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畫鑒藏印考辨二題
——關于“文武師胄芾章”“希世藏”及南宋紹興
選自 | 《西泠藝叢》2020年第11期 總第71期 |
【摘 要】
書畫鑒藏印是鑒定書畫真偽、考證流傳遞藏的重要依據，歷來受到重視。北宋蘇軾的《木石圖》與李公麟的《五馬圖卷》是近年備受關注的畫史經典，這兩件作品本幅上分別有“文武師胄芾章”與一枚不易辨識的小印，前者被疑是米芾所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證明，間接引發對畫作真偽的異議；后者由于殘缺而一直未被正確辨識。本文通過相關書畫作品的研究，注意到二者均與南宋內府紹興裝這種特殊的裝潢形制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聯，能夠對我們確定印鑒真偽與作品流傳過程，進而更準確地理解作品提供有力的幫助。
【關鍵詞】 紹興御府書畫式 李公麟五馬圖 蘇軾木石圖 米芾
隨著近年來書畫市場的蓬勃興起，中國古代書畫的受關注程度在全球高漲，一些藏于海外民間、早已載入史籍但又湮沒許久的名跡逐一浮出水面，其中最為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北宋蘇軾《木石圖》卷（亦稱《枯木怪石圖》）與李公麟《五馬圖》卷。二者聲名顯赫，由黃庭堅題字的《五馬圖》是北宋白描繪圖的巔峰典范；《木石圖》更是蘇軾唯一可信的傳世繪畫，被譽為文人畫之祖，加上米芾題跋，兩件作品集合了宋四家中的三位。且二者命運也極為相似，都在民國時期流至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再無消息，甚或傳其已毀于戰火。所幸現知二者一直完好地藏于私家，并在將近一個世紀后，陸續向世人展露真容，并瞬間成為關注焦點。
而在當今，互聯網新媒體興盛、圖文資訊發達，打開手機電腦就能迅速檢索到清晰的書畫圖像，古書畫研究成為人人均可參與并發表意見的活動。只要稍加留心關注，近年幾乎每一件重要的古代書畫出現在世人眼前，都會引發或大或小的爭議。這兩件北宋名作也是一樣，針對它們的討論及研究已出現不少，有肯定褒揚，也不乏質疑之聲。筆者不揣冒昧，試從印鑒的角度進行論述，冀望能對準確認識這兩件重要的書畫作品提供些許助力。
01
蘇軾《木石圖》卷“文武師胄芾章”的歸屬
（一）《木石圖》卷概況
蘇軾《木石圖》全卷連裱，依次為蘇軾所繪畫心、宋人劉良佐和米芾題跋、元人俞希魯和明代郭淐跋文三部分。前后鑒藏印共41枚，涵蓋宋、元、明各朝人士印章。（圖1）原件在抗日戰爭期間被白堅夫攜去日本并售與日本人，后藏阿部房次郎爽籟館。在民國時即有珂羅版印行，二戰后再無消息。2018年，原作由佳士得公司從藏家后人處征得并拍賣，欣聞現已回歸我國。在重現之前，并未見有對此圖真偽的爭議，原因在于雖然畫作未有蘇軾的題字、落款及鈐印，但畫后有宋人劉良佐、米芾的題跋，還有南宋金石家王厚之鈐印。劉良佐并非名家，生平事跡失考，書跡僅見此跋；而米芾則是北宋書法四家之一，與蘇軾有往來，傳世書跡很多。故不論張珩、徐邦達、啟功還是曹寶麟，都將此件視為蘇軾繪畫真跡，米芾題跋也曾單獨收入《雍睦堂法書》《中國書法全集·米芾卷》。
◎ 圖1 蘇軾《木石圖》卷
（二）關于“文武師胄芾章”印的爭議
此卷重回世間后，爭議隨之而來。由于蘇軾繪畫無其他可靠傳世作品可供參校，本幅上亦無蘇軾本人書跡印章可供佐證（朱文“思無邪齋之印”出現于故宮博物院藏元人書《無逸》卷，已證實非蘇印），質疑方的主要焦點便集中于米芾的書跡與印章之上。因劉、米二跋均系書于另紙，接于蘇畫之后，便有研究者認為米芾題跋為偽跡（如賀宏亮、張海青、熊言安），又有質疑米跋并非為蘇畫所題，乃是別處移來（如尹飛卿）。
米芾題跋是否真跡，諸家均已進行質疑和辯駁（肯定米跋真跡的除張珩、徐邦達、曹寶麟等前輩學者外，近年李躍林先生也著有專文），并不在本文討論范圍。筆者關注的是，卷中有一方“文武師胄芾章”朱文印，位置特殊，系直接鈐蓋于蘇畫本幅右側。（圖2）
◎ 圖2 “文武師胄芾章”在《木石圖》卷的位置
