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的《窗前讀信的少女》是荷蘭“黃金時代”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其在1742年來到德國德累斯頓，而后入藏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歷代大師畫廊（Gem?ldegalerie Alte Meister）。2017年這件作品開始修復，原本被遮蓋的丘比特“畫中畫”浮現，今年6月這件修復后作品將首次亮相在公眾面前，同時帶來的還有“維米爾：鏡像”大展。屆時，與《窗前讀信的少女》息息相關的《讀信的藍衣女子》和《站在維金納琴前的女子》等9件維米爾作品將展出。
德國德累斯頓收藏館所藏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在修復實驗室中
目前，德國德累斯頓收藏館歷代大師畫廊處于疫情關閉之中，但其已經官網預告了6月“維米爾：鏡像”大展信息，除了維米爾的作品外，同時展出的還有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弗朗斯·范·米里斯（Frans van Mieris）、格拉爾德·特鮑赫（Gerard Ter Borch）、揚·斯特恩（Jan Steen）等17世紀下半葉的荷蘭風俗畫作品，以及版畫、雕塑和歷史家具，以此提示維米爾所處的藝術環境，以及藝術家之間的傳承影響。
維米爾，《讀信的藍衣女子》，約1663，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
2017年，德累斯頓收藏館在對這件維米爾作品經過一番科學調查和論證后啟動修復程序。修復人員在表面清洗后，后壁站立的愛神丘比特顯露，這幅“畫中畫”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幅作品的外觀，也給予了觀眾不同的觀看視角。
2020年1月16日，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的修復狀況
《窗前讀信的少女》描繪的是一位少女在淺色的空墻前閱讀。這幅畫創作于1657-1659年左右，被認為是維米爾最早的室內畫之一。其實早在40年前，研究人員就通過x光看到了被覆蓋的丘比特，并一直認為丘比特也出自維米爾之手，但最新實驗室研究推翻了這一觀點。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決定在修復過程中先清除作品的覆蓋層，讓其看起來回到300多年前、離開藝術家工作室時的樣子。
展覽有一部分將專門討論維米爾的繪畫技巧和《窗前讀信的少女》的修復，以說明創作繪畫時復雜的、實驗性的過程。
左：維米爾，《戴紅帽子的女孩》，約1665年-1666年，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右：德累斯頓藏《窗前讀信的少女》紅外線成像
維米爾所在時代荷蘭流行的西班牙椅子，其雕花獅子頭與維米爾作品中細節相似
《窗前讀信的少女》曾被歸為倫勃朗的作品
1742年春，波蘭薩克森選侯奧古斯特三世(August III)從巴黎卡里尼昂親王的私人收藏中購買了30幅作品后，一幅名為《窗前讀信的少女》作為“生意之外的額外禮物”贈予了奧古斯特三世，當時這幅畫被歸于“倫勃朗”名下，這樣的署名一方面說明作品的卓越品質，但同時也說明當時的維米爾在荷蘭之外已被完全遺忘。
波蘭薩克森選侯奧古斯特三世
在德累斯頓，首次提到這幅作品是畫家彼得羅·瓜里恩蒂（Pietro Guarient，1700-1765）在1750年左右草擬的畫冊中，“以倫勃朗的方式”再次被引用。1765年出版的第一本德累斯頓畫廊印刷目錄將其列為“倫勃朗畫派”的作品，并在1783年將其歸于倫勃朗的學生戈弗特·弗林克（Govaert Flinck）所作。 從1826年起，德累斯頓公共收藏中的《窗前讀信的少女》又被視為彼得·德·霍赫（Pieter de Hooch）的作品，他像維米爾一樣活躍于荷蘭代爾夫特。
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局部）
直至1859年，法國藝術史學家提奧菲爾·托雷-伯格（Etienne Joseph ThéophileThoré，1807–1869）參觀了德累斯頓美術館。當時他正巡游歐洲的藝術品收藏，以尋找和證實他提出的“代爾夫特的神秘畫家”（Sphinx of Delft）的蹤跡。在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他證實了他的假設：《窗前讀信的少女》是“代爾夫特·維米爾（Vermeer）”的作品，甚至在找到了簽名。實際上，在托雷-伯格之前，其他藝術學者也已經考慮過德累斯頓的《窗前讀信的少女》歸于維米爾的可能性，但是這種想法一直不被認可。
到了1862年，在由朱利葉斯·赫布納（Julius Hübner）編撰的德累斯頓畫廊目錄中，這件作品被正確而永久地列在“ Meer（Jan van der）”的條目下，并標明“Né à Delfft vers 1632”（1632年左右出生于代爾夫特）。
1862年，朱利葉斯·赫布納編撰的德累斯頓畫廊目錄中有關維米爾的條目
