。珠山過去數十年的考古發現揭示,窯址出土的宣德御瓷絕大多數都成窩狀堆積,每一窩的品種大致相近,這些遺跡表明宣德御器廠的次品或者廢品都是執行“分類摧毀,單獨埋藏”的處理制度,是為了嚴防落選御瓷被竊,流向社會而采取的一項較為周密的措施。正因為有上述嚴格的管理制度,每一件宣德御瓷均經過苛刻的篩選之后方可上貢,品格自然不凡,以致深獲得世人無上推崇,生出“惟宣德款制最精”之感嘆。本品御制青花鷹雁圖蟋蟀罐為宣窯之曠世雋品,極負盛名,其形端莊秀雅,簡潔清新,外壁以青花繪草葉茂盛的汀渚,兩翠鳥隱于水蓼之中,空中蘆雁正展翅飛翔,而一只彎嘴銳利、四趾鉤爪的海東青緊跟其后,動感十足,唯恐錯過獵物的神情逼真地展現。青花發色濃重而富見層次感,不失水墨效果,此等水準為宣窯青花瓷器之最上乘者。其蓋已佚,推測其紋飾內容應該與珠山1993年考古出土者一致,繪畫飛鷹獵犬圖。(圖二)
圖二 宣窯青花鷹雁紋蟋蟀罐(坐蓋式)1993年珠山中華路出土
本品紋飾為宣窯所獨用,綜覽大量的傳世與出土的宣德官窯遺物,除蟋蟀罐之外,其他器皿上都沒有出現過鷹犬紋。景德鎮御器廠在明宣宗使用的青花蟋蟀罐上繪制此類紋飾,顯然與宣德皇帝的牧獵生活有關,因為鷹犬是獵人最好的幫手。考其來源,由于鷹是鳥中的獵手,其性格勇敢頑強,其形象威武機警,其行動快速敏捷,檢明宣德元年至十年(西元1425—1435)的李朝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在這一時期明宣宗曾派遣內官尹鳳、金滿等至朝鮮索鷹取犬,朝鮮也遣所謂“進鷹使”至北京貢鷹,以及李朝為了滿足宣德帝貪得無厭的要求,而采取的捕鷹、搜犬的措施,竟有48條之多!惟王聰明特達,恭事朝廷,前遣人所進海青、鷹犬,足見王之至誠,朕深嘉悅,茲遣內官金滿賚敕諭王,特賜白瓷器十五桌。王國中有好海青及籠黃鷹大犬,尋訪進來,尤見王之美意。王至誠事大,無一事或違。今進白角鷹,前后所無。一出于宋徽宗時,而畫影一本流傳而已。朕所常佩帶環,今特函賜。宣宗皇帝把自己御用的帶環和官窯白瓷賞賜給進鷹稱旨的李朝莊憲大王,蟋蟀罐紋飾顯然是他的“鷹犬之好”的反映,其鷹的形象也極有可能來自朝鮮的海東青。因此,著名學者劉新園先生考證認為此式蟋蟀罐外壁所畫之飛鷹,當以朝鮮進貢的海東青為藍本,而罐蓋紋樣則是來自中亞的一則傳聞,即能“產”狗的皂雕和所謂“鷹背狗”。蟋蟀罐上的兩組紋樣,顯然是宣宗皇帝有“鷹犬之好”的實證。本品胎釉精良,釉質瑩潤透亮,微泛青色,胎骨細致,雖有瑕疵,然不掩其美,底書“大明宣德年制”青花料楷書款位于中心,六字雙行排列,款識周邊以雙線圓圈。款識筆法工整,清秀剛勁,骨肉勻稱,自然大方。筆劃粗細適中,筆法遒勁有力、樸拙蒼健。宣德朝御瓷款識的粉本應出自當時大書法家沈度之手。沈氏對明初宮廷文化生活影響頗大。明焦竑《玉堂叢話》卷七“巧藝”條記述:“度書獨為上所愛,凡玉冊、金簡,用之宗廟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貞石,必命度書之”。明宣德皇帝之書風亦深受其影響:據明王世貞《藝苑厄言》載,“宣宗書出沈華亭(度)兄弟,而能于圓熟之外,以遒勁發之。”沈度著名墨跡《張桓墓碣銘》中的“大”、“宣德”三字與此洗款識所寫非常相像。可見宣德瓷器上的年款或由沈度書寫后,再交工匠臨摹上瓷。宣德御瓷均遵循了嚴格的程式,處處彰顯皇權獨尊的不凡,故終明之世,精光不泯。故明田藝蘅在《留青日札》中更是驚呼:“宣德之貴,今與汝敵!”目前所見,考古遺址出土和傳世品,宣窯蟋蟀罐式樣分兩大類:平蓋式和坐蓋式。(圖三)平蓋式宣窯蟋蟀罐,1982年出土于珠山中路明御器廠故址南院的東墻邊,青釉青花寫款者一例,與現北京故宮博物館藏【宣德仿哥釉蟋蟀罐】一致,后者缺蓋,青花雙圈六字兩行豎款,典藏號為:新83424(新字號藏品,說明非清宮舊藏,是1949年以后入藏)