關于此印，一般認為是米芾的印章，但筆者注意到存在相當多的質疑意見。
其中一種意見，是因這方印僅見于此圖，不見于他處而生疑慮。如賀宏亮云：
此卷“枯木”圖像右側中央還鈐有一方“文武師胄芾章”，應是米芾的印章，但也不見于他處。當然，這兩方奇怪的印章（還有一方是劉良佐的“良佐”白文印）也可能是后人妄補。［1］
郭懷宇云：
而圖中另一枚“文武師胄芾章”被一些研究者直接認定為米芾的圖章，但由于其并未見于其他米芾作品中，也無相關文獻記載，不知定為米芾之章有何確切依據……當然不能因為“文武師胄芾章”中有一芾字就將其歸為米芾名下。因此目前也還沒有證據表明此圖鈐有北宋圖章。［2］
另一種意見，是對鈐蓋位置及印章風格的質疑。如顧村言云：
考之印鑒，此卷與米芾相關的印有“文武師胄芾章”，于米芾之印中從未聞見，且鈐于《木石圖》畫作之右中，而非鈐于所謂米跋之后，頗讓人奇怪，就此印筆者求教一位知名篆刻史研究學者，回答如下：“目前所見米芾印記系列中，此印未見；此印風格與宋代古文印有距離。”［3］
熊言安云：
“文武師胄芾章”之疑。米芾曾號“鬻熊后人”，鬻熊為周文王、武王之師，所以此印當屬米芾。此印鈐在《木石圖》之首，用印位置不當。縱觀米芾題跋，其印皆鈐于題跋之后，這似乎是其習慣。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米芾《褚臨蘭亭序跋贊》長卷，“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氏”等多枚印章皆鈐于題跋之后，沒有一枚鈐于卷首。［4］
第三種意見則直接將此印的主人歸于他人。如朱紹良與談晟廣認為此印屬于楊遵，朱氏的理由是楊遵鈐印用油，而非宋人習用的水蜜。［5］談氏將此印與同卷中楊遵的“海岳闇主”歸為同例，均為楊氏印。［6］
李夏恩以《史記·齊太公世家》有“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推測此印屬于南宋呂芾，并以呂芾曾任臨安府余杭縣事，與此卷藏家之一王厚之存在交集可能。［7］
綜合各家觀點，較有代表性的是孫向群先生，他從印文、題跋鈐印的形式、印章風格、印泥顏色諸方面分析，指出這一方蓋在本幅而非米芾自己題跋上的印章“不一定是米芾的”，“宋代印章的風格不太明顯”，“應是元明之后的印泥”，并與同卷中明代沐璘的印章比較后得出：“沐璘的印章制作水平要遠遠高于這方印，這方印有很多俗氣，應該是一位技術不太熟練而且對古文字沒有一點審美意識的工匠所為……因此，筆者懷疑這枚印章有后人造假的可能。”［8］
這些質疑此印的意見，與蘇軾此圖真偽的認定關系重大。眾所周知，米芾與蘇軾均為北宋名人，而且有直接的交往，如果“文武師胄芾章”是米芾的真印，它出現在畫作本幅上，就可推斷米芾親眼見過這張畫的概率非常高，同時可以佐證，畫后的劉良佐與米芾題跋是直接為這幅畫作所題，畫、跋可互證，并形成整體，而非一些質疑意見所稱：題跋可能是后人偽贗或者從別處移配，印章也是后人偽造加蓋等。因此，這枚“文武師胄芾章”對于這幅圖卷的作用，就如同天平上的砝碼，其歸屬將決定全卷的真偽。
（三）另一處“文武師胄芾章”
然而此印并非如諸家所說，僅見于《木石圖》，它還出現在一冊已經消失的金文拓片合集中，巧合的是這冊拓片集也和《木石圖》收藏者之一南宋金石家王厚之（1131—1204，字順伯，號復齋）有關，這便是其所輯著的《鐘鼎款識》。據容庚考，其中一部分器物系南北宋之間重要的古董商畢良史進獻給秦檜之子秦熺之物。王厚之后，此冊曾歸元柯九思，明項元汴、項圣謨，清曹溶、朱彝尊、陸恭、阮元等收藏，清嘉慶七年（1802）阮元將宋拓原本影刻成書，并加入手書的隸書銘文考證，而原拓和版片均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毀于文選樓之火，道光二十八年（1848）再由葉志詵遵阮囑翻刻。今能見到的有阮元《積古齋摹刻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原刻本及葉氏覆刻本（圖3）等。
◎ 圖3 《積古齋摹刻宋王復齋鐘鼎款識》葉志詵覆刻本首頁
