鈞瓷之美勝于釉色，三分人力，七分天成，其間色彩的流淌與幻化，非巧思可以成就，尤以紫鈞最為典雅，釉彩之絢麗宛若晚霞，而釉質(zhì)之細潤，猶似一泓靜謐湖水。其燒造頗為周折，先需模制成型，再經(jīng)多次素燒、施釉。因釉彩本身乳濁粘稠、流動緩慢，故上下加迭色澤不同的釉彩，極易形成斑斕、交織的現(xiàn)象，乃至一窯一火燒制的鈞瓷，變化萬端，無一相類。

本品原為鈞窯宮廷陳設花器，因其形制古雅精致，置于案頭亦賞心悅目，后世文人遂以之為筆洗。其形制為圓形，侈口出沿，外口沿棱紋兩道，其間環(huán)列鼓釘紋一周，器身隨形而生，婉轉(zhuǎn)而不失剛健。釉色厚潤，色澤依器型的轉(zhuǎn)折而豐富多變，口沿與外壁為玫瑰紫，燦若晚霞，絢麗奪目而變化無窮，內(nèi)壁則是天藍色，靜穆湉謐，與外壁的熾烈瑰麗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此冷暖色澤的搭配符合美學的原則，折射出工匠們的巧思和皇家審美的品味。釉色之美更由造型之妙相稱，俯視本品，器內(nèi)每一處轉(zhuǎn)折均見釉色淺淡，以致黑褐堅硬的胎骨隱現(xiàn)，使得造型輪廓鮮明，釉質(zhì)的溫柔婉約和器型的剛健硬朗合二為一，別見一番古樸典雅之風韻。底部下承三足，敷涂褐色護胎釉，斑駁古拙，與瑩潤釉光對比鮮明。周緣存支燒痕十九枚，古樸豪邁，一側(cè)清晰可見刻出「六」字款，筆道遒勁，蕩漾出獨特的時代氣息。

遍查資料，北京故宮收藏有此類鼓釘洗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兩宋瓷器（上）中共有5例，其中四例均為「一」字刻款，一例為「二」字刻款，近年拍賣市場同類鈞窯數(shù)例中除「一」，「二」字刻款，也見有張宗憲先生舊藏「四」字刻款，臨宇山人舊藏「五」字刻款，徐展堂先生舊藏「七」字刻款，葛沃得舊藏「八」字刻款， 而如本品落「六」字刻款者，疑為孤品，僅此一只，其珍罕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此盆四方敞口，寬板沿，四棱處倭角為飾，腹壁微內(nèi)收，形成恰到好處的角度，底部四角做如意云頭矮足。造型周正而規(guī)矩，典雅考究，通體罩施鈞釉，釉層豐腴勻潤，熔融自然，內(nèi)外釉色皆為官鈞之典型天藍，釉光與紋理變化當屬天藍之最佳品格，遠觀靜穆湉謐，近看圓融爛漫。釉層依器型的轉(zhuǎn)折而豐富多變，斑駁氤氳，予人無限遐想，別見一番古雅韻致。底部敷涂褐色護胎釉，與瑩潤釉光對比鮮明，清晰可見凹印“十”字款。本品曾為香港著名收藏家張宗憲先生舊藏，后入藏北美十面靈璧山居，傳承有序，來源清晰。

此類花器為明代早期內(nèi)府頒樣并下發(fā)到窯廠燒造而成。據(jù)萬歷一朝《大明會典?工部十四》記載：“凡河南及真定府燒造，宣德間題準光祿寺每年缸、壇、瓶，共該五萬一千八百五十只，分派河南布政司鈞磁二州……如遇缺乏，止行磁州、真定燒造，免派鈞州。”可見至少自宣德年間開始，鈞州即一直為宮廷燒造各式器皿。此類器皿底部常刻有數(shù)字，從“一”至“十”皆有，一說其為注明器型大小的符號，并可與同尺寸器托相對應。萬歷十九年（1591）高濂的《遵生八箋?燕閑清賞箋》中描述鈞瓷特征：＂鈞州窯，有朱砂紅、蔥翠青（俗謂鸚哥綠）、茄皮紫。紅若胭脂，青若蔥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純，無少變露者，為上品。底有一、二數(shù)目字為記。”本品色純一而無雜，妍麗動人，帶來郁郁的古風和摒棄繁縟的妙境，代表了明代鈞瓷之最高成就。

