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佳士得香港中國近現代及當代書畫春拍將推出 “世間佛法：名家佛教書畫” 專輯，輯弘一、王震、戴季陶、豐子愷、啟功、趙樸初、丁衍庸、饒宗頤，以及當代藝術家潘汶汛、孫浩佛教題材作品。
“國基既固，教法斯宏，世覺已昌，佛門乃盛，于是協和眾教，共進大同，而后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之自由世界方得藉天地之覆載，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p>
——節錄戴季陶《孝園寫經記》
（詳見本輯編號1191拍品）
佛教起源于印度，卻是在向外傳播的過程中得到更長久深遠的發展。對于中國而言，佛教傳入兩千余年，它的影響已遠超宗教本身，宏大至中國哲學思想，細小至日常語言，其廣大精微，不可量度。
近代中國，國家傾危，世事紛擾，佛教的社會角色精彩而多樣，只從本輯數件作品亦可見其一斑：高僧者如弘一，苦節自持，淡泊寧靜；巨賈如王一亭、官僚如戴季陶，皆虔心心向佛，或貢獻財富，布施慈善；或津津于宣傳佛法入世，志在救國，誠如戴氏文中所言：“我四萬萬之國民，信佛教者數逾三萬萬，佛教之衰頹若此，何以立國？” 沸騰激揚，令人心生澎湃。
1949年后，政治統一，宗教歸于相對平靜，啟先生與佛教更多是個人的情感與寄托，而趙樸初則是帶著歷史的使命。再移步當下，又更是另一番景象了。
此軸乃1926年，弘一書偈讃，王一亭畫佛，民國儒醫王邈達裝就，合力而成，殊為難得。三人背景迥異，惟皆篤信佛教，喜好文藝，故有交集。
王邈達早年棄商從醫，1908年進京為慈禧醫病，1936年為蔣中正以中醫療疾，可謂一代名醫。閑暇喜好治印學書，在滬期間與吳昌碩友善，與王一亭之往來或與此有關。而他與弘一相識于1910年代，兩人居杭時互訪甚頻，弘一有多幅書法相贈。弘一在福建泉州圓寂，王邈達聞迅后即刻往虎跑寺佛堂祭拜，可見二人情誼。
王震筆下阿彌陀佛雙跏趺坐于蓮座，右手結禪定印，左手捧蓮臺，雙目微閉，但見慈祥，不覺威嚴。弘一朱砂隸書佛名 “南無阿彌陀佛”，墨筆節錄《大方廣佛華嚴經須彌頂上偈贊品第十四》，一派莊嚴靜謐，所用 “論月” 一號極為少見，僅見于同期另幅畫作，可作弘一研究資料補遺。
王一亭畫佛，在民國時不僅為各大寺廟供奉，亦為社會名流相互饋贈佳禮的選擇，本幅《觀音》即為后一種情形，由丁默邨贈 “日高先生”?！敖荒_彌勒” 則極少入畫，這位未來佛在丁公筆下，平添幾分萌意。
敦煌275窟的交腳彌勒
豐子愷詞作上款人 “綿松居士” 為劉綿松（1919-1983），福建漳州人，1938年與弘一法師相識，便時常追隨弘一左右，弘一法師為其取法名 “勝華”，與豐子愷同為弘一法師門下。
書法從來與佛教有特殊因緣，于佛教是助于佛經弘布流傳，于書寫者則是修行培福之道。
“我三歲時家里讓我到雍和宮接嚴格的儀式接受灌頂禮，正式歸依了喇嘛教，從此我成了一個記名的小喇嘛（后來還接受過班禪大師的灌頂）...... 自從歸依雍和宮后，我和雍和宮就結下不解之緣。我每年大年初一都要到雍和宮去拜佛......直到今年，兩條腿實在行動不便才沒去，但仍然委托我身邊最親信的人替我去?，F在雍和宮內有我題寫的一幅匾額和一幅長聯。匾額的題詞是 ‘大福德相’，長聯的題詞是 ‘’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動之中’，這都寄托了我對雍和宮的一份虔誠?！?/span>
