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待秋家族秘藏百年的徐渭《墨花圖卷》首度亮相
日期：2021-04-30 17:12:31 來源：中國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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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藝術(shù)史上，徐渭是個多才多藝在諸多領(lǐng)域都取得杰出成就的一代英才。他擅書工畫，是中國大寫意畫的先驅(qū)，與陳道復(fù)并稱二杰。又長詩文戲曲，皆別樹一幟，風(fēng)標(biāo)獨領(lǐng)。然一生落魄，嘗十載斷谷、九番自殺、八試不中、七年囚禁。潦倒苦厄，凄苦一生而終至癲瘋，終其一生。徐渭的書畫淋漓縱橫，不拘繩墨，若呼若嘯，若騰躍、若徘徊，捭闔恣肆，直抒胸臆。由此開辟出寫意畫之通衢大道，八大、石濤、揚州八家、趙之謙、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等相繼而出，板橋肯作“門下走狗”，白石愿為“磨墨理紙”，影響至為深廣。今年是明代奇人、藝壇逸才徐渭誕辰五百周年。我們有幸得著名海派畫家吳待秋家人的厚愛，征集到一卷秘藏百年的徐渭《墨花圖卷》。此《墨花圖卷》分四段作《湖石芭蕉》、《玉蘭》、《牡丹》、《荷花》、《菊花》、《蘭花》、《雞冠》、《梅花》八種，總計近6米長。或雙勾、或潑墨，皆以尖勁銳利之筆迅疾寫出，絕無疑滯，一氣呵成。所題自作詩，亦用尖細(xì)之筆書寫，頓挫抑揚，點畫舒展，在米元章、黃魯直之外，別有一種瀟灑自若之態(tài)。在傳世青藤墨跡之中，這是畫得特別秀靈的一卷。從中可以看到徐渭受到吳門畫風(fēng)的影響，在構(gòu)圖上延續(xù)陳淳、陸治、周之冕等善用的四時雜花長卷形式，間畫間題；在筆法上舍去了一絲狂縱，多了一分儒雅；在用墨上控制得宜，從“放”轉(zhuǎn)“收”，逐漸精純。徐渭在溫和秀雅的筆情墨韻之中，為我們呈現(xiàn)了他更多元的風(fēng)格面貌，一種有別于世人固化單一認(rèn)知下的“狂縱”“激烈”風(fēng)格。全卷花草諸多物象，皆一塵不染，水墨潤澤，清氣充盈，如陣陣雨露洗滌著困在喧囂世間之中的我們。
(一)是卷傳承有緒，經(jīng)惠棟（1697-1758）、金鳳清（清咸豐、同治年間人）、李嘉福、吳待秋及其后人遞藏，近一百五十年來一直秘藏于李、吳家族家中。(二)此卷八段題詩中《芭蕉》、《牡丹》、《荷九首》之一、《王元章倒枝梅 花》收入于《徐文長三集》中;《畫蘭》收入于《徐文長逸稿》中。1. 《桐園臥游錄》，清·金鳳清著，?清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2.《歷代著錄畫目正續(xù)編·下》，第189頁，福開森（美），容庚 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此件徐渭《墨花圖卷》傳承有緒，為吳待秋先生袌鋗廬珍藏的古代書畫，目前已知經(jīng)惠棟、金鳳清、李嘉福、吳待秋及其后人遞藏，近150年來一直藏于李、吳家族家中，從未曾對外展現(xiàn)過。
卷尾“松厓秘玩”應(yīng)為清代學(xué)者、藏書家惠棟藏印。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崖，學(xué)者稱小紅豆先生，江南元和(今蘇州)人。吳派漢學(xué)的代表人物惠士奇之子。專治經(jīng)學(xué)，傳祖與父之學(xué)，奠定吳派經(jīng)學(xué)基礎(chǔ)。雅好典籍，家多藏書，得一善本，傾囊勿惜。著有《易漢學(xué)》、《松崖文鈔》等。是卷著錄于清咸豐、同治間金鳳清的《桐園臥游錄》中。金鳳清，號悔庵居士。曾任浙江桐鄉(xiāng)知縣。《桐園臥游錄》載錄其藏書畫六十二件，內(nèi)有沈周、祝允明、文徵明、仇英、陳淳、董其昌、石濤、八大諸多名家，審擇頗精。該書將本徐渭作品中每兩幅花卉計為一段，稱之為“青藤墨花紙本長卷凡四段水墨畫”。作者如此敘述本作品:天池畫世多贗作，而余所收數(shù)種皆真跡，神妙不可多得。是卷凡四段，段作花，各系短句，奇情異致，想入非非。
吳待秋(1878-1949)，名徵，以字行。浙江崇德人，畫家吳伯滔次子。18歲應(yīng)童子試，名列前茅，擅山水、花卉，亦能人物仕女，兼長治印，是民國時期活躍在上海的著名畫家，與吳湖帆、吳子深、馮超然合稱“三吳一馮”，又與趙叔孺、吳湖帆、馮超然同譽為“海上四大家”。1904年參與杭州西泠印社的創(chuàng)辦，后患病返鄉(xiāng)，在老家期間常去當(dāng)?shù)馗患澙罴胃Ｌ幱懡獭＠罴胃?1839-1904)，字笙魚，號北溪。能丹青，善鑒定，嗜古成癖，收藏極富。待秋從中獲益匪淺。兩人年齡雖然相差四十歲，卻秉性相投，忘年相交。待秋原配亡故后，李嘉福不僅將愛女隱玉許配給他，更將自己所藏的一尊西漢銅器“三代鋗”做為陪嫁之物。待秋對此甚為珍愛，遂自號“袌鋗”、“老鋗”。
吳待秋在殘粒園