19世紀和20世紀，《窗前讀信的少女》經歷了幾次修復，在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記錄中可以知道，修復措施包括用新的畫布進行襯里、清潔表面、去除舊的和增加新的修飾，以及在表面施加更多的清漆。在德累斯頓，這件作品有記錄的最早的修復在1838年，在修復記錄中提到，《窗前讀信的少女》“肯定有早期的修復者”。
1955年10月，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館前裝車回歸德累斯頓的畫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窗前讀信的少女》被存放于瑞士撒克遜的柯尼希施泰因，與德累斯頓博物館幾乎所有作品一樣，1945年作為戰利品被帶到蘇聯，大約十年后與其他藏品一起歸還東德。1956年6月，這件維米爾作品再次回到德累斯頓歷代大師畫廊展出。
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修復之前
“畫中畫”丘比特并非維米爾所畫
其實在2017年5月，正式啟動修復之前，對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的研究和調查一直在進行，1965年，赫爾曼·庫恩（Hermann Kühn）從繪畫中提取的油漆樣本進行了分析； 1979年在X射線檢查中發現了被覆蓋的丘比特；2007年，對作品進行了織物結構分析；2009年生成紅外反射成像。2010年，為了籌備“早期維米爾”（The Early Vermeer）展，對這幅畫進行了微觀研究，尤其是關注到維米爾的繪畫技巧和保存狀態。
X射線對作品進行分析
此次修復也可以揭開被覆蓋的丘比特的模樣，畫中的丘比特作為“畫中畫”被畫入后壁之上，后來又被重新覆蓋。根據最新的調查和對這幅作品的修復，已經證明畫中丘比特并非維米爾本所作，而是在《窗前讀信的少女》完成后的幾十年由另一位作者在原來畫面上添加（包括“畫中畫”的寬黑框），目前還不能確定作者和完成的具體時間。但可以明確的是，畫中右手拿弓，左手舉著的丘比特也出現在維米爾另外三幅室內畫作中。
維米爾，《站在維金納琴前的女子》，約1670/1672，倫敦國家美術館藏
緣何得出丘比特非維米爾所畫的結論，則要從修復的第一步“去除清漆”講起：
“去除清漆”是指去除由于老化而變成黃褐色的多層清漆。這種涂層在19世紀就開始使用，后來又進行了幾次更新。去除清漆后，維米爾原畫中微妙的冷色被重新發現。
修復中的《窗前讀信的少女》
在去除清漆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背景中央部分的顏料的溶解度特性不同于畫作的其他區域。根據1979年拍攝的x光照片已經知道，在房間的后墻上有一幅“畫中畫”，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認為其也是維米爾本人的作品。
修復過程（畫面2018.6.11的狀態）
修復過程（畫面2018.8.17的狀態）
在繼續研究這幅畫之前，研究人員在德累斯頓美術學院考古實驗室對油漆層的結構進行了分析，分析表明，在維米爾最初使用的顏料層和用來畫丘比特像的顏料層之間，存在著一層老化的粘合劑和污垢。這意味著從作品完成到加上丘比特相隔幾十年的時間，維米爾在1675 年去世，在時間上是維米爾幾乎不可能加丘比特；1742年，這幅作品來到給德累斯頓時，構圖又發生了改變，丘比特被覆蓋，這更不可能是維米爾所為。
經過大量測試，確定了最有利的方法進行修復：使用最精細的工具在顯微鏡下小心翼翼地去除覆蓋層，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保留原來的涂料層和用于復涂的涂料之間的粘合劑層。這極有可能是畫面中現存的最后一層維米爾的原始清漆。雖然在修復過程中發現畫面中有小面積擦痕和男孩右臂上方劃痕，但毫無疑問的是，后來《丘比特》的復繪不是為了遮蓋畫面的小損傷，而是因為擁有者口味的變化。
修復過程（畫面2019.1.10的狀態）
修復過程（畫面2019.5.7的狀態）
在修復到剛完成的狀態后，維米爾筆下的在窗前閱讀的女孩變得更明顯而安靜。棕色調的丘比特如雕塑般懸掛在女孩精致的身影上方，其大小幾乎占據了墻面的空白部分。丘比特醒目的存在、直接面對觀眾，是否具有特別的意義，是否作為對畫面的一種詮釋，從而幫助觀眾解讀作品？
對愛神的描繪，可能會被解釋為日常場景中戀愛的投射，以引人注目的背景平衡空間中閱讀者的內斂，引發出觀眾對少女手中信的內容的開放性想象。同時，因為某個人改變了構圖，遮蓋了作品中的元素，構成了兩個半世紀以來對其主旨諸多探討。
維米爾《窗前讀信的少女》X射線圖像中玻璃制品細節，與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藏1644年玻璃器物細節對比
修復工作在德累斯頓國家美術館的繪畫保護部門進行，由繪畫保護修復師克里斯托夫·舒爾澤爾（Christoph Sch?lzel）負責，共同參與該修復研究項目的還包括了德國比勒登大學的考古實驗室、德國巴伐利亞州立美術館多爾納研究所，荷蘭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和英國倫敦國家美術館。
（注：本文編譯自德累斯頓國家藝術收藏館歷代大師畫廊官方網站，圖片亦源自于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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