此類鈞窯陳設類器皿，質(zhì)精式雅，備受世人珍視，且存世稀少，檢視公私典藏資料，一例造型相似，底足為如意云足，并且底部凹印數(shù)字“十”者， 為Schiller舊藏，現(xiàn)藏布里斯托城市博物館及美術館，著錄于 Hobson and Hetheringt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圖1；另外一只尺寸相似，但釉色為藍紫色，底足凹印數(shù)字“九”例，見《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兩宋瓷器（上）》，頁23，編號19；另外一只形狀類似，為大維德爵士舊藏，著錄于東方陶瓷學會《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 vol. 6》，編號49。

鈞瓷絢爛奇妙之色彩，絕非世間丹青妙手心思所能及，因其色其形皆為天成，所現(xiàn)窯變尤象，妙景竟生，引人遐思無窮，觀其漫無崖際之變化，皆自以為獨有心領神會之境界，陶然自樂，情悅性怡，斯則觀賞鈞瓷之獨特樂趣也。本品誠為鈞瓷之佳美者，形制為六瓣葵花形，侈口出沿，沿邊凸起一道細棱，器身、圈足皆隨形而生，婉轉(zhuǎn)而不失剛健。釉色厚潤，色澤依器型的轉(zhuǎn)折而豐富多變，口沿與外壁釉色幻化為玫瑰紫，燦若晚霞，絢麗奪目而變化無窮，內(nèi)壁則是天藍色，靜穆湉謐，與外壁的熾烈瑰麗形成鮮明的對比，如此冷暖色澤的搭配符合美學的原則，折射出工匠們的巧思和皇家審美的品味。內(nèi)壁的每一處轉(zhuǎn)折均見釉色淺淡，以致黑褐堅硬的胎骨若隱若現(xiàn)，使得造型輪廓鮮明，釉質(zhì)的溫柔婉約和器型的剛健硬朗合二為一，別見一番古樸典雅之風韻。平底，敷涂褐色護胎釉，周緣存支燒痕，口徑為25cm，此器為已知同類器中尺寸較大者；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類似式洗，唯本件釉色更加紅蘊，且體型皆比故宮所藏略大。乾隆皇帝有喜歡銘刻堂名款的習慣，由此可以推知，凡是帶有清宮諸處堂名款的官鈞花器必定為內(nèi)府舊藏，并深得乾隆皇帝喜愛而被選用，檢視目前公私典藏，此類官鈞花器底部銘刻堂名款者不足20例，綜合考察其品質(zhì)皆屬同類之精華者，可鑒乾隆皇帝當時對此曾經(jīng)嚴格挑選過。故此，凡是銘刻堂名款者的品格一定高于無銘刻者。其銘刻內(nèi)府堂名款遵循嚴格的格式，皆呈“T”字形布局：先橫刻大的宮殿名稱，后豎刻具體的安放廳堂，例如橫刻“建福宮”，豎刻“竹石假山用”；橫刻“養(yǎng)心殿”，豎刻“隨安室用”。細察本品底部，留有“T”字形磨痕，顯然是人為消除的結(jié)果，側(cè)視隱約可見字跡存在，由此可知本品屬于以上乾隆皇帝御用之物，后來散失出宮，很可能前賢恐其為官府所追究，故而磨滅銘款。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與本品類似者，唯尺寸比本品略小，著錄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兩宋瓷器上》，圖版29、31。北京慶寬家族藏有一件鈞窯玫瑰紫釉菱口水仙盆，直徑25.5cm，形制全同，唯尺寸與本品略大；洗內(nèi)一色天藍，而本品則半紅半藍，宛如云霞幻化之美，此洗于1997年中國嘉德秋季拍賣中賣出。