圖四 明宣窯仿汝釉蟋蟀罐高11.2cm,口徑13.6cm,足徑13cm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二、坐蓋式宣窯蟋蟀罐,集中于1993年春中華路明御器廠東門故址附近出土,一共21件,拼復度非常高,其圈足與蓋的內底都有“大明宣德年制”單行青花楷書款。罐底款豎排,蓋內底款橫排。出土的蟲罐紋飾有龍鳳、海獸、松、竹、梅、瓜果、牡丹、櫻桃及小鳥等,異常豐富,如黃鸝白鷺、蓮池珍禽、海東青與獵犬,以及灌木鹡鸰、洲渚水鳥等,都是不見于同時代的其他瓷器和工藝品上的絕無僅有的紋樣。因此,宣德官窯生產的蟋蟀罐,器型雖然不多,但年款鄭重,紋飾特別新穎而又豐富。當時的御器廠在這些蕞爾之物上肯花費如此之多的功夫,顯然是為了投合皇帝的促織之好。宣德十年(西元1435)正月,宣宗皇帝去世,其皇位由他年僅八歲的兒子——正統帝朱祁鎮繼承。朝政由宣德帝的母親太皇太后張氏與元老重臣楊士奇、楊榮、楊溥執掌。太皇太后張氏在宣德帝死后的當年,就發布了如下命令: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這道詔令當為宣宗補過,其中的“不急之務”必指奢侈品的生產和花木蟲鳥的搜刮。停止這些活動并“革中官不差”,顯然是為了讓民休息而采取的善政。罷去的“玩好之物”,必直指好斗擅鳴的蟋蟀以及宣德帝為養蟲與斗蟲的需要而命令景德鎮御器廠燒造的極其精美而又奢華的蟋蟀罐。故流傳至今清宮舊藏宣窯瓷器1700多件當中,蟋蟀罐一件都沒有,顯然是與當年禁令所致。正因為如此,后世更加視之為宣窯之極品。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所言:“今宣窯蟋蟀罐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近人徐珂輯《清稗類抄·著述鑒賞》王丹思條:“(宣德)宮中貯養蟋蟀之具,精細絕倫,故后人得宣窯蟋蟀盆者,視若奇珍。”由以上二條文獻記載可知,自明代以降,宣窯蟋蟀罐確實有流傳于世,為宮外諸家所珍重。為什么還有一些宣窯蟋蟀罐仍然流傳于世呢?這很有可能是宣德帝賞賜臣工的禮物,因為明代文獻有宣德賜寵物于大臣的記載,如明人黃佐就記載過宣德三年(西元1428)宣德帝將十八籠鸚鵡分別賞賜給楊士奇等人的史實。如果這個推測不錯的話,那么前述三罐就因離開紫禁城而僥幸地逃脫了“滅頂之災”,這也許就是它們能在故宮以外的地方保存至今的原因。目前,流傳于世公認的宣窯蟋蟀罐,除前述故宮仿哥釉者之外,尚有香港蘇富比1989年秋拍第45號拍品【宣窯 青花黃地瓜瓞紋蟋蟀罐】(坐蓋式,圖五 )蘇州博物館藏【宣窯 纏枝牡丹紋蟋蟀罐】(圖六平蓋式,缺蓋,雙圈六字兩行豎款)】;日本戶栗美術館藏【宣窯 天馬紋蟋蟀罐】(平蓋式,圖七 蓋非原配,雙圈六字兩行豎款)。圖五 明宣窯 青花黃地瓜瓞紋蟋蟀罐(坐蓋式)香港蘇富比1989年秋拍第45號拍品圖七 平蓋式天馬紋蟋蟀罐(蓋不是原配)日本戶栗美術館藏
本品則是第五件,也是目前唯一可流通者,并且紋飾獨特,是近年來新發現宣窯御制重器的杰出代表,與1993年珠山御窯出土者相互輝映,極大豐富宣窯的研究內涵,對于我們探討宣窯蟋蟀罐當中相同的紋飾而不同的制式彼此燒造早晚的學術問題,極具個案價值。日前【明洪熙 永樂仁孝文皇后青玉龍鈕謚寶】于香江蘇富比以四千多萬港幣成交,此寶僅存一半,然其氣場不減,藝術成就更于不完美處倍見珍貴,也鄭重向世人宣示永宣宮廷文藝經典之美。如今,此宣窯御制青花鷹雁圖蟋蟀罐沉寂人間數百年之后,再度面世,靜靜地述說宣宗一朝遠去的文藝故事,吾輩有幸目睹并親撫之,此等緣分至深,期盼識者寶之,亦相信未來若籌辦【黃金十年宣窯瓷器之美特展】佳器云集之中,必是耀眼明珠!記錄:香港長風 2009.11.30 編號 61 成交價 103.5 萬港幣在元代九十余年的短暫歷史中誕生的元青花瓷存世極少,“元青花在國外”“研究元青花只能學洋人”一度令中國陶瓷學術界汗顏。然而,就在江西,高安市博物館便珍藏了國寶級文物元青花19 件、釉里紅4 件,為舉世公認的中國第一、世界第三、令人矚目的元青花青花瓷作為我國具有民族特色的瓷器,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青花以其大氣豪邁氣概和藝術原創精神,將青花繪畫藝術推向頂峰,確立了后世青花瓷的繁榮與長久不衰。元青花瓷比較集中的存放在各大博物館中,依其館藏數量多少排名,第一當屬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館,收藏元青花40 件;第二是伊朗德黑蘭市阿特別爾寺,收藏元青花32 件;第三個是中國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館,收藏元青花19 件。這就是人們公認的元青花世界三大館藏。