全書共收鐘鼎銘文拓片59件，前57件均有王厚之的“復齋珍玩”“厚之私印”二印，而所有拓本均有朱文“大雅”印，“大雅”是元趙孟頫的常用印之一。最后一件楚公鐘，與前面重出，另一件拓片為楚曾侯鐘（圖4），這兩件沒有鈐蓋王厚之的印章。在曾侯鐘拓片后有無款小字題跋，冊前有“鐘鼎款識”篆書四大字無款題名，清人如朱彝尊、錢大昕等認為二者皆出趙孟頫手，故推測后二件拓片系趙補入。然而趙孟頫名聲卓著，元明間偽贗趙氏書畫者眾，僅憑書風接近以及一枚“大雅”印就斷定他也收藏過該冊，實難令人信服。無款小字跋后還有元人錢德平兩方私印“錢氏德平”“吳越文獻之家”，這位錢德平生平未詳，但他同時也是傳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墨跡稿本的收藏者，熟悉前人考證，很可能才是曾侯鐘題跋的真正作者。無論如何，這后兩件拓片與冊中它器非一時所拓，而是另外補入的說法，應能成立。
◎ 圖4 《鐘鼎款識》楚曾侯鐘拓及題跋頁
在曾侯鐘拓片后無款小字題跋的左側，有一枚“文武師胄芾章”，大小、形狀、字形均與《木石圖》卷中的十分接近，可認為是同一枚印。（見圖4左葉）同頁中除元人錢德平及項元汴、阮元的鑒藏印外，還有兩方朱文印：“義叟”“石氏家寶”，旁注小字“國佐”。而在曾侯鐘與楚公鐘的拓片上都有“公輔”白文印。（圖5）
◎ 圖5 《鐘鼎款識》所錄石公弼印章
據阮元對曾侯鐘的考證“元謂：此二葉有石氏公輔水硃印，考石公輔乃北宋越州新昌人，字國佐，初名公輔，徽宗以與楊公輔同名改公弼，見《宋史》本傳，然則冊內所識‘方城范氏’七字及‘政和三年’十三字皆公輔之筆，此二葉乃北宋拓本，復齋得之續于冊后者也。”（圖6）阮氏認為“公輔”“義叟”“石氏家賞”這三方印均屬于北宋人石公輔。石公弼(1061—1115)，字國佐，初名公輔，新昌人。宋元祐六年(1091)進士。累遷殿中侍御史、左司諫。宋大觀二年(1108)為御史中丞，曾彈劾罷黜蔡京。值得注意的是，他比米芾小十歲，可謂同時代人。
◎ 圖6 《鐘鼎款識》所錄阮元考證
（四）“文武師后”印的發現及南宋內府紹興裝特征
“文武師胄芾章”固然已非孤例，但確定這方印的真偽仍非易事。幸運的是，在檢閱與米芾相關的古代書畫中，筆者偶然發現了另一方同樣稀見但具有比對價值的印章，印文為“文武師后”，它出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傳王獻之書《東山松帖》上。（圖7）
◎ 圖7 傳王獻之《東山松帖》之“文武師后”印
《東山松帖》為紙本，行書，縱22.8厘米，橫22.3厘米，4行，共33字。曾經南宋內府，明代文徵明、吳廷，清代曹溶，清內府遞藏，著錄于宋《宣和書譜》《中興館閣錄》，明董其昌《容臺集》，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安岐《墨緣匯觀》等，并被刻入明《馀清齋法帖》《戲鴻堂法帖》，清《知止閣米帖》《三希堂法帖》《貫經堂米帖》等叢帖中。關于此帖的書者，歷來便有認為是米芾臨寫者，如清人孫承澤、劉墉均定為米書。徐邦達考訂，帖中個別字如“到”“使”“給”等，筆畫非常像米書，與米芾《拜中岳命詩》對比，有幾處捺筆筆畫極為相似。［9］
確實，從字形筆法等角度來看，這一件作品具有強烈的米芾自家風格，前人的判斷是可信的。但畢竟本幅除了“文武師后”印外，并沒有米芾的其他款識。故不妨轉換一下角度，從鑒藏印的鈐蓋方式上，或也可以幫助我們確認它的作者是米芾。
由于這件書作曾經進入南宋高宗紹興御府，而當時內府對古代書畫的裝裱收藏建立了一套詳細完整的制度，有嚴格的等級區分，即所謂“紹興裝”。南宋周密《齊東野語》中有一段“紹興御府書畫式”，其中有關米芾臨作的鈐印、裝裱有明確記載：
米芾臨晉、唐雜書上等。
用紫鸞鵲錦裱。紫駝尼里。
楷光紙贉，次等簪頂玉軸。
引首前后，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于縫上用御府圖籍印。最后用紹興印。并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于贉卷后。［10］
