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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作品賞析
任伯年(1840-1896),名頤,初名潤,字伯年,一字次遠,號小樓,浙江山陰人。清末“海上畫派”的重要畫家,題材廣泛,人物、肖像、山水、花卉、禽鳥無不擅長。用筆用墨,豐富多變,構圖新巧,主題突出,疏中有密,虛實相間,濃淡相生,富有詩情畫意,清新流暢是他的獨特風格。

畫卷后半部為胡公壽所題“飯石”二字,書法用筆遒勁,相映生輝。款署:“飯石山農青(清)鑒。漱石厲齒,飯石充饑。洵乎君家白石(指姜夔)所云:七十二峰生肺肝矣。姜石農刺史家洞庭飯石峰之麓,自號飯石。公壽書此贈之。”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姜石農因為家住洞庭湖的飯石峰下,而自號飯石。曾經做過刺史一級的官。而任伯年、姜石農和胡公壽三人的關系也是非同一般。
◆ 飯石小像考 ◆




任伯年的人物畫取材豐富,具有很強的世俗性。此作屬于傳統的祝壽題材,創作于1874年34歲之時。任伯年從年近30歲才開始作畫,此畫體現了其早期的人物畫風格。任伯年的人物畫早年師法陳洪綬、費曉樓、任薰、任熊等人,其夸張奇偉的人物畫法來自陳洪綬,裝飾性強的街頭描則學自任薰。此作寫時,身處上海的任伯年已完全進入任薰所授筆意,深入老蓮體。畫中老者精神矍鑠,開懷暢飲,憨態可掬,沉浸在壽辰的歡樂氣氛中。五位老者形貌各異,瘦長臉型者,圓臉者,披布衣長袍者,披毛皮者,各人戴的頭冠亦不同,頗有異域特征。每個人物均十分具有特色,且描繪精細,面部與手的勾線細簡流暢,肌肉起伏都以明暗烘染,顯示出畫家高超的寫實造型能力。人物衣紋則屬于純粹的釘頭鼠尾描,長線行筆迅疾,盤曲回折,流暢有力,精氣逼人。筆與筆的組合中造成了“瀏漓頓挫”的韻律感,起迄回旋,千姿百態。任伯年巧妙融會中西畫法,可以說達到了造型與筆墨的完美統一。
出身于民間藝術、成熟于傳統藝術、精進于西洋藝術、擅名于商業社會的任伯年,不僅是中國近代繪畫藝術開山第一人,是最早在中國傳統繪畫基礎上吸收西式繪畫速寫、設色等技法并取得成功的藝術家,也是名副其實的海派鼻祖,是最早投身商業經濟大潮并將其與藝術成功結合的典范,其影響至今不墜。以致徐悲鴻盛贊他是繼仇英之后中國畫家第一人,王雪濤則謂其用色造詣極高,尤其用粉,近百年來無比肩者。
任伯年的主要成就在其花鳥畫,這也是花鳥畫一直占有海派繪畫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任氏花鳥富有巧趣,早年以工筆見長,純以焦墨鉤骨,賦色肥厚,后取南田沒骨法、白陽青藤雪個的寫意法,筆墨趨于簡逸放縱,設色明凈淡雅,形成兼工帶寫、明快溫馨的格調,開辟了花鳥畫的新天地。其人物畫尤其肖像畫也蔚為當時魁首,雖淺描淡染、筆墨無多而能極得神情、形肖骨立;山水畫創作不多,上溯元明各家,以縱肆、勁真的筆法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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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佑申先生舊藏并題簽。每軸附有“穆清貌齋藏”簽條。穆清貌齋主人陸佑申(約1856-?),世居上海,與海上書畫名人、鑒藏家交往甚密,對于海派作品之甄別,其所藏皆晚清至民初海上名家,且均為精彩罕見之品。
清德宗八年壬午,上海社會整體“洋化”,任伯年將眼光通向所有可能,構建了虛實相生的小寫意花鳥空間。與任伯年同時期的穆清貌齋主人——陸佑申(1856—?),慧眼獨攬此四屏大作,稱雄任伯年花鳥圖繪收藏。
