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衛軍
國家一級美術師
南京大學藝術學碩士
第七屆中國書協理事 行書委員會委員
第四屆江蘇省書協副主席 秘書長
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一等獎
全國第七屆書法篆刻展“全國獎”
全國第八屆書法篆刻展“全國獎”
全國第三屆正書展最高獎
全國第二屆扇面展銀獎
全國首屆行書展三等獎
首屆“中國書法院獎”
書法作品入展首屆全國書法“三名工程”書法展
現狀與理想——當前書法創作學術批評展
翰墨傳承——中國美術館當代書法邀請展
亥歲禎祥——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年迎春書畫展
作品被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多家美術館、博物館收藏

文脈家蘊給書華
——淺議宋代文學對王衛軍書法的影響
文/丁捷
從書法藝術的專業去評論王衛軍者俯拾皆是,現在,我更想從文學角度來觀察這位年輕的書法家。
書家常常自嘲“抄書匠”——與文學家相比,書家確實述作不多,而是致力于“練功”,用“書法之法”抄寫古代文學名篇;書家書法技藝精進的過程,也離不開大量摹寫碑帖,看上去書法家們的的確確是在“照搬”名家名作。這在當代,幾乎更加養成了書法家日常創作的通行慣例。對此,我們不能一言蔽之。
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講,抄寫名作的過程,也是汲取文學精華、向圣賢大家致敬的過程,“抄寫”可算是一種更精進的“閱讀”。由于白話文的普及,今人創作字正腔圓、體例工整的近古體詩文極其有限,當下文學內容顯然不能滿足書家書寫的需求,即便是林散之這樣的書家與詩人雙重身份兼具的大家,其自創的有限數量的詩文也只是其浩瀚書法作品群里的一粟。觀察一個書家的品位,關鍵的問題在于,他們選擇抄什么,怎樣抄,如何借助名作的格調,發掘自我藝術創造的空間,并從形而上表達出自己的才情。

35cm×23cm 2020年
作為文友,我關注王衛軍的創作很久了。縱觀其經常書寫的名篇之作,我發現,他尤其喜歡宋人佳篇。
蘇軾《靈璧張氏園亭記》作于北宋元豐二年三月。仁宗朝殿中丞張次立于安徽靈璧縣構筑莊園用以養老,五十年間張氏子孫在朝為官、辭朝歸隱,不斷擴大完善,到蘇軾來游之時,已是遠近聞名的園林了。張氏子孫請大文豪賞玩園林并作游記,蘇軾慨然應允。文章開頭展現了張園的山水亭林、奇花佳樹之美,展示了果蔬魚蝦之富;游記主體記述了張氏園構筑過程,并贊賞張氏“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的人生理想;文章結尾,蘇軾表示他也想買田于“泗水之濱”,與張園相望,這可以說是儒家信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理想陳述。
蘇軾寫這篇文章之時,再也想不到四個月后的一場政治災難將他推入起起伏伏的后半生,“買田泗水”的美好愿望只能訴諸《靈璧張氏園亭記》。當然這都是后話,我們只看這篇文章:筆下風景精美有致,談說仕隱精辟有加。文章頭、身、尾結構亭勻,字、句、篇生動鮮活。這樣一篇佳作,王衛軍的行書恰當展示其藝術精妙之處:筆勢舒展流麗而能收于蘊藉,結體雅正寓奇時有閑散溢出。大文豪簡約味厚的文風,恰由王衛軍簡靜而具內蘊的書風展現。不得不說,這是當代書家對古代文學家作品的一次精彩表達。
也是蘇東坡名作的《三槐堂銘》,王衛軍則以穩中求古,端莊致雅的書風來表現。“三槐堂”是北宋名臣王旦家祠,王家幾世忠良,家風篤實勤儉,王旦更是接近儒家“完人”形象的北宋名相重臣。蘇軾帶著崇敬的心情寫下這篇銘文,勉勵王氏后人效仿祖先的美好德行。機緣巧合的是,王衛軍家族恰恰是三槐王氏的后族。三槐王氏江山代代出英才,不能排除此文的傳家滋養。作為后人,先輩如此莊重典雅的經典,王衛軍對其神韻的把握,當然用心到了極致;對文意更是頂禮膜拜。

138cm×26cm×2 2019年
在多次對此銘的書寫中,他極力發揮他古雅俊麗的行書特點,于清逸中蘊含高潔的精神。我曾在王衛軍的書房,看到數張不同體格的《三槐堂銘》手稿,知道他對文章已爛熟于心,倒背如流,心到手到,手到即書,積累了厚厚一摞,累高過尺。《三槐堂銘》是他書寫最多的,卻又是他發表最少的、最謹慎的,迄今他只選擇行書《三槐堂銘》版本亮相。他的“克制”背后,隱藏著一個抱負——用各種書體創作并出版一本祖先銘文的專集。對此,我特別期待,因為這將是一部屬于王氏文脈的特別的“家傳”,跨越千年,墨跡追遠溯源,更有希望綿延后世,成為中國“家文化”和“家藝術”融合的傳世典籍。
到了蘇東坡另一廣為傳頌的名篇《后赤壁賦》,王衛軍的書寫又有了微妙的變化。我們知道,前后《赤壁賦》作于蘇東坡精神上最痛苦的時期——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實際上相當于被管制生活。蘇軾向往著“羽化而登仙”的自由,實際上卻像文中那只“孤鶴”一樣“玄裳縞衣,戛然長鳴”,孤獨寂寞卻又高貴超凡。王衛軍書寫這篇至文,幽憤蒼涼之感可見,卻不違坡仙端正豁達的高貴品格。王衛軍的書寫的確是對文章內蘊的精到品咂,并與蘇東坡的精神世界有了呼應。對于一位年輕的書法家而言,能把書法藝術與文藝作品完美融合,難能可貴。

