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消息，“這次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出土的文物當中，有很多是來自中原地區夏商王朝風格的遺物。”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研究員剛剛從三星堆遺址發掘現場作為特邀專家參加電視直播解說歸來，他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表示，這意味著三星堆先民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強烈影響，也清楚表明，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在三星堆考古新發現電視直播現場留影。

再次實證中華文明由多元一體形成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出土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變成的儀仗用具和青銅尊、青銅罍、銅鈴等，都是中原地區的風格。這些風格的遺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頭遺址形成，有相當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繼承。

三星堆遺址新出土的這一批中原風格的遺物，清楚地表明，古蜀文明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古蜀文明接受了夏商王朝的強烈的影響，而且這些接受影響的器物，包括青銅禮器和大型儀仗用具等，表明華夏中原地區夏商王朝創造的禮制對周圍的方國文明產生強烈影響。

“這里出土的玉琮和商王朝中心地區的非常接近。”王巍解釋，玉璧、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長江下游，但三星堆中的玉璧、玉琮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經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遺留，“應該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再傳播至三星堆”。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認為，三星堆考古新發現再次實證中華文明由多元一體形成，在中華文明早期“滿天星斗”之中，三星堆和古蜀文明是其中閃亮的星斗之一。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在三星堆考古新發現考古現場留影。

針對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縱目面具”等“千里目”“順風耳”的夸張造型器物，引發網友猜測外星文明、外來文明的說法，王巍明確表示沒有這種可能。他說，這些夸張造型只是因為古人把它作為一個“神”，并非三星堆先民真實的長相。其中，出土小的青銅人像基本上是小方臉，也是比較典型的四川人長相，其鼻子、眼睛、耳朵都是藝術的夸張處理。

至于有人將三星堆遺址金面具與埃及甚至古希臘對比，王巍認為，三星堆金面具實際上是銅面具的系統，“只是出于追求更加尊貴等理由，再給銅面具表面貼一層金”，這種方式是三星堆的一個特點。

他說，三星堆和域外用黃金、用面具有相似，但目前看來，除了金、面具要素外，還看不到直接的聯系。當然，“也不排除未來如果在域外發現了什么線索，到那時候可以再討論”。

談及三星堆青銅神樹和神鳥，王巍稱，這與中國古代神話中的金烏、后羿射日的神話相呼應，“神樹、神鳥很可能就是這個神話的體現”。他認為，原來一般認為這個神話傳說是戰國時期出現的，現在看來，至少在古蜀時期就已出現。這也表明，中國的神話體系并不都是產生于黃河中游，“應該是匯集了很多地方的神話傳說”。

王巍強調，中國境內各個區域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大家之所以覺得三星堆出土的文物造型“奇奇怪怪”，很神秘，是因為不了解，進而產生很多遐想。實際上這些文物都是以當時生活基礎為藍本，然后用夸張的藝術手法賦予其宗教和信仰的色彩。

資料圖：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參加考古學術研討活動。孫自法 攝

大規模祭祀活動與當時信仰有關

王巍介紹說，這次三星堆考古新發掘的3號至8號6個坑，和35年前發掘的1號和2號坑，從現階段出土的遺物來看，面貌基本上是一致的，出土器物的種類、形制、年代上沒有明顯的差別，而且它們這幾個坑距離非常近，應該是大約同期，“目前碳14測的年代，4號坑相當于商代晚期，我們認為這些坑整體都屬于商晚期這樣一個年代”。

商代晚期時的三星堆先民為什么要舉行如此大規模的祭祀活動？王巍認為，這是跟他們當時的信仰有關，祭祀神靈，希望得到神靈的保佑，避除災禍，希望保佑三星堆古蜀國安寧，免受包括人為的、外來的、自然的侵害，祭祀活動在夏商王朝中原地區，也是非常重要的活動。

中國古代文獻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記載，對國家來說是最大的事情，一個是戰爭，要防止外敵入侵，保衛自己的領土和家園，另一個就是祭祀，祭祀神靈，希望得到神靈的護佑。