四屏花鳥相合,點創出季節性的四時景象,季春紫藤,倦懶稚雀湊棲枝頭,紫藤樹以花青泛紫,濃淡不壹的透明渲染,凸顯紫藤繁密的豐茂體積感。早夏枇杷,撞粉賦寫橙綠漸變、生熟竄簇的明麗球狀果實,壹白羽體豐禽雞曉藏樹后,眼神機警,緊盯觀者。秋日勁竹燕輕斜,竹與燕陣依兩個曲度相近的弧形結構布局,燕身壹抹橙紅與竹蘭草色形成對比,以竹枝、燕背的墨色中和。仲冬鵪鶉戲水仙,石面略傾,六只羽翼豐滿的鵪鶉分處巖崖,有隨時滑落的危險,依靠最左側鵪鶉伸頸觀水仙的動作,得以平衡畫面,竹葉竹枝、水仙以雙鉤填彩繪制。
任伯年采用局部事物寫實的造型與整體散點透視。四屏皆取“之”字分割,對角留白,主從、疏密、虛實的布局形成視覺秩序引導,畫面空靈明快,動靜有別,藏露得宜。造型恰當寫實,擺脫文人大寫意概念化和象征性的表現,獨創全新的花鳥繪畫語言元素——沒骨點去與寫意勾勒結合的小寫意花鳥世界。
上海社會風行崇洋審美,并沒有徹底拋卻對中國傳統筆墨依戀的大方向,任伯年在兩者間探索,走著壹條與傳統法則貼近,又重西法與自我獨建的道路。此四屏花鳥,對自然的再現過程中,將表現對象瞬間動作的活感,及試圖體現花鳥自身心理活動和生理感應置于首位。自然生命的意態表繪,是此時畫藝名躁東南的任伯年對自然與繪畫領悟開化的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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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屏花鳥畫作于1883年。19世紀80年代是任伯年藝術的鼎盛時期,其花鳥畫已經形成了獨特的格局,題材亦擴大了,藝術手法更加純熟、大膽、概括,已至爐火純青之境,從這四屏花鳥中頗可見之。任伯年的花鳥畫早年以工筆見長,“仿北宋人法,純以焦墨鉤骨,賦色肥厚,近老蓮派”,后吸取惲壽平的沒骨法,陳淳、徐渭、朱耷的寫意法,筆墨趨于簡逸放縱,設色明凈淡雅,形成兼工帶寫,明快溫馨的格調。而且他善于將民間藝術中的元素融入文人畫中,使古雅的文人畫出現一些裝飾意趣,開拓了藝術表現空間。他的畫法既具繼承性,又具開創性,在中國近現代花鳥畫史上是承前啟后的。
此四屏均以禽鳥為主,內容各不相同,又有內在的關聯性。構圖均頗富巧思,造型亦各具趣味。其中一幀取樹木、柿子、芭蕉葉、一對鳥兒的組合。柿子樹的樹干向上傾斜,構成對角線狀,枝條上,墨葉下,掩映著數個成熟的柿子,一對鳥兒棲息枝頭,相互對語,狀極親昵;下方幾片芭蕉葉鋪展開。畫中物象極其簡單,但布局疏密得宜,色彩搭配巧妙,芭蕉葉和柿子均以鮮艷的色彩畫出,構成一種明艷燦爛的氛圍,而鳥兒又以水墨寫出,以明亮色調襯托出其安靜沉穩之態。另一幀中,整體為冷色調,巖石、樹枝皆以水墨而出,樹葉以水墨融合石青、石綠畫出,層層疊疊,顯出厚重之感,數只鳥兒穿插枝葉間,不易察覺,已與自然融為一體。其余兩幀,亦為一冷一暖的搭配。一幀為一棵樹與一只雞的組合,樹木造型奇特,在畫面中彎折成三角形狀,下端的枝條上掛著數個荔枝,樹下的一只母雞體軀渾圓,以幾筆淡墨繪出羽毛的質感,紅色的雞冠與荔枝相呼應。另一幀中,一只鳥兒停在果樹枝頭,鳥兒的羽毛略施暖色,其余的枝葉、果實、山石均施冷色。整體而言,此四屏花鳥畫通過題材、造型、色彩的相似、相異、對比來構成了一個統一和諧的整體,畫風簡約自然,筆墨簡率縱逸,既有源于民間繪畫的裝飾性色彩,又表現出了真實生活中的情趣,是為任伯年花鳥畫盛年佳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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