此件拍品最始于著名收藏家白威廉氏巴爾（A.W.Bahr 1877-1959）收藏，他于1877年出生于上海，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1910年前在上海從事煤與一般進出口貿(mào)易，同時喜愛中國藝術。對古玉，陶瓷及畫有所收藏。其藏品曾在歐美眾多大型博物館展覽，亦有慷慨捐贈藏品于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及加拿大蒙特利爾藝術博物館。其一生中出版過不少學術著作，其中以研究中國高古藝術品為主。而其人亦是最早收藏“皿方罍”的歐美收藏家。早年上海大古玩家李文卿和馬長生將皿方罍身以80萬美金賣給了白威廉。于是，他便成了方罍器身的第一個真正的收藏者。此件洗隨后又美國著名中國藝術品收藏家柯爾彬博士伉儷珍藏（Dr.and Mrs.William L. Corbin Collection）。這批佳作購于二十世紀中期，耗四十載心血積淀而成，體現(xiàn)了美國收藏家對中國藝術的愛好與品味。柯氏伉儷苦心孤詣搜集的這批上乘瓷器，年代由漢代 （公元前206至220年） 至清代 （公元1644至1911年） 無所不及。柯爾彬博士隨后通過對收藏品的廣泛公開展覽、拍賣，以及其藏品無可挑剔的來源出處，收藏家們皆有機會接觸到珍貴的中國瓷器和藝術品。

本品內(nèi)外皆呈玫瑰紫釉，盤撇口、弧腹、圈足內(nèi)斂，造型殊雅，本品胎厚釉濃，釉色濃艷典雅，藍紫融匯交織，流光含韻，乃人間爐焰之功，使之瞬息交融，融為奇異。圈足露胎處厚實細密，敷涂褐色護胎釉，內(nèi)心平底。此式明初官鈞盤存世極為罕有，元末明初之鈞窯傳世多見花器，清時深得清宮珍視，雍正乾隆兩朝，多以之妝點內(nèi)宮陳設；而本品小盤卻應為賞玩之用，存世無多。傳世此類官鈞盤，除本品外，兩岸故宮有藏例，北京故宮藏有兩例，其一例錄于《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顏色釉》，1996年，第194頁，圖176，臺北故宮藏有一例。市場流通者除本品外，僅見一例，為香港佳士得，2002年10月28日，編號523，明14-15世紀，官鈞葡萄紫釉盤，余例未見。

匜最早原為中國先秦禮器之一，用于沃盥之禮，為客人洗手所用。周朝沃盥之禮所用水器由盤、盉組合變?yōu)楸P、匜組合。至元代，匜又開始流行，除了瓷器質(zhì)地亦還有銀、銅質(zhì)。亦有根據(jù)元代「蒲城墓葬壁畫」而認為是酒器，從壁畫中可知，匜在元代可與玉壺春瓶及盤盞一起搭配使用。

本品形制規(guī)整，圓腹，呈淺缽形，平底無釉。口沿一側(cè)有較寬的流，下有小圓系。因系覆燒，唇面露胎幷顯火石紅色。白地釉色微泛青，器心飾紅地白線波浪紋一圈，內(nèi)畫一蒼鷺傲立荷葉之側(cè)，左方伴飾枝葉，筆觸灑脫，色澤殷紅深沈。其波浪表現(xiàn)尤為獨特，系先以銅紅釉色平涂后再以尖銳工具輕輕加以剔刻，去除呈色釉料后再施釉，作出留白效果。鷺鷥歷來被譽為「吉祥之鳥」，與蓮花、蘆葦合繪，寓意「一路連科」，祝福科舉仕途順利，乃古時科舉士子求功名時最為喜愛之題材，寓意甚是美好。

皇慶二年（1313年）元仁宗下詔恢復科舉，“世祖章皇帝設官分職，征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材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未，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jīng)術為先，辭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