23cm×41cm 2021年
王衛軍寫范仲淹《岳陽樓記》,讓我們感受到了行草俊麗蒼茫的風格與作品本身格調高昂、氣勢奪人的文風交相輝映的美感。范仲淹創作此文并非親身游歷,當時他因新政失敗病居鄧州,好朋友請他為新修岳陽樓做記,范仲淹觀賞《洞庭晚秋圖》作此文。范仲淹是宋仁宗朝舉足輕重的大臣,更因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偉岸的人格,將古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推向了新的境界。他所堅持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超越了古之士大夫服膺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之儒家立身處世原則。而在文學上,范仲淹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先驅,反對宋初幾十年柔靡矯飾的文風,繼承古代風雅比興傳統,并作詩文倡導新文學運動。如此而觀《岳陽樓記》,其文舒暢洞達、磊磊落落的風味,其人皎皎不昧、偉岸高格的品性,在王衛軍的筆端化為洋洋灑灑的行草書寫,有憂思而無衰颯之氣,慨然呈現王衛軍追摹古圣先賢的精神志趣。
長期浸潤宋文學名篇,王衛軍的書法風貌顯然深受影響。那么王衛軍在書寫過程中如何達到與宋文學精神格格相入的藝術境界呢?

250cm×137cm 2018年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宋代文學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即:處于文學從高居廟堂的雅文學向傳唱里巷的俗文學過渡期,在古典藝術的豐富性、全面性方面達到了高峰。中國古典詩、詞、文在宋代進入發展的黃金時代,小說、戲曲等文學樣式正在孕育下一個階段的輝煌。從文學發展來審視宋代文學作品,會發現這個階段的主要文學樣式——詩、詞、文,將前面幾個文學高峰的藝術特點兼收并蓄:漢文學的雅正,魏晉文學的俊逸,唐文學的軒昂,六朝文學的風流。同時又發展出本階段清新可喜的平實文風。細觀王衛軍的書法創作,與宋文學的藝術特征高度契合。
如書寫北宋王質《沁園春·閑居》一詞:
二百年間,十二時中,悲歡往來。但蓋頭一把,容身方丈,無多緣飾,莫遣塵埃。屈曲成幽,蕭條生凈,野草閑花都妙哉。家無力,雖然咫尺,強作縈回。
竹齋。向背松齋。須次第、春蘭秋菊開。在竹籬虛處,密栽甘橘,荊橋斜畔,疏種香梅。山芋毛羹,地黃釀粥,冬后春前皆可栽。門通水,荷汀蓼渚,足可徘徊。
衛軍以行草書寫本篇,字形扁闊,橫畫和撇畫延長,結體舒展,呈現出一種豁達開闊的風味。王質是王旦的侄子,家風清素,才學過人,甚為時論推重,位至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因“朋黨案”被呂夷簡貶斥外放時,眾人不敢送行,王質敢往。小人譏諷他,王質說:“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這樣一位品格高尚的文人,他的精神追求在《沁園春·閑居》中娓娓道來。這首詞在北宋詞中并非名篇,但它所體現的精神高度自足狀態,是宋代文學繼承魏晉風度俊逸品格的準確呈現。衛軍書寫這篇詞文,將文學作品瀟灑自得與含蓄蘊藉的風格發揮得極其到位。

我們知道宋代詩文與唐代詩文相比,有一個公認的特點是:宋詩文具有理趣。如果把唐代文學比作一個熱血男兒,那么宋代文學往往給人的印象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中年人的穩健、深思熟慮,在宋詩文中以“議論”的姿態表現出來。比如我們熟悉的蘇軾,擅長在任何題材創作中加入哲思。
比如這首《木蘭花令·次馬中玉韻》:
知君仙骨無寒暑。千載相逢猶旦暮。故將別語惱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
落花已逐回風去。花本無心鶯自訴。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
蘇軾杭州任滿,這首詞是與好友馬中玉的臨別贈答。垂淚、落花、啼鶯、歸路,渲染出了一幅惆悵惜別的分離場景,詩人寓人生議論于其中。“落花已逐回風去”,身如飄蓬命不由己,這是古代文人戚戚于心的感喟。想必分離的情緒隱含了前路的憂思,這種細微的情緒被書家敏銳地捕捉到了。王衛軍此篇書寫與上篇不同——縱筆行書,內蘊憂思,于是筆畫勾連,豎畫和撇畫有意放開,但是結體穩定均衡,總體不失理性意趣。