附圖:明初 青花云龍紋缽 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館藏拍品與常見元青花瓷器繁密的布局不同,裝飾簡練,白釉之上繪三爪行龍盤于瓶身,所繪龍紋生動矯健,繪製技藝高超,使用進口青料,青花發色濃艷鮮麗,色澤明快。其簡練的構圖設計與北京故宮原清宮舊藏元藍釉白龍小盤具異曲同工之妙(見載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顏色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 年8 月,圖63》)。與拍品繪法相近者可見北京故宮的兩例藏品:元青花龍紋梅瓶及牡丹龍紋罐,分別見載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上)》圖2 和圖3(上海科技出版社,2000 年8 月)。另與拍品“回頭龍”畫法相同例,另見于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比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以及美國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所藏,分別為明初青花云龍紋缽(見錄于《伊斯坦布爾的中國寶藏》,土耳其外交部出版,2001 年1 月,圖68)見附圖;青花蓮瓣雜寶云龍紋罐(見錄于《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古代瓷器》,安徽美術出版社,2016 年6 月,圖122);青花如意云肩鋪首云龍紋罐(見錄于《幽藍神采—元代青花瓷特集》,上海書畫出版社,2012 年10 月,圖47)。此執壺呈八方,喇叭口,束頸,垂腹,圈足微外撇。通體青花紋飾,腹部八面開光內繪花卉紋,肩部開光飾卷草紋。頸部飾蕉葉紋,一面置彎流上繪火焰紋,另一面置弧形把。近底部環飾蓮瓣一周,足墻繪覆瓣紋。此器一類的青花玉春瓶式八方執壺極為罕見。1964年北京保定出土窖藏文物中有一件器形略小但紋飾相若(其筆觸較豪邁寫意)的例子,載錄于2009年北京出版《元青花》,70-71 頁。香港蘇富比于1987 年11 月24 日拍出另一例子,其形制相似但體形較小,其紋飾亦較繁縟,現為東京松岡美術館珍藏,見1991 年東京出版《Toyo Toji Meihin Toroku》,圖版61 號。2000 年倫敦出版J.Carswell 著《Blue and White:ChinesePorcelain Around the World》卷首插圖亦載有一件近似例子,可資比較。成化御窯冠絕古今,其首創的“天字罐”更屬奇珍且影響深遠,在清檔記載中寫作“成窯天字罐”。拍品罐直口、豐肩、圈足,內外施釉,釉色瑩潤透亮,腹部飾三爪龍紋,龍紋以青花繪就,昂首闊步,四周大小瓜果紋飄散,均以線描青花勾邊。頸、脛部邊飾為規整的蕉葉紋,上下呼應。底部書楷書青花“天”字款。成化“天”字底款來由,目前研究文獻中歸納為以下幾類:在《簡易道德經》有“常言天,其究何也?昊曰:無題,為知其天也,空空曠曠亦天。”《說文解字》:“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他前切。人之頂也。以為凡高之稱。”明朝前程朱理學,奉天為尊,其基本觀點為“存天理,滅人欲”,天理構成人的本質,在世間構成“三綱五常”。《尚書》:“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 梁惠王下》:“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天為萬物主宰。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成化天字款斗彩瓜瓞走龍紋蓋罐天與天子、天家、天保九如常常緊密結合體現祈禱福壽、尊崇。文獻記載有,《詩? 大雅? 常武》:“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東漢蔡邕《獨斷》:“天子無外,以天為家,故稱天家。”古代常用《千字文》文句字詞編排次序,“天”字是《千字文》首句“天地玄黃”的第一個字。