盤口呈盛開的十二瓣菱花形，撇口折沿，淺弧腹，矮圈足，細砂底，局部泛火石紅亦非常自然。胎體厚重堅實，施釉肥腴，釉色白中泛青。通體以青花為飾，盤心飾五朵纏枝花卉，有牡丹、山茶、芍藥、西蕃蓮等，內(nèi)外壁繪十二式折枝花卉，計有萱草、梔子、芍藥、荷花、水仙、山茶、月季、牡丹、石榴、菊花等，均以小筆觸勾勒，濃淡深淺，一如水墨作畫，表現(xiàn)力極強。青花發(fā)色明快，濃淡有致，釉面紋飾有自然形成的結(jié)晶斑點，即是使用進口青料“蘇麻離青”所形成之“鐵銹斑”效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為永樂官窯青花最具代表性器物之一。本件器物造型美觀，制作精細，畫工精美，且較一般之永樂作品形制略大，為近兩年來拍賣市場所罕見，相似者可參照孫瀛洲先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之藏品。此類大盤器型始見于元代，非中國傳統(tǒng)瓷器造型，而與中亞陶器及金屬制大盤十分相似，應為適應中亞伊斯蘭國家需要所制，是當?shù)刭F族圍坐吃抓飯之宴飲佳器。其口沿邊飾的纏枝花卉紋更見濃郁的中東伊斯蘭藝術之風格。當時不止景德鎮(zhèn)御器廠一處燒制，龍泉窯亦曾燒制與此器形、紋飾一致的各式大盤。元至明初中西海陸文化貿(mào)易交通發(fā)達。永樂朝鄭和下西洋，極一時之盛，故其不但是陶瓷史中的重器，也堪稱中西交流的寶貴見證。更為難得的是此盤還帶有清代宮廷精制之紫檀嵌玉盤架，雕刻夔龍紋及如意云頭紋，中心鑲嵌青白玉填金牡丹洞石，木作雕工與白玉鑲嵌件均為乾隆宮廷風格。盤架與大盤配合，可謂珠聯(lián)璧合。

此件盤撇口，折沿，弧腹，圈足，砂底。器身以青花繪制紋飾，胎質(zhì)細膩潔白，釉汁瑩潤亮青，口沿繪一周海水浪濤紋，內(nèi)外壁均飾十二朵纏枝花卉，勾畫婉轉(zhuǎn)流暢，盤心主題紋飾為折枝葡萄圖，所繪葡萄，藤蔓綿綿，碩果累累，布局疏朗而飽滿。

永樂時期青花紋飾既保留傳統(tǒng)圖案又有受外來文化影響。傳統(tǒng)紋飾最常見到的是纏枝、折枝形態(tài)的花卉、瑞果，有蓮花、牡丹、茶花、石榴、荔枝、枇杷等。這些紋飾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大盤、碗、梅瓶、執(zhí)壺上。花果紋飾寫實傳神，充分借鑒國畫的筆墨意韻，得其法度，勾、勒、點、染諸法，運用皆宜。線條粗細并用，青料濃淡兼施，從而令畫面富具蒼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渾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氣勢。

永宣之際，為弘化天朝圣德，諭遣中官鄭和七下西洋，中外往來遂變密切，此前中斷數(shù)十年的海外經(jīng)貿(mào)重開，與中東地區(qū)交流得以恢復，其中瓷器一項，深為當?shù)刭F族喜愛，故西下寶船之中不乏用于賞賚的青花瓷器。明承元制，重視窯業(yè)，后更于珠山置御器廠，設有司專備窯事以供御用和賞賚，較之元朝浮梁磁局，規(guī)制更宏，技術精進，所出之品，為世所珍，其中各式瓷質(zhì)大盤為當時重要賞賚瓷之一，為中外交流盛事之見證者。