——《啟功口述歷史》
啟功先生在雍和宮
此聯乃目前所見啟功先生所書楹聯中最巨幅者，乃為雍和宮書聯之另本。啟功先生每為重要場所作書，皆不止一本，謹嚴可于此一見。為雍和宮所書 “超二度百” 柱聯，曾寫三紙，其中正式作品兩種，未署名草稿一種。正式作品紙、絹各一，因絹本一堂與殿中乾隆對聯質地更為相配，故最終選用，而紙本今日公之于世，可謂其書作中精奇之作。
啟功先生與雍和宮有近90年之佛緣，自三歲于此皈依，一生與之親近。20歲時，只身一人深夜到此為曾祖夫人求藥；而每年雍和宮各種重要法會，啟先生必親臨參加。
雍和宮的楹聯大多是清帝乾隆御筆，1980年代時，啟功先生曾為雍和宮書匾額、楹聯、條幅多種，其中最重要者一為懸掛于萬福閣三樓匾額 “大福德相”，另一則為正殿大雄寶殿中的柱聯 “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萬億劫之中”，與乾隆御筆之另兩副柱聯共置。
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一生從政，跟隨孫中山多年，總理遺囑即由他與汪精衛、吳敬恒等共同起草；他又篤信佛教，素有民國佛教大護法之譽，發起諸多公共佛事活動，極力提倡佛教護國。本冊《六波羅蜜法并書后》書于1931年，集諸經論說六法大要，并撰長文以抒心意，長文之后，再書箴語以惕厲，“勿再悠忽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字字鏗鏘，君子自警自勉之心立見。
“六波羅蜜法” 指六種離開此岸、抵達彼岸之法：施、戒、忍、勤、定、慧。戴季陶在長文中并未條條釋讀，而只談心得。戴氏談佛教，不涉玄奧的理論，卻字字強調其務實之功能。他著力分析孫中山的宗教觀，孫氏本人雖信奉基督教，卻不持狹隘的宗教觀，對其它宗教誠敬尊重，以國家超越宗教，包容并蓄。戴氏認為佛教絕不是消極遁世，但是可以團結國民，共進國家大同的途徑，當時四億國民中逾三億者信佛，救佛即是救國，如若能令隱藏之正法得以彰顯，令佛教徒以舍身救世之佛陀精神愛國，則國家將是另一種面貌，文章最后所言 “惟望眾善信人共明斯，以六波羅蜜為用，歸三民主義之宗，則國基既固，教法斯宏，世覺已昌，佛門乃盛，于是協和眾教，共進大同”，正是他理想中最美好的愿景。
全文千余字，涉佛教、儒學、救國、革命，為談救國，避玄求實，各法之融會貫通在戴氏文字中了無痕跡，不難理解為何他又有國民黨 “文膽” 之稱。寫成當年，此文冠以《孝園寫經記》之名，全文登載于11月佛學月刊《潮海音》，成為后人研究戴季陶佛教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孝園寫經》民國出版書影
1931年佛學月刊《潮海音》書影
趙樸初一生弘佛，講 “人間佛教”，將佛教視為使命，多于個人修行。他的書法雍容恬淡，令后人睹字思人，恰如他對自己一生總結：
當下世界，變化巨大，竟有大同于因特網之勢頭，佛教似乎變得更加溫和，減弱了宗教的力量，卻更貼近文化與歷史，對于年輕的藝術家，他們不再懷揣戰戰兢兢的敬畏來圖畫佛像，而更像是創造一個讓自己、讓觀者避世、自省的角落。如潘汶汛所說：“看那些作品，心中情誼，綿延其間，這些東西仿佛是我在雁湯山絕壁山谷里的梯田間麥稈里的煙火。在世間的無人處，有了供人念想與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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