“天字第一號”通常指最大的、第一、最好、最高等等意思。成化天字罐首先肯定是官窯器物,為皇權貴族所用,天子款顯示了瓷器做工質量、使用對象等多方面的至高、第一、尊崇,彰顯社會對皇權的崇拜。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青年時做過和尚,其登基后對佛教有意加以扶持,成化時期佛教文化流行甚廣。“天”在梵語中稱“提婆”,與天上、天有、天趣、天道、天界等同義,系“十界”之一,構成佛教密宗法義。天子款亦不排除宣揚佛教教宗。成化時媽祖亦稱“天妃”、“天后”、“天上圣母”。道教奉元始天尊為最高天神,教義講究“天人合一”、“人天相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由此,天暗喻打破天命,追求長生之意。縱觀世界博物館,成窯天字罐完整器存世量僅11 件,比成化斗彩雞缸杯的存世量更加稀少、珍貴。此器雖未上斗彩,但仍具有較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堪為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滿清皇室篤信藏傳佛教,尤以康雍乾三朝為最。至乾隆時期,藏傳佛教的影響達到頂峰極致,乾隆皇帝更是從個人行為和國家行為兩方面去實踐著他的崇佛信念。他自詡為文殊菩薩,在世間化作輪轉圣王之化身,有拯救眾生、護持佛法的責任。時宮中廣設佛堂,各式禮佛之器的制作也極為興盛。本品青花纏枝花卉紋缽即屬此類,不署年款,更體現著皇帝對佛祖的崇敬之意,不愧為一位“佛心天子”。拍品新穎獨特,造型源自佛教法器之缽盂,傳世罕見。斂口,豐肩,尖圓底,無足。口沿一圈澀胎無釉,乃覆燒所致。內里無紋飾,透明釉光亮滋潤,釉下可見規整的旋坯痕。外壁自上而下青花裝飾三層紋飾帶,分別為卷草紋、如意云頭紋、六朵纏枝花卉紋,花朵樣式兩兩相同,相對而置。青花發色穩定,濃重艷麗,紋飾疏朗自然,細部可見人為刻意的重筆點染,以追膜宣德青花所用蘇料的黑褐斑效果。整器造型周正嚴謹,氣質端莊肅穆。釉質瑩潤,藍白分明,朗逸雋秀,不失為一件珍貴的乾隆朝禮佛之器。查閱公開資料,與拍品相同的藏品見于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和北京雍和宮(參見附圖1 和2:《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青花釉里紅》下冊,頁142,圖156;《中國陶瓷全集? 清》下冊,頁142,圖145)。
值得一提的是,相關專家在故宮藏品的出版資料中明確指出“此缽即為《乾隆記事檔》中記載的,乾隆三年(1738)御窯廠唐英奉旨而照樣燒造的‘宣窯青花缽盂缸’ ,……為乾隆皇帝修持密法之器”(參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下冊,頁156)。由此可見此器的特定用途與非凡品級。相同造型器還可見臺北故宮所藏的乾隆時期青金石及鐵制者(參見附圖3 和4:《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頁66,圖26;頁67,圖27)。需要說明的是,《清檔》中提到的“宣窯青花缽盂缸”,檢索目前所見的傳世及考古發掘的宣德瓷器,有兩例可比較,皆為青花纏枝蓮紋,紋飾細節稍不同,分別藏于兩岸故宮(參見附圖5 和6:《故宮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下冊,頁236、237,圖121<文物編號故00143578>;《故宮藏瓷—明青花瓷(二)? 宣德(下)》,頁102、103,圖32)。
另有1994 年景德鎮珠山東門頭出土的一件永樂白釉金彩花卉紋斂口缽(參見附圖7: 《景德鎮出土元明官窯瓷器》,頁137,圖84),可資比較。由于此缽底部尖圓,無法獨立端置,尚附有鏤雕如意蓮瓣紋幾式銅座,與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朗吟閣款銅缽形蓋爐(參見附圖8:故宮博物院數字文物庫https://digicol.dpm.org.cn/cultural/detail?id=e53225f6c0614bca90d3145dd3c2ea3d<文物編號故00177096>)的底座相近。這類底座、架托又稱“缽支”。