本品即為此中之佳例，其形宏碩端莊，口沿平出，呈十二出菱花式口，此種器型始見于元代，非中國傳統(tǒng)瓷器式樣，而與中亞陶器及金屬制大盤十分相似，應為適應中亞伊斯蘭國家需要所制，是當?shù)刭F族圍坐吃抓飯之宴飲佳器。其胎質(zhì)細膩潔白，釉汁瑩潤亮青，口沿繪一周卷草紋，具有濃郁的西亞風情。內(nèi)外壁均飾十二朵折枝花卉，計有山茶、牡丹、梔子花、菊花等數(shù)種，勾畫婉轉(zhuǎn)流暢，盤心主題紋飾為折枝葡萄圖，所繪葡萄，藤蔓綿綿，碩果累累，細須纏繞，枝葉翻卷，布局疏朗而飽滿，花果紋飾寫實傳神，充分借鑒中國水墨畫的筆墨意韻，得其法度，勾、勒、點、染諸法，運用皆宜。線條粗細并用，青料濃淡兼施，從而令畫面富具蒼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渾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氣勢。青花料聚集處呈鐵銹斑，有凹凸不平之感，在釉面映襯下產(chǎn)生清晰明麗之感，蘇麻離青料深入胎骨，極具立體效果。
葡萄產(chǎn)自西域，中土少見，故較為罕見于中國藝術品。唐代因絲綢之路通達，中西往來頻繁，中原遂見有葡萄紋飾，卻如曇花一現(xiàn)。元代作為中國版圖最大的一個朝代，與西域貿(mào)易、文化交流互動頻繁，紐帶再連，至永宣時期中外往來愈發(fā)密切，瓷器在發(fā)達的對外貿(mào)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葡萄圖案甚是流行。此式葡萄紋大盤為重要而珍貴的永樂官窯瓷器，為君主用于促進貿(mào)易或外交之重器。

檢閱目前各大收藏機構(gòu)，繪葡萄紋者見有兩種樣式，一類口沿為板沿圓口，繪常見的海浪紋飾，口徑多在40公分以下，英國大威德基金會、英國牛津Ashmolean博物館均有收藏；一類即如本品，采用菱花口造型，尺幅更大。與本品最為接近者見有日本出光美術館所藏「明永樂 青花葡萄唐草文輪花盤」，口徑43.5cm。另有兩例與本品亦十分接近，惟年代定為宣德，一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花葡萄紋花口盤」，口徑45.4cm；一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青花葡萄紋花口盤」，此盤為清宮舊藏，口徑44cm。以上三者口沿紋飾均與本品相同，繪西域風情的卷草紋。

永樂一朝為朱明官窯瓷器藝術之典范，開創(chuàng)之功甚偉，集古今之菁華，融中外之風格，雋品迭出，尤為精絕，其中青花一項，色澤深翠，式樣精妙，明代文人品評甚高，謂之「發(fā)古未有之名品」、「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備受后世推崇。本品所具之重要意義在于其本身既是中國青花瓷器的珍品，又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的見證。以本品為代表的永樂青花瓷器在中東地區(qū)深受歡迎，以致當?shù)匾疗澞峥颂掌鲗Υ四≈瞥娠L，目前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所藏作于16世紀初的伊茲尼克鈷藍料葡萄紋陶盤即為一典型實物，其主題紋飾顯然摹自永樂此式青花大盤。兩地文化交流的互動現(xiàn)象在此表現(xiàn)尤為突出，蒙元之世中國受中東地區(qū)的技術、原料而成青花佳器，再銷至彼地又成陶器摹制對象，一器之微卻遂成中外文明交流之見證，是為幸事。

此盤折沿，淺弧腹，圈足，底部細沙底，露胎，微泛火石紅色。通體以進口蘇麻泥青料繪制紋飾，紋飾層次豐富，繁而不亂，盡顯明代初期青花瓷的粗曠氣質(zhì)。

明代永樂年間，青花瓷紋飾較為傳統(tǒng)。古玩行業(yè)內(nèi)論及紋飾常言：“五朵花者未若一束蓮，一束蓮未若葡萄，葡萄者未若二或三朵花，二三花者未若纏枝瓜紋，瓜紋及更殊者皆為雋品”。此盤心繪瓜果紋，枝葉翻卷，藤蔓纏繞，精獷中帶有萬般精細，象征碩果累累、物阜民豐。此紋飾充分體現(xiàn)出一代君主為黎民百姓祈求五谷豐登、安居樂業(yè)的美好愿望。口沿飾海水波浪紋一周。此器釉光瑩潤如玉，青花發(fā)色艷麗，自然暈散，釉面橘皮紋微微泛起。永樂青花紋飾明顯地較元代疏朗，描繪手法趨于自然、寫實。

