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可均、康生、谷牧舊藏朱拓先秦石鼓文
日期：2021-04-30 15:44:51 來源：中國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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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可均、康生、谷牧舊藏朱拓先秦石鼓文
中國嘉德2021春拍古籍部征得嚴可均、康生、谷牧舊藏朱拓先秦石鼓文，市場所見石鼓文皆為墨拓，朱拓者至今僅見此一紙孤品，尤為珍罕。石鼓文為現存石刻中年代最早者，歷代文人學者均視為無上至寶。此本又經名家遞藏，流傳有序，允稱善拓。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發現于唐初，共計十枚，高約三尺，徑約二尺，分別刻有大篆四言詩一首，共十首，計七百一十八字。內容最早被認為是記敘秦王出獵的場面，故又稱“獵碣”。
62.5×46.5 cm×9；76×46.5 cm
此次征集所得石鼓文朱拓本，系用上等朱砂墨拓就，拓本先后為嚴可均、康生、谷牧收藏，傳拓年代當是石鼓于清中期在國子監存放時所拓。朱拓共十張，分別于每頁上端標注“吾車（甲）”、“汧殹（乙）”、“田車（丙）”、“鑾車（丁）”、“霝雨（戊）”、“作原（己）”、“而師（庚）”、“馬薦（辛）”、“吾水（壬）”、“吳人（癸）”。
田車鼓
嚴可均曾入國子監為職，精考據學，通古文，對古篆文獻多有留心，此本有可能就是嚴可均監拓本。此拓之后歸康生舊藏，又歸谷牧所有。市場所見石鼓文皆為墨拓，朱拓者至今僅見此一紙孤品，尤為珍罕。此卷原為立軸，因狀態不佳，后倩良工改為手卷，便于賞玩。
石鼓最初在唐代被發現于天興（今陜西鳳翔）三畤原。之前曾荒棄于陳倉之野，故稱“陳倉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陽，也稱“岐陽十鼓”。
到了宋代初年，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擔任鳳翔地方官時，才將九件石鼓轉移到鳳翔府學，并圈起木柵欄，以保護石鼓。宋真宗時的宰相向敏中的兒子向傳師在民間找到了遺失的“作原”鼓，至此，十件石鼓才得以俱全。但找回的“作原”石鼓已被削去上半段，中間掏空，做成了石臼。
到了宋徽宗時期，由于從皇帝到大臣都篤好金石之學，上古刻石、篆書之祖的石鼓因此受到了極大的重視，石鼓從陜西被運到首都開封。蔡京最初把石鼓放在辟雍，后來被宋徽宗移到了宮珍藏。可惜好景不長，二十年后的靖康之難將北宋王朝的錦繡繁華化為烏有。金人攻入開封后，將石鼓從開封劫掠到了燕京。金末戰亂時期，石鼓再次散落民間。
霝雨鼓
元朝統一之后，大都的教授虞集在荒草泥地里發現了石鼓。兵部專門派大車把石鼓拉到國子監，安置在大成門內，左右各五個，還用磚砌筑了底座。此后雖然歷經朝代更迭，但明、清兩代的國子監都沿襲元代太學，石鼓一直被放置在國子監，再沒有移動過。民國建立后，國子監成為故宮博物院分院，石鼓仍然放在國子監內，只是添加了玻璃罩，以便更好地保護。抗戰期間，為了保護重要文物，在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等人的策劃下，實施了規模浩大的文物南遷。抗戰勝利后，1947年石鼓才重回北平。直到十年后的1958年，石鼓才被開箱取出，重見天日。此后，石鼓就一直陳列在故宮中，最近一次遷移，就是從皇極殿東廡遷到寧壽宮的新石鼓館。
石鼓的身世如此傳奇，歷代文人學者對石鼓的研究也不曾間斷。而欲研究石鼓之本來面貌，必先求善拓以正本清源。此次征集所得石鼓文即為清中期所拓，迭經清中期金石學家嚴可均、近代康生、谷牧鑒藏。嚴可均（1762-1843），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人。清嘉慶五年（1800）舉人。藏書家、文獻學家。精考據學，曾與姚文田同治《說文》，作《說文長編》，有天文、算術、地理、草木、鳥獸之類。又輯鐘鼎拓本為《說文翼說》十五篇；與丁溶同治唐《石經》，著《校文》十卷，對漢、魏、唐、宋石經研究極深。康生（1898-1975），原名張宗可，字少卿，筆名魯赤水。山東諸城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長書法，擅繪畫，通篆刻，精鑒賞。谷牧之印
谷牧（1914-2009），山東榮成人。歷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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