此類缽及缽支的整體使用狀況可參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皇帝佛裝唐卡》(參見附圖9:文物號故00006485,原藏承德普寧寺,是為乾隆時期宮廷頒賜給寺廟者),畫中乾隆皇帝身著紅色袈裟,頭戴黃色班智達帽,結跏趺坐,左手托法輪,右手施說法印。案前供奉諸式法器中就有拍品造型的藍色缽盂(材質或為青金石,或為炕老鸛翎鐵),下承一托,以穩固不倒,代表著這位佛心天子的虔誠獻禮。此器來源可考,乃西方著名的中國文化學者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 先生舊藏( 參見附圖10)。福開森(1866-1945),教育家、文物學者、慈善家、社會活動家。1866 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自幼隨家移居美國。1887年8 月抵華,直至1943 年被迫返回美國,在華生活共57 年。
福開森對中國教育界頗具影響,對中西文化交流卓有貢獻。上海法租界曾有一條馬路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今武康路)。他在南京創立了匯文書院,即南京大學的前身(1910 年與宏育書院合并為金陵大學,1952 年并入南京大學)。在上海出任過南洋公學(后改為南洋大學、交通大學)的校長。在京時受聘為故宮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且是唯一的外籍委員。同時期還擔任了京華美術學院名譽董事長。他對中國文化興趣濃烈,能說一口極流利的南京話,特別熱衷賞鑒與收藏中國古董字畫。居北京期間,還專門研究中國文化,且著書立說,專論中國藝術品和古代文物。他一生還收藏許多中國文物。1934 年,他將上千件藏品捐贈給金陵大學,轟動一時。這批藏品中不乏商周青銅器、殷墟甲骨等珍貴文物。次年7 月,這批文物中的500 件左右還在紫禁城文華殿公開展覽,直至上世紀50 年代才最終被轉移至南京大學,現保存于南京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
1. 紐約蘇富比,1976 年10 月23 日,Lot3252. 紐約蘇富比,2000年3 月22 日,Lot133拍品盤形巨大。盤口沿繪海水波濤紋,內外壁繪四條行龍穿行于蓮花之間。盤心繪正面應龍,氣勢雄渾。線條流暢,盡顯乾隆御窯經典氣質。外底中心書『大清乾隆年製』六字三行篆書款。關于此種乾隆御窯纏枝蓮龍紋大盤的燒造記錄,出現于乾隆三年。《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交宣窯串花青龍大盤一件。傳旨:交與燒造磁器處唐英照樣燒造。』可知此類大盤為清代景德鎮御窯廠根據乾隆皇帝意旨而燒造青花器品種。玫茵堂藏有一只尺寸及紋飾與本拍品一致的雍正款大盤,刊于《玫茵堂中國陶瓷》,倫敦,1994 年, 卷2,編號76,可作對比。應龍即古代傳說中長有雙翼之龍,《述異記》中記載,『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更為龍中之貴』。青花大盤的主題紋飾『翼龍』,為有翼的飛龍,又稱『應龍』、『飛龍』。此為龍中壽命最長之龍。屈原《天問》中曾述應龍助大禹治水之功。又《述異記》云:『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漢《淮南子·覽冥訓》載:女媧補天之后,『名聲被后世,光暉熏萬物。乘雷車,服應龍,驂青虬,援絕瑞,席蘿圖,絡黃云,前白螭,后奔蛇,浮游消搖。』后世續前史傳說,不斷神化應龍。清康熙時期的《述異記》稱:『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角龍千年方為應龍。』及此,翼龍已具清晰明確的地位,作為龍之長者和長壽的象征,隨之固定。拍品為乾隆御窯所制精品,寓意吉祥,皇室氣派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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