宋文學以詞突出。宋詞本出自酒肆歌樓,歌女執檀板淺吟低唱是為宋詞之源。盡管有蘇辛豪放派大張宋詞品格,然而與詩賦相比,宋詞因為是長短句,因為要和音律,于是乎,大量溫婉、柔曼的婉約派宋詞成為代表,俏麗于古典文學之叢。宋代,特別是北宋時期的文學家,因為他們的作品,給后世留下了溫雅從容的印象。偏愛書寫宋代詩文的王衛軍,作品中那股濃濃的書卷氣,也就其來有自了。
我們知道,有宋三百年間中國古代文化達到巔峰,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已是學界公認之論。而“宋學”的特征,在其巔峰時期所體現出來的精致、深邃、優雅、完備,在宋代詩詞文書畫各方面都有體現。宋代文學的繁榮,體現在宋詩的深邃,體現在宋詞的精致,體現在宋文的平正敦和……這是古代東方文化的高峰和頂點。王衛軍耳濡目染,習字不禁走向格調端莊、氣格正大。我們看他書寫李白《草書歌行》,辛棄疾的《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袁枚《隨園詩話》等篇章,雖則草化行書,單字結體與整篇布局仍能讓觀者清晰地感受到那種洋洋灑灑一派大國的壯觀氣象。

70cm×34cm 2018年
宋代文學只有溫文爾雅的面貌嗎?當然不是。與唐朝相比,宋朝確乎文治發達武功欠缺,但是宋朝不缺鐵血情懷。宋朝立國三百年,外部威脅始終巨大,于是乎宋代文學中的憂患意識、耿耿氣節也不曾弱化。這方面有太多的人物和作品,此處不能遍數。王衛軍也曾經歷部隊的激情歲月,當他是一名戰士的時候,他同時還是一名作家——他的文學創作起步于服役期間。戰士王衛軍彼時有著龐大的文學理想,向他的軍中前輩朱蘇進等大家看齊、致敬,用文字表達心中的豪邁激情,并很快取得不俗的成績。
他先是創作的小說,問鼎了當時軍人向往的文學殿堂《昆侖》等著名期刊,然后又以書法頻頻獲獎。所以,不難理解,威武與溫雅,如何交融并升華了這位謙謙君子氣質的年輕人的。他從此起步,文雅見長,也有意氣風發、鐵劃銀勾、筋節崢嶸的一面。對于此,我們也可以觀摩他的幾首詩詞小作書法:歐陽修《定風波》“把酒花前欲問公”,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三吳都會”,蘇軾《木蘭花令》“知君仙骨無寒暑”,朱敦儒《踏莎行》“花漲藤江,草熏鴨步”,辛棄疾《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這幾篇行草于涓涓自然的書寫中,時露勁節有骨的筆勢,逶迤而出的是張弛有度、靜氣藏鋒的人生軌跡。

35cm×35cm
中華五千年文明,創造了璀璨的文化,書法作為中華民族的國粹,有著簡約的形式和豐富的內涵,是一門體現人的精神品質的藝術。書法藝術是書家內心情感、人格修養的表達。更是長期藝術訓練的結果。書家選擇了某種文學作品,賦予這些作品個人化的藝術呈現,同時,也受這些作品的反哺,于心靈、于筆端。在當代書法家中,王衛軍的書法學古而不摹古,作品氣格純真、雅致樸實,讓人耳目一新。童稚即書,幾十年書法世界上下求索,王衛軍感悟到以簡馭繁是書法的神奇所在:寂靜之處回歸本我,才能更好的將書法藝術發揚光大。
“澹泊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稍變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鋒芒”,其作品在短暫的華麗炫技后變得沉穩大氣:墨色濃淡枯潤,變化自然;線條動靜結合、張弛有度;章法大開大合、返璞歸真,滿紙禪意,撲面而來。古人云:心正則字正。王王衛軍大道行簡,大處落筆見氣度,小心收拾見精妙。細觀王衛軍作品,靜氣藏鋒,乃得渾厚。透過其作品,看到的是他溫潤謙和的精神氣質,難能可貴的文化堅守以及大氣包容的人格魅力。達到這樣的藝術成就,我想,王衛軍也感喟古代文學藝術的滋養。

蘇軾《江城子·密州出獵》 180cm×48cm×2 2020年

《東坡先生詞》27cm×19cm 2017年

《小倉山房尺牘一則》45cm×35cm 2018年

自作詩《山居》 138cm×35cm 2020年
《山居》
山中歲月靜無塵,
曉徑花開寂寞痕。
溪曲循流潭上坐,
不知已去幾多春。

《東坡居士寶墨亭》180cm×49cm 2018年

蘇軾《寶墨亭》20×20cm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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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cm×138cm 2020年

35cm×219cm 2020年

曾鞏《墨池記》27cm×92cm 2018年

《蘭亭集序》 60cm×180cm

35cm×69cm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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