與此盤紋飾相同者，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日本出光美術館各藏一件。另一件來自于海外私人收藏，購自香港蘇富比1984年11月19日秋拍葉義醫(yī)生專場拍品號177，當時成交價為902,000港幣。

此盤原為英國倫敦著名古董商布魯特父子（Bluett & Sons）的舊藏，布魯特父子是在歐洲收藏中國古董的先行者和引路人，眾多著名的歐洲古董收藏家都與他們的收藏密不可分，大維德爵士也曾一度從他那里得到精美絕倫的中國古董瓷器，時至今日，布倫特父子的收藏印記仍在影響著歐洲乃至世界古董市場。另一段收藏經(jīng)歷來自美國紐約著名的拉爾夫M.蔡特畫廊（Ralph M.Chait Galleries），蜚聲世界的拉爾夫·蔡特畫廊創(chuàng)立于上個世紀初，是有著106年悠久歷史的家族收藏企業(yè)，它的創(chuàng)始人拉爾夫·蔡特先生，是一位傳奇的中國古董鑒賞家，在他的帶領下，開創(chuàng)了美國收藏中國古董專業(yè)的先河，眾多收藏家、學者和研究機構(gòu)都曾受益于他的收藏，前美國總統(tǒng)胡弗、前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英國大維德爵士、美國洛克菲勒家族等名流政要，都是曾是這里的常客；費城美術館、弗利爾美術館、三藩亞洲美術博物館、諾頓博物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以及皮博迪博物館，都收藏有此畫廊過手的藏品。

此盤折沿，淺弧腹，圈足，底部細沙底，露胎，微泛火石紅色。通體以進口蘇麻泥青料繪制紋飾，紋飾層次豐富，繁而不亂，盡顯明代初期青花瓷的粗曠氣質(zhì)。

明代永樂年間，青花瓷紋飾較為傳統(tǒng)。古玩行業(yè)內(nèi)論及紋飾常言：“五朵花者未若一束蓮，一束蓮未若葡萄，葡萄者未若二或三朵花，二三花者未若纏枝瓜紋，瓜紋及更殊者皆為雋品”。此盤心繪瓜果紋，枝葉翻卷，藤蔓纏繞，精獷中帶有萬般精細，象征碩果累累、物阜民豐。此紋飾充分體現(xiàn)出一代君主為黎民百姓祈求五谷豐登、安居樂業(yè)的美好愿望。口沿飾海水波浪紋一周。此器釉光瑩潤如玉，青花發(fā)色艷麗，自然暈散，釉面橘皮紋微微泛起。永樂青花紋飾明顯地較元代疏朗，描繪手法趨于自然、寫實。

永宣之際，為弘化天朝圣德，諭遣中官鄭和七下西洋，中外往來遂變密切，此前中斷數(shù)十年的海外經(jīng)貿(mào)重開，與中東地區(qū)交流得以恢復，其中瓷器一項，深為當?shù)刭F族喜愛，故西下寶船之中不乏用于賞賚的青花瓷器。明承元制，重視窯業(yè)，后更于珠山置御器廠，設有司專備窯事以供御用和賞賚，較之元朝浮梁磁局，規(guī)制更宏，技術精進，所出之品，為世所珍。

此盤傳承有序，原為舊上海醫(yī)學世家丁福保、丁惠祿父子舊藏。丁福保先生是上海灘傳統(tǒng)文化圈中的著名人士，曾出版大量醫(yī)學書籍并刊刻古籍，他一生收藏豐富，并曾經(jīng)擔任中國第一個文物收藏社團——古泉學社的會長。丁惠康先生繼承了父親對于收藏的興趣。他的收藏以陶瓷見長，收藏的古代陶瓷曾經(jīng)印有一部目錄，名為《華瓷》。此次上拍的明永樂青花瓜瓞紋大盤，是他們父子兩代收藏的最好見證。