待秋精于鑒賞，且收藏頗豐。他的私宅蘇州殘粒園中的袌鋗廬藏有傳承自李嘉福、吳伯滔及自己平生購得的眾多元明清書畫精品。1936年，嘉興舉辦的首屆文獻(xiàn)展覽時，他的藏品之精，轟動一時。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蘇州常受到敵機轟炸，待秋平靜的生活被攪亂。他攜家屬先后避難于故里崇德和德清、武康、仙潭等地。據(jù)吳待秋先生后人介紹，行前他把隨身攜帶書畫的天、地頭裁掉，僅留畫心部分，手卷亦裁掉了引首、后跋，以能盡量多帶物品。本件徐渭《墨花圖卷》以及2019年秋經(jīng)中國嘉德釋出的石濤《荷花圖》皆在其中。
石濤《荷花圖》，78×31cm，中國嘉德2019秋拍lot1365，1380萬成交
此卷目前僅存畫作部分，無引首和跋尾。因為一直保存在南方，手卷割裂之后濕氣侵襲，致使其背面的覆背紙有些松動脫落，但所有畫面均完好無損，且保存在原裝木盒中。
原裝木盒
明代花鳥畫發(fā)展進(jìn)程中，水墨寫意花卉的成就最為顯著，成為文人士大夫直抒胸臆、一吐塊壘的最為適宜的藝術(shù)語言。明代中期的花鳥畫風(fēng)格以“吳門畫派”為主，他們打破前人習(xí)用的枯木、竹石、梅蘭等特定題材的局限。多種花木繪為一卷，在明代并非鮮見。當(dāng)時畫寫意花卉者有沈周、陳淳、林良、周之冕等。徐渭則是這種文人墨戲的繼承者和大膽開拓者，他暗合了宋元畫風(fēng)，又汲取了吳門畫派、院體浙派的長處，獨步于畫壇，雄視千古，著水墨大寫意畫派之先鞭。無怪后世寫意大家無不受其影響，也無不推崇備至。五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舊“元氣淋漓障猶濕”，堪為繪事中“廣陵散”般的翰墨絕響。徐渭對吳鎮(zhèn)、王冕、沈周、唐寅等人的畫十分推崇，特別受沈周、陳淳、陳鶴等人的寫意花鳥畫的影響。常以“花卉卷”這種形式進(jìn)行創(chuàng)作，間畫間題。據(jù)《徐渭“雜花圖”的分析研究》一文記載：“在數(shù)量上看，《徐渭書畫全集》中統(tǒng)計的作品共有119件，拋開確定偽跡的15件，剩余的100余幅作品中，竟有三分之一的數(shù)量與四時雜花相關(guān)，可見徐渭對這一主題的傾心與偏愛。”徐渭有畫必題，所題詩文，大多收錄在《徐渭集》中。此《墨花圖卷》分題九次，八段題詩中《芭蕉》、《牡丹》、《荷九首》之一、《王元章倒枝梅花》收入于《徐文長三集》中；《畫蘭》收入于《徐文長逸稿》中。
《徐文長三集》書影
長被參人打一拳。
涕下胭脂不解染，
真無學(xué)畫牡丹緣。
鈐印：佛壽（半印）
晧態(tài)孤芳壓俗姿，不堪復(fù)寫拂云枝。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怪梅花著地垂。
鈐印：袖里青蛇
青藤道人戲墨。
鈐印：湘管齋
此外，《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記錄著全國文博機構(gòu)所藏的徐渭書畫作品數(shù)量共計94幅，其中繪畫作品42幅，即使加上國內(nèi)外其他收藏機構(gòu)及個人的收藏，徐渭存世的畫作總量并不大，且大多秘不示人。故而對徐渭藝術(shù)的評論難免出現(xiàn)曲解之處。今春，首次亮相于拍場的這卷徐渭《花卉圖卷》就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探討徐渭繪畫面貌的新線索。這里，根據(jù)《中國古代書畫圖目》收錄的作品信息，并參以《徐渭書畫全集》中所列出的“作品統(tǒng)計表格”，列出23件“雜花卷”的基本信息，試著作為吳待秋舊藏《花卉圖卷》的參照。
從晚明到清初，繼戲曲、詩文、書法之后，徐渭的繪畫逐漸為文人階層與藝術(shù)市場所接納。石濤在《題四時花果圖》卷中有詩：“青藤筆墨人間寶，數(shù)十年來無此道。”紀(jì)昀在《徐文長集》《提要》中葉談到了當(dāng)時徐渭書畫受歡迎的程度：“今其書畫流傳者，逸氣縱橫，片楮尺縑，人以為寶。”與此相對應(yīng)的是，徐渭偽作流布場肆，真贗混雜。加上徐渭創(chuàng)作時間比較集中，大約五十以后才開始作畫，存世作品風(fēng)貌較為接近，故審定、劃分繪畫創(chuàng)作風(fēng)格頗有難度。吳雪杉老師以此《墨花圖卷》中鈐蓋的九方印章為切入點，依次考察了“天池山人”“青山捫虱”“佛（壽）”“文長”“青山捫虱”“徐渭之印”“金回山人”“袖里青蛇”“湘管齋”的具體使用。并與1592年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兩件徐渭名作之間建立起親緣關(guān)系，幫我們進(jìn)一步解讀了這卷吳待秋舊藏的《墨花圖卷》，通過“天池山人”和“湘管齋”兩方用作判斷年代的印章，從測面作出了此卷可能作于1592年前后的判定。