以此標準來看這件《東山松帖》，本幅上共有三枚（組）宋高宗御府收藏印，分別是右側中間朱文“內府書印”，左側中間朱文殘印，印文為“機暇清玩之印”，左側帖末“紹興”連珠印，這符合紹興裝對于米芾臨書作品的鈐印規范。
類似的實例，還有著名的蘭亭八柱第二褚臨本。這件被冠以唐褚遂良之名的《蘭亭序》墨跡，前人也多認為是米芾所臨。考察其中的宋代印鑒，可以找到符合記載的紹興內府諸印（圖8），其中不僅有“內府書印”“機暇清玩之印”“紹興”連珠印，還有騎縫的“御府圖書”（徐邦達懷疑此印不真）、“睿思東閣”“機暇珍賞”印，可佐證其可能是作為米芾臨作被收入南宋內府的。
◎ 圖8 蘭亭八柱第二《褚臨本蘭亭序》首段
另外，在傳世刻帖中也可見到同一類型更為完整的紹興裝米臨晉唐書跡實例，如明《戲鴻堂法帖》收錄的《米臨右軍七帖》（實際存四帖）（圖9），其中除有和《東山松帖》相同的“內府書印”“機暇清玩之印”“紹興”連珠印外，帖末還有米友仁審定跋。綜合上述，可以確定《東山松帖》是米芾親筆臨寫的一通王獻之尺牘。（圖10）
◎ 圖9 米臨右軍七帖（明《戲鴻堂法帖》)
◎ 圖10 《東山松帖》《米臨右軍七帖》《褚臨本蘭亭》上的紹興內府鈐印
（五）兩印的關聯
在確定《東山松帖》是米芾手跡后，再看此帖本幅上的“文武師后”四字朱文印，便可以將此印與米芾以及《木石圖》上的“文武師胄芾章”聯系起來。這兩方印章從印文內容到風格顯然都有明確的關聯。
關于“文武師”的來歷，孫向群先生已在論文中有清晰表述，茲微作補充。司馬遷《史記·楚世家》載：
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羋姓，楚其后也……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后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
熊繹，羋姓，系熊狂之子，祝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后裔。周成王時，舉用文王、武王功臣的后代，于是熊繹受封為楚君，賜“子男”田地，此即為楚國的由來。鬻熊氏為羋姓，但米芾家族并非楚熊后代，而是粟特昭武九姓內遷中原的后代。南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說：“米氏，胡姓。唐米逢、米遂、米暨、米實、米海萬；五代米君立志誠；宋米信、米璞、米赟、米芾、子友仁。芾以米氏為楚冒。又復姓，黨項有米禽氏。”［11］為抬升家世，掩蓋胡人血脈的真相，米芾將自己的“米”附會為“羋”的音訛，并反復宣揚，乃至更名，甚至定居于丹陽，就是為了坐實自己為楚人之后。［12］他的個人用印有“楚國米芾”“楚國米姓”“楚國羋姓”“祝融之后”“鬻熊后人”等，均與米姓來源于楚的說法有關。而“文武師”便是指為周文王、武王效勞獲封的楚人，不論“文武師胄”還是“文武師后”，都表示自己是楚人后裔的意思。顯而易見，這是只有米芾才會使用的印文內容。
其次，兩印的大小幾乎完全相同，尺寸均為3.3厘米見方。（圖11）從印文篆法來看，這兩方印應當是出自一手：都采用工整的篆體，朱文加邊欄，印文與邊欄的線條均勻，粗細一致。在篆法上“武”稍有區別，“文武師胄芾章”之“武”參用大篆，“文”“師”二字兩印較接近，特別是“師”右旁中豎下段彎曲的設計一致。
米芾本人篆書作品集中于南宋《紹興米帖》卷九以及現存曲阜的《玄圣文宣王贊碑》，與北宋流行的李陽冰玉箸篆風格相比，可見米芾對金文大篆的格外偏好，再與兩枚印章印文比較，米芾的篆書與印文存在高度的相似性。不論是印文內容，還是篆法風格，都將兩印指向為同一人所有，而且不能排除出自米芾本人設計的可能。（圖12）
這種風格工穩的朱文印，字字獨立，很少與邊框粘連，印文和邊框的線條粗細相近，勻稱圓轉，起收含蓄，篆文以小篆為主，稍取大篆筆意，這在兩宋時期并非異類。前面列舉的南宋內府使用的鑒藏印“機暇清玩之印”，還有北宋徽宗內府使用的“宣和”“政和”等都具有同一風格取向，包括與米芾時代接近的蘇舜欽家族鑒藏印“四代相印”等也都有相通處。（圖13）聯系到米芾曾擔任北宋皇家書畫鑒定工作，不難理解他的個人鑒藏印風格中會有與皇家內府用印接近的一面。