與此盤紋飾相同者僅見三件，分別為海內(nèi)外博物館珍藏，唯尺寸略小，均為37cm左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與日本出光美術館各藏一件。另一件來自于海外私人收藏，購自香港蘇富比1984年11月19日秋拍葉義醫(yī)生專場拍品號177，當時成交價為902，000港幣。

本品高36.5厘米，為永樂青花梅瓶之大器，端莊典雅，挺拔飽滿，唇口，短頸，豐肩，外壁青花紋飾自上而下分為四層，肩部以雙勾技法繪飾仰覆如意云頭，內(nèi)繪各式折枝花卉，腹部主題紋飾為上下交錯的五組折枝花果紋，諸如蟠桃、枇杷、荔枝、石榴、葡萄、櫻桃、甜瓜、山楂、銀杏、龍眼十種瑞果。花頭飽滿碩大，勾畫婉轉(zhuǎn)流暢，花卉者芬芳盈枝，風姿綽約，果實者飽滿豐碩，寓意吉祥。繪畫運筆蒼健，點染深沉，充分借鑒國畫的筆墨意韻，得其法度，勾、勒、點、染諸法，運用皆宜，頗有明初宮廷院體畫家孫隆沒骨折枝花果畫的風范。線條粗細并用，青料濃艷，鐵斑深沉，為蘇麻離青之典型用料，表現(xiàn)出發(fā)色暈散效果令畫面富具蒼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渾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氣勢。脛部繪就變形蕉葉及細密的卷草紋，布局緊密，又與主題紋飾疏朗清雅的布局形成鮮明對比。底部淺圈足，胎質(zhì)細膩，撫之光潤如玉，瓶內(nèi)壁飾以亮青釉，施釉均勻平整，修胎細膩。類似作品可見于北京故宮、首都博物館及瑞士玫茵堂收藏，存世相似范例不超過四件。明代早期，梅瓶造型通常成對，此瓶與北京故宮藏例甚為相近，兩器疑原屬一對；另有一對帶蓋梅瓶，紋飾器型與本品完全相同，見于北京海淀區(qū)香山大院出土物，現(xiàn)應屬北京首都博物館藏品，其中一件著錄于《中國陶瓷全集》，上海，1999-2000年，卷12，圖版47；另一件錄于光林：《北京出土的幾件明代青花瓷器》，《文物》，1972年，第六期，圖版6。

本品黃釉細膩晶瑩，然與明初宣德黃釉不盡相同，且前所未見永宣黃地青花立件傳世，故或為清雍正御窯所加。在藝術市場上，永宣梅瓶歷來備受藏家珍視，一直是市場追逐之熱點。2011年秋，來自于瑞士玫茵堂的一只與本品大小及紋飾均相符合的永樂梅瓶以1.66億元港幣的高價成交，2014年春，尺寸器形相對本品為小的一只高約28厘米的永樂青花梅瓶在香港亦創(chuàng)出4828萬元港幣的佳績，又如2008年美國紐約戴張萍英基金會收藏的一只永樂甜白釉暗刻龍紋梅瓶也以2299萬人民幣的價錢落錘。黃地青花創(chuàng)燒自宣德御窯，可謂開啟后世低溫色地裝飾御瓷之先河，影響深遠，于雍干御窯亦為名品，而本品所施黃釉色澤勻凈明亮，極見精準細致，青花如嵌飾其中，具有典型的十八世紀特征，由其精良的填色工藝揣測，此加彩似應出自雍干之際的御窯廠，是雍干二帝對前朝佳器踵事增華的一種體現(xiàn)。本器為法國資深貴族藏家舊藏，曾在其宅邸之中作為燈座，幸胎體釉面保存基本完好，難能可貴。