以下節(jié)錄吳雪杉老師《從印章出發(fā)：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的時代問題》部分內(nèi)容：徐渭有數(shù)十方自用印，同一印文有時會銘刻多方印章，看起來大同小異。這種用印習(xí)慣在明代頗為流行。“天池山人”白文印亦有多方。上海博物館藏《墨花圖卷》（1591）和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1592）中的“天池山人”白文印完全相同，表明這枚有三處缺口或磨損的“天池山人”印是徐渭晚年最青睞的印章之一。在徐渭1593年去世之前的兩、三年，他可能在頻繁使用這枚印章。本文所討論的、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上的“天池山人”白文印（圖3）與上海博物館藏《墨筆花圖卷》、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中的“天池山人”白文印的印文殘損程度一致，應(yīng)出自同一枚印章。從這個角度來看，吳待秋舊藏《墨筆花卉八段錦》很可能也作于徐渭生命的最后兩、三年。
（從左至右）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卷》（1592）、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1592）中的“天池山人”印
“湘管齋”也是徐渭很喜歡使用的一枚印章，多用于卷首或畫家本人款識后。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上的“湘管齋”印與1592年《花卉卷》（上海博物館藏）、《墨花九段圖卷》（故宮博物院藏）上的“湘管齋”印完全一樣。印章左側(cè)中下方的橫向缺損如出一轍。它們應(yīng)該都出自同一枚印章。需要注意的是，吳待秋舊藏《墨筆花卉八段錦》“湘管齋”印右下角邊線的殘損因紙的破損造成的，而非印章本身的殘缺。
（從左至右）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卷》（1592）、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1592）中的“湘管齋”印
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湘管齋”印右下角的紙面痕跡
通過對“湘管齋”朱文印的比較，可以得出與“天池山人”白文印相似的結(jié)論，即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至少畫卷上的印章——出自1592年前后。徐渭有時會在長卷不同段落反復(fù)鈐上同一方印章。不過總體來說，徐渭在1580年以后還是傾向于在同一套冊頁或手卷里使用多方印章。萬歷八年（1580）作的《花果魚蟹圖卷》（上海博物館藏）有畫面11段，每段均用印，無一重復(fù)。生命最后階段的徐渭大體上保持了這個習(xí)慣，同時也流露出某種隨性，有時會在冊頁或手卷中少量重復(fù)用印，如故宮博物院藏徐渭《寫生圖卷》（1591）有12段畫面，“天池山人”白文印鈐了兩遍，其他諸印只用一次。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卷》（1592）的“金回山人”也鈐了兩次。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上僅“青山捫虱”鈐有兩次，是徐渭晚年尤其是1591年、1592年的用印方式。
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里有一方“徐渭之印”朱文印，印文模糊，易于引人疑竇。這方印章還出現(xiàn)在上海博物館藏徐渭《花卉卷》（1592）上。可知徐渭在1592年前后，確實使用了這方朱文印。“徐渭之印”的重影，應(yīng)該是畫家將印章壓在畫紙上時，手腕或手指顫抖造成的情況。看重影情形，主要出現(xiàn)于印文右側(cè)，是印章落紙后向右滑動產(chǎn)生的痕跡。這種情況在存世書畫中比較罕見，不過有鈐印經(jīng)驗的人自然了解，這種情況現(xiàn)實中經(jīng)常發(fā)生。
徐渭《花卉卷》上的“徐渭之印”,1592，上海博物館藏從印章角度考察，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應(yīng)該使用了與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1592）、上海博物館藏《花卉卷》（1592）相同的6枚印章。這一共同點似乎表明，吳待秋舊藏《墨筆花卉八段錦》的繪制時間應(yīng)在1592年前后。
《墨畫圖卷》的很多精彩之處，如荷花，也能與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中的荷花交相輝映。
吳待秋舊藏《墨花圖卷》、故宮博物院藏《墨花九段圖卷》中的荷花
1、荒井雄三《關(guān)于徐渭書畫自用印與書畫編年》3、陳燮君《鉛華落盡時 清氣滿乾坤——陳淳、徐渭與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形成與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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