既然《東山松帖》已經可以確定為南宋御府收藏過的米芾臨帖真跡，那么“文武師后”印也可確定是米芾自用真印，而與此印風格一致、印文內容又緊密相關的“文武師胄芾章”，當然也是米芾真印無疑。由此，進一步可以確定，米芾不僅見到了這張蘇軾所畫《木石圖》，還親自在畫作上鈐蓋了印章以示過目之幸。這方米印的真實性及鈐蓋位置，可作為抵消各方質疑的有力證據之一。《木石圖》本幅的米印既為真印，那么卷后對米芾題跋的真偽似乎也就不應有無端懷疑。
如果說南宋紹興裝的特殊鈐印規律，在《木石圖》的鑒定中尚屬于間接證據，那么在下面《五馬圖》的實例中，將更顯示其意義。
02
李公麟《五馬圖》中的一方殘印
（一）研究緣起
2019年初，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辦“顏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筆”大展，吸引了全球熱愛中國書畫的人們的眼球，其中北宋李公麟名畫《五馬圖》（圖14）在銷聲匿跡將近一個世紀后，再度出現在世人面前，無疑是顏真卿《祭侄文稿》之外的諸多展品中分量最重的作品。此卷名跡現世，引起的關注也可謂空前，諸多專家學者從各個方面解讀此卷。展覽同時，日本羽鳥書店專為這卷畫作出版了全彩高清圖冊，冊中由學者板倉圣哲撰寫了考釋論文，從作者、著錄、傳藏、內容、技法、題跋、用印、紙張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分析闡釋。［13］
◎ 圖14 李公麟《五馬圖》
筆者未能前往日本親睹名跡真容，只得通過下真跡一等的印本，學習并拜讀板倉先生的論文。在閱讀中，筆者注意到板倉先生在其專論中，按序列舉了畫卷上出現的43枚印章，其中42枚皆有正確的釋文，僅有一方殘印未能識出。［14］
這方印位于畫作本幅開始，最右下角緊貼紙邊處，“宋犖審定”朱文小印的正下方，也是一方朱文印，尺寸約在1.6厘米見方。由于紙張破損和日久磨蝕，此印下半已殘，僅有些許筆畫可辨。（圖15）由于難以釋讀，因此該印也無法判斷歸屬。
（二）印文辨識
然而此印的鈐蓋位置具有特殊性。一般書畫收藏印都有鈐印規律，即從右從下開始鈐蓋，后來者逐次添加。這方不易識別的小印，占據了全卷最右下角的重要位置，表明這可能是一方非常早期的收藏印。經過仔細辨別，筆者發現這枚印章確實非常重要，它是南宋第一位皇帝趙構紹興內府的書畫收藏印，印文為“希世藏”。
這方小印亦曾鈐蓋在其他傳世書畫作品上，均為赫赫有名之作。（圖16）今墨跡發現有三例，其一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法》，鈐蓋位置在本帖前拼紙的最右下角；其二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內府著名三希之一的唐摹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鈐蓋位置也在本帖最右下角。其三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隋人書草書《出師頌》，鈐蓋位置在本幅最右下角，與另一方紹興內府的“內殿秘書之印”相疊，右邊與下邊皆已被裁。另外，還出現于南宋張澂所刻的“領字從山”本《蘭亭序》拓本，又見清代葉志詵翻刻的一件《定武蘭亭》也有此印。將此前四件上的“希世藏”印與《五馬圖》卷上的殘印并置比對，可以發現，殘印印文右半上部的兩個交叉筆畫，恰是“希”的上半結構；左邊的“S”形長弧線及微斜的頭部，與“藏”的筆畫可以對應；右下一字的中部，也符合“世”的中部結構。考慮到紙張撕裂重裱的輕微挪位，可以斷定這方殘印的印文，正是“希世藏”。
（三）關于紹興裝的鈐印規律
