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 A廳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上海這個東南都會、新興城市，萌生了一個近百年來重要的繪畫流派——海上畫派。關(guān)于“海派”這個名家如林的畫家群體，在蔣寶齡所撰《墨林今話》和楊逸《海上墨林》中搜羅宏富。其中，出生于浙江安吉的吳昌碩即是在上海形成其藝術(shù)創(chuàng)作高峰。一般而言，把趙之謙看作早期“海派”的代表人物，而吳昌碩其聲譽、成就和影響都堪稱“海派”晚期巨擘。他是二十世紀前半葉藝術(shù)成就極高的一代宗師，在上海畫壇居于領(lǐng)袖地位。

在吳昌碩的藝術(shù)生涯中，從小愛好金石篆刻，潛心鉆研，初以篆刻名于世，后致力于書畫。青壯年及中年時期，外出尋師訪友，往來于江、浙、滬之間，交游廣闊，與俞樾、高邕、潘祖蔭、吳云、張熊、楊峴、沈石友、任伯年、吳大澄、陸廉夫、胡公壽、蒲華等書畫篆刻家、收藏家交往，經(jīng)常互相詩酒唱和。外出游學、謀生，拓展了他的眼界。在這困頓與顛沛、迫于生計的二十多年中，吳昌碩雖為生活奔波，卻也是在藝術(shù)上銳意精進的時期。五十歲以后，吳昌碩又經(jīng)歷了從軍、漂泊與離亂，自其五十六歲從安東縣令任上辭職以后，便徹底放棄了仕途，開始安心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了。可以說，五十歲前后是吳昌碩繪畫步向成熟和獨創(chuàng)風格的轉(zhuǎn)折點。五十歲以前，吳昌碩繼承傳統(tǒng)技法，著意于傳統(tǒng)寫意畫風，曾追宗徐渭、陳淳，參以沈周、石濤、八大，也受李鱔、李方膺、趙之謙等人影響；五十歲以后，注重吸收近代和當代同時師友的畫風，師法的范圍更為廣泛，加以融會貫通，并能自辟蹊徑，由此畫藝大進，開拓出新風貌。

對于傳統(tǒng)，吳昌碩主張“畫之所貴貴存我”，“畫當出己意”，“古人為賓我為主”，其畫從詩文、書法、金石中來，把詩、書、畫、印融為一體，筆墨恣縱，不拘成法，大膽使用濃重的色彩和酣暢不拘的筆墨線條。吳昌碩對書畫相通的道理有深刻的領(lǐng)悟，“直從書法演畫法”，從古代剛健雄強的金石藝術(shù)中吸收營養(yǎng)，用鐘鼎篆籀之筆入畫，亦有狂草奔放的筆致，用筆老辣生拙、筆勢矯健、魄力雄強，如其所說：“神嚴貌丑力逾猛。”又謂：“古法固有在，闕守而殘抱。且憑篆籀筆，落墨頗草草。”不求形似，不計外形的粗丑而重視內(nèi)在的神韻，追求樸厚古拙、蒼茫雄健的趣味和磅礡豪放的氣勢。

吳昌碩七十歲后專作大寫意，此幅《三千年結(jié)實之桃圖》即作于1913年吳昌碩七十歲之際，是其晚年作品。此傾，吳昌碩舉家搬遷定居滬上，作別了來往奔波、居無定所的生活；他與印壇同仁首創(chuàng)的以研究金石篆刻為主的印學團體——“西泠印社”正式成立，“西泠印社”從光緒三十年（1904）到民國二年（1913）歷時了十年的創(chuàng)建工作，吳昌碩公推為社長。當時，他在藝壇的地位已經(jīng)