因此，三星堆遺址的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原始宗教的色彩非常濃厚，它的青銅神樹、大立人、大型銅面具和神壇等很多遺物，都是跟當時的信仰和崇拜密切相關。

王巍指出，三星堆新發現的考古發掘工作，目前還只是剛剛開始的階段。雖然已出土500多件器物，但7號、8號坑基剛剛要發掘到文物層，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首先是年代問題，比如4號坑測年為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1020年期間，但是其他坑的年代還需要通過精確測年，確定是不是同期，有沒有幾十年、上百年的一些差別和時間跨度，“當然我們認為一般也不會晚于中原地區商王朝的末期”。

其次，這些祭祀坑相互之間是何關系，比如目前已發現2號、3號坑是兩兩一對、方向一致，7號、8號坑也是相連、方向一致。“這些說明什么？是不是當時有兩兩一對這樣一個祭祀的特點，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三，三星堆遺址為什么出土那么多象牙？這表明象牙對于三星堆古蜀文明有特別意義，成都平原上無論是三星堆遺址還是金沙遺址，都有這個特色。“但是這個意義究竟是什么，尚待研究”。

此外，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顯示其文明程度曾相當高，但它為什么仿佛突然消失了？“這是最大的謎。”王巍表示，三星堆遺址未發現大規模洪水痕跡，推測不是由洪水導致。他個人認為，三星堆繁盛一個時期后，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成都的金沙。最新考古測年發現，兩者之間年代緊密銜接。

創新科技服務考古發掘研究大檢閱

王巍之前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中評價科技貢獻時，曾形象稱科技手段為考古工作增加了“望遠鏡”和“顯微鏡”。

這次三星堆考古新發現，除了出土大批精美文物遺存外，眾多創新科技高效應用、服務于考古遺址的現場發掘研究工作，也給擔任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的王巍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他說，通過顯微觀察、高光譜、納米CT等新技術方法對4號坑灰燼層剖面進行觀察分析，初步判斷4號坑灰燼層沒有明顯分層；采用酶聯免疫技術檢測至4號坑灰燼層中有蠶絲蛋白，說明4號祭祀坑中曾經存在過絲綢；顯微觀察發現3號坑部分青銅表面有紡織品殘留物；采用X射線熒光光譜、X射線衍射光譜、拉曼光譜、掃描電鏡-能譜等現代分析方法對3號坑青銅器、4號灰燼層、5號坑器物層、6號坑木匣表面微痕信息進行成分分析，初步確定青銅器、金器成分及灰燼層包含物類型。

此外，三星堆遺址植物考古方面通過提取200個樣本，發現碳化稻、竹亞科、楠屬、闊葉樹材等植物，這對研究四川盆地同時期的環境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還正在采取紅外復燒、微觀形態分析與磁化率等技術手段對祭祀內的紅燒土燒結溫度和灰燼沉積物微形態進行研究。

王巍歸納說，此次三星堆考古實現多學科融合與多團隊協同工作、實現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同步，具有考古發掘與保護理念創新、技術創新、組織管理創新等特點。

理念創新方面，首次將實驗考古前置考古現場、出土文物應急保護與預防性保護有機結合、考古與文物保護信息及時展示與傳播。

技術創新方面，一是將考古發掘、環境調控與監測、信息記錄、文物運載、應急保護等多種設備集成于一體；二是首次將高光譜技術運用于考古現場出土文物特征識別；三是首次將3D打印技術應用于考古現場文物提取保護。

組織管理創新方面，包括組建領導小組、專家咨詢組、考古發掘、文物保護等團隊，實現管理、咨詢與現場工作組成一個完整的有機體系。

王巍表示，三星堆此次考古發掘秉持的精細發掘理念，采用的多種現代科技手段，構建的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新模式，可以作為新時期中國考古學的典型代表，也為今后考古發掘和研究樹起一個新標桿。

他還特別強調，三星堆遺址考古新發現目前的發掘研究工作還僅僅是個開始，后續還將對新發現祭祀坑及出土器物遺存深入開展精細發掘、妥善保護、多學科對比研究，相信會不斷豐富和刷新人們對于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認知，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進程的研究提供更多考古實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