板倉先生在論述此卷的流傳時，引用南宋周密《云煙過眼錄》中對這幅當時命名為《李伯時天馬圖》的描述：“……畫前后皆有‘乾卦’‘紹興’印，高宗御題。”［15］據此可知：“本作的畫之前后原應皆鈐有南宋首位皇帝（1127—1162年在位）的‘乾卦’‘紹興’方印，《五馬圖卷》中黃庭堅跋文的左下端，蓋有象征宋高宗收藏的‘紹興’朱文連珠方印，顯示本作經南宋內府收藏后成為王芝典藏的狀況。……根據曾紆的跋文，可推測《五馬圖卷》進入北宋內府的可能性極低，故此處的‘睿思殿’應為南宋之后設立于皇城內的財寶庫——睿思殿庫，這也意味著本作可能曾為南宋內府所藏。”［16］隨著時間的推移，裝裱改易，目前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五馬圖》卷中，“乾卦”印已不知去向。周密也沒有提到卷中還有別的紹興內府藏印，可見周密在王芝處見到此畫時，“希世藏”印很可能已經殘損難辨了。今天對“希世藏”印的重新認定，加之黃庭堅跋文后的“紹興”朱文連珠印（圖17），可以坐實這曾是南宋紹興內府珍藏之物，符合紹興裝的特點。
◎ 圖17 《五馬圖》卷黃跋末“紹興”連珠印
前文探討《東山松帖》時已經涉及紹興裝，在此略加詳述。活動于宋元交替間的周密，同時也是最早記載紹興裝形式的學者。除周密外，其他歷代文獻對此亦偶有涉及。當代研究者注意這個問題的研究者，以穆棣為代表，他發表了多篇有關紹興裝的論文。［17］中央美術學院的張珺在其2008年碩士論文《由〈紹興御府書畫式〉看南宋宮廷書畫裝潢裝裱》中專門探討此話題。而相關的最新研究則是中國美術學院孫田博士的《張澂刻本蘭亭序研究》，通過鑒藏印確定了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南宋張澂《領字從山本蘭亭序》刻本采用的底本符合紹興裝的特點，是高宗內府收藏。［18］
周密在《齊東野語》中記錄了南宋御府書畫裝裱的制度規范，題為“紹興御府書畫式”，為后人揭示以高宗趙構為代表的南宋皇室，是如何進行書畫收藏的。周密此文的記述順序是按法書、繪畫分為兩大類，每一大類中又按時代、作者、形制加以區分，采用相對應的裝裱材料，并鈐蓋不同的鑒藏印。其中記載的高宗內府鑒藏印包括：“御府圖書”“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御府圖籍”“紹興”“睿思東閣”“內府圖記”“機暇清賞”“內府書記”“乾卦”卦象圓印、“希世藏”。
關于“希世藏”印的記載，出現在內府收藏的繪畫中，原文云：“諸畫并用‘乾卦’印，下用‘希世’印，后用‘紹興’印。”［19］也即從六朝開始，一直到本朝的所有繪畫作品，都會鈐蓋這三方印。鈐蓋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即卷（軸）均用‘乾卦’印，下方用“希世藏”印，卷（軸）后用‘紹興’（連珠）印。這與前文周密記載的未經改裝的《五馬圖卷》狀況是吻合的。
（四）“希世藏”印的使用范圍
除《齊東野語》外，孫田也羅列了其他文獻中出現的“希世藏”印狀況，［20］轉引如下：
1．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上：
索靖章草《月儀帖》一短卷，下有“希世藏”小印及“閱古”“永興軍節度使印”。［21］
2．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下：
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首，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后仍用“紹興”小璽。［22］
3．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三：
王子慶嘗得李唐所畫《晉文公復國圖》一卷本，有上下。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題，上有乾卦璽，下有“希世藏”小印。［23］
4．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秘閣續帖·劉無言雙鉤開皇蘭亭”言理宗以一種神龍蘭亭為周漢長公主陪嫁，“以百花蟠龍官錦作為裱首，前有‘希世藏’小璽，真奇物也”［24］。
綜合文獻以及連李公麟《五馬圖》卷在內的存世作品，包括墨跡和刻本，目前所知卷首鈐蓋有“希世藏”印的南宋內府藏書畫，總計如下：
