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1935年）張大千37歲，這一年張大千應徐悲鴻之請，擔任中央大學藝術科教授。是年還在北平舉辦了“張大千、方介堪、于非闇書畫篆刻聯展”、“濟貧合作畫展”等畫展活動，出版了《張大千畫集》，這時的張大千正處于開啟人生新境遇的時期。張大千與于非闇兩人交游由來已久，除卻共同舉辦畫展，二人還一同擔任過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館的導師。在研習古代書畫上，二個人都有著相同的學習經歷，這使得他們的藝術交流更為密切、深入。在《北晨畫刊》與徐燕孫爭訟的期間，由于非闇正式提出“南張北溥”之名，極大地推動了張大千在畫壇上的聲望，迅速地在北平乃至全國畫壇上噪起才名。

在《張大千先生詩文集（卷六）》中《四十年回顧展自序》一文曾記敘道：“荷芰梅蘭，吾仰鄭曼青、王個簃。寫景入微，不為境囿，吾仰錢瘦鐵。花鳥蟲魚，吾仰于非闇、謝稚柳。”足可見張大千對于非闇花鳥作品的高度評價。因為抗戰時期，迫于生活與戰亂的多重壓力，于非闇曾短暫出任過偽職，自視為“偽民”，為了自己學生的前途著想，于非闇曾讓自己的學生拜入大風堂門下，這些點滴都見證著兩位藝術大師的真摯友誼。兩人雖年齡、背景相差甚異，但性情相投、在對藝術的探討與交流中也頗為契合，后又多次合作書畫作品，為上世紀的藝林流傳下不少佳話。

1935年張大千與徐悲鴻等人由黃山歸來，于非闇重逢老友，喜不自勝，贈予他一對山喜鵲，飼養月余后，張大千開始對著山喜鵲進行寫生，“玩其情態”：山喜鵲微俯注視，似乎在找尋什么，可能是尚為成熟的秋果，也可能是不易察覺的昆蟲，然后配以紅葉修竹，綴以山石，并在題跋中詳敘了往來經過。畫面的主體山喜鵲的描繪非常工細，其他紅葉翠竹則兼工帶寫，是較為典型的明人畫風，嚴謹的造型之上，又能見筆墨意趣，背景雖留白卻也讓人感受到盎然的秋意。石頭重彩罩染，敷色明艷，而竹子又采用沒骨，筆下枝干交錯，節疤嶙峋，蕭肅中更襯出紅葉苔石的嬌艷，強烈的對比讓畫面饒有趣味。“五百年來一大千”，張大千在年輕之時即已被冠以全能，他擅長人物，擅長山水，同時花鳥畫在于他的藝術領域中也一直占據著半壁江山。從明清再上溯至宋代院體，扎實的造型能力是他得以成就的基石。而于非闇本人擅寫花卉，工蟲鳥，從形態的把握和顏色的運用，都能讓時人遙想見到宋代院體的廣大精微，張大千這一幅畫作兼工帶寫，濃妝淡抹，從題材的選取，再到畫作所運用的技法形式，都能給我們顯示出兩位藝術大師交往經歷的一個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