此瓶以各式花卉、果實圖案為飾，蟠桃、枇杷、荔枝、石榴、葡萄、櫻桃等果實通過有序的布局，使各紋飾比例協(xié)調(diào)完美，起伏的節(jié)奏將空間布滿。這種以植物花卉為主題的特色，也符合伊斯蘭教反對偶像崇拜，以植物和圖案裝飾為藝術主題的美學觀。將帶有延續(xù)性的枝葉、充滿生機的花果勾勒于器表，這種寓意純潔高尚的裝飾效果，深受帖木爾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的喜愛。再者，永樂皇帝北修紫禁、六下西洋、親征漠北、編纂大典之余、更疏浚大運河、溝通南北、造船業(yè)的空前發(fā)達。大運河的疏通和造船業(yè)的空前發(fā)達，使南北交流日益迅捷，帝國廣大疆域內(nèi)的各地四時花果齊聚于皇帝御前。故而嶺南的荔枝、江南的枇杷、西北的葡萄、中原的石榴等，方能同時出現(xiàn)于永樂青花梅瓶之上。這幾件文治武功的大事，使得成祖文皇帝治下的大明帝國在十五世紀前半葉立足于世界文明之巔。

此種明清御窯廠對宮廷舊藏前代名窯作品加以彩繪或改制、仿制的例子并不罕見。英國倫敦大維德基金會藏有在款識較淡的成化斗彩器物上后加紅彩隆慶、萬歷款識；又如臺北故宮藏有康熙時為試制琺瑯彩，曾以永樂甜白釉盤為胎上加琺瑯彩花卉圖案的范例，可見清初皇室對永樂御窯風采傾慕不已。蓋因永樂御窯品格之美，為中國陶瓷之高峰，其選料、制樣、畫器、題款無一不精，創(chuàng)新發(fā)明極多，器類與釉色之豐富，為此前所未經(jīng)見，其中青花一門，極負盛名，終明之世，精光不泯。清宮內(nèi)府典藏豐富的永宣佳作，以致雍干二帝有著常人無法比擬的優(yōu)勢去領略永宣御窯之風采，從而對永宣御窯各方面的藝術成就取得深刻的認識，由慕古轉(zhuǎn)而摹古，如雍正皇帝就曾命將清宮舊藏宣窯瓷器交由景德鎮(zhèn)御窯仿制，并特別說明不必寫年款，以期競技于古人。對內(nèi)府收藏當中缺失配件的器皿，往往諭旨御窯廠補造，以得成全之美。而乾隆亦尚古非常，據(jù)清宮檔案記載，乾隆皇帝曾多次下令，將前朝的作品堂而皇之刻上乾隆款識。不僅見于瓷器，琺瑯、漆器等亦存在此情況，如臺北故宮博物館所藏的兩件漆盤“明永樂 剔紅雙層牡丹紋圓盤”及“明 剔紅云龍紋圓盒”，均為乾隆帝將前朝之物改款而成。

據(jù)清宮造辦處文檔記述：“雍正七年四月十一日郎中海望持出葫蘆式磁壺一件。奉旨：將此壺交年希堯照其款式仿燒造幾件，其釉水如不能十分像，些須深淺亦可，將原壺上添一蓋。”如此所凝積的美學思想使得他們由欽慕古物轉(zhuǎn)入摹古抒情之際，更具獨特的藝術視野，往往擷其最精華之處組合化裁，既保留經(jīng)典元素，又另見新意。黃地青花作為宣德御窯之一大創(chuàng)新，所見多為盤碗之類，雍正御窯在慕古的前提下，自然而然的將這一技法應用到瓶、尊等立件琢器之上，正如清末陳瀏在《匋雅》中所言：“黃地青花，雍正窯之所重視者，匪獨盤然也，大瓶亦有之。”除命本朝御窯燒造之外，更是如本件將永樂遺物加以黃彩， 故本件作品可作為雍正皇帝慕古情懷影響下的經(jīng)典佳例，亦是明清兩代御窯的一次跨時空合作，值得格外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