1．法書六件
（1）唐摹《快雪時晴帖》（臺北“故宮博物院”本）
（2）索靖《月儀帖》（僅見文獻，見前文）
（3）《神龍蘭亭》（僅見文獻，見前文）
（4）楊凝式《神仙起居法》（故宮博物院本）
（5）隋人《出師頌》（故宮博物院本）
（6）《領字從山本蘭亭序》（南宋張澂刻本，上海圖書館本）
（7）《定武蘭亭五字不損本》（清漢陽葉氏重刻本）
2．繪畫二件
（1）李公麟《五馬圖》卷（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2）李唐《晉文公復國圖圖》卷（僅見文獻，今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館藏者，已無此印）
由上可見，周密《紹興御府書畫式》中表述的“希世藏”小印用于鈐蓋畫作，并不完全準確。從實際運用狀況來看，它鈐蓋的范圍不限于繪畫，也包括法書，甚至碑帖。當然也并非所有經紹興內府收藏并重裝的書畫作品都有此印。穆棣提到的紹興裝代表之作——五代楊凝式的《韭花帖》（羅振玉藏本，已佚）和唐歐陽詢的《夢奠帖》（今藏遼寧省博物院）有其他紹興內府鑒藏印，但沒有“希世藏”印。由于此印較小且必須鈐于本帖前段極易損壞的最邊角，因此筆者推測有一部分傳世早期書畫上原有的“希世藏”印，可能在再次重裝時被裁切。
正如高宗有多方大小不一、篆法各異的“紹興”連珠印，“希世藏”印也發現存在不同的形制。除這種較為多見的方形“希世藏”印外，還有一種長方形的同文印，其篆法和方印基本一致，只是排布有所改變。此印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傳王羲之《大道帖》（圖18）中。關于《大道帖》，目前普遍認為與《東山松帖》一樣，它也是一件米芾的臨作。宋高宗對南渡之前北宋大家的書作也有收藏，其本人便直接學習黃庭堅和米芾，并達到較高的水準，因此特別偏愛他們的書法作品，還首創了刊刻專集米芾書法的匯帖《紹興米帖》。在前文所引“紹興御府書畫式”中，關于米芾臨作的裝潢鈐印規范（見《木石圖》“文武師胄芾章”中關于《東山松帖》“文武師后”印考證部分），周密只提到會在米芾臨作上鈐蓋“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御府圖籍”諸印，最后加蓋“紹興”印，而沒有提到高宗內府也會在其中鈐蓋“希世藏”小印。故筆者推測，這兩種不同形狀的“希世藏”印或具有區分不同書畫作者、等級或品類的作用，有待更多證據的出現，以做進一步的研究。
◎ 圖18 傳王羲之《大道帖》“希世藏”印
通過與其他書法名跡的比對，李公麟《五馬圖》卷中出現的殘印可確定為南宋高宗內府書畫專用鑒藏印“希世藏”。其特殊意義在于，這是目前所知傳世唯一一卷存有“希世藏”印并保留典型紹興裝特點的繪畫作品，其他均為書跡，這對于了解南宋宮廷書畫裝裱收藏的真實狀況相信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03
結語
古書畫鑒別中，印章作為輔助證據中的一種，往往并不起眼，但又具有重要價值。通過對《木石圖》卷和《五馬圖》卷中兩方古印的考析，結合周密關于“紹興御府書畫式”的記載，從鑒定角度有助去偽存真，糾正某些對國寶重器的無據猜疑；從藝術史的角度，則可以幫助我們追溯時代信息，拓展對古代書畫作品創作及遞藏流傳過程的認識。
另，本文撰成并于西泠印學論壇宣讀后，得到孫向群先生的誠懇意見，特此致謝！尚有未妥處，還請海內外方家不吝指謬。
［1］賀宏亮：《關于米芾〈蘇軾枯木怪石圖詩題〉的一些疑問》，澎湃新聞2018年6月22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9212。
［2］郭懷宇：《內含與時代——〈木石圖〉中的蘇軾、米芾與劉良佐辨析》，《藝術品》2019年第2期，第12-21頁。
［3］顧村言：《難掩失望——讀蘇軾〈枯木怪石圖〉札記》，澎湃新聞2018年8月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72427。
［4］熊言安：《蘇軾〈枯木竹石圖〉卷中的鑒藏印和米芾題跋獻疑》，《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第27頁。
［5］朱紹良：《關于蘇軾〈木石圖〉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兒》，搜狐網2018年11月30日，https://www.sohu.com/a/278908256_816901。
［6］談晟廣：《觀看與信念：〈枯木怪石圖〉是蘇軾真跡嗎？》，中國藝術史與考古公眾號。
［7］李夏恩：《拍出4.6億的蘇軾手跡，在真假莫辨的世界飄零千年》，網易新聞2018年11月30日，http://news.163.com/18/1130/09/E1RO49J4000187UE.html。
［8］孫向群：《蘇東坡〈木石圖〉卷印跡考釋》，《中國印譜史與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9年版，第809頁。
［9］《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第一冊“綜覽”，故宮出版社2014年版，第366頁。
［10］（宋）周密：《齊東野語》卷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8頁。
［11］（宋）王應麟：《姓氏急就篇》，欽定四庫全書本。
［12］參見群玉堂帖《芾名帖》：“羋，芾名，連姓合之，楚姓米，羋是古字，屈下筆乃芾字， 如三代夫夫大夫字合刻印記之義。元祐中為右藏隰守劉季孫跋題。”
［13］［日］板倉圣哲編：《李公麟五馬圖》，日本東京羽鳥書店2019年版。
［14］ ［日］板倉圣哲：李公麟《五馬圖卷》的歷史意義，《李公麟五馬圖》，日本東京羽鳥書店2019年版，第35頁。
［15］（宋）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上“王子慶芝號井西所藏”，《志雅堂雜鈔·云煙過眼錄·澄懷錄》，中華書局2018年版。
［16］同［14］。
［17］穆棣有關紹興裝的論文：《紹興裝研究暨其應用舉例》，浙江省博物館編：《中國書法史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197頁；《快雪時晴帖中“達芬奇”密碼續解》，《中國書畫》2008年第2期，第54—59頁；《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墨跡考辨——兼論宋周密所記之典型“紹興御府書畫式”》，《中國書法》2016年第12期，第116—123頁。
［18］孫田：《張澂摹勒本〈蘭亭〉研究》（未刊本），國家博物館“宋元碑帖與明清書畫”研討會提交論文，2019年。
［19］同［10］。
［20］同［17］。
［21］（宋）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上“鮮于伯幾樞所藏”條，《志雅堂雜鈔·云煙過眼錄·澄懷錄》，第242頁。
［22］（宋）周密：《云煙過眼錄》卷下“廉御史廷臣所藏”條，《志雅堂雜鈔·云煙過眼錄·澄懷錄》，第409頁。
［23］（宋）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三，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101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357頁。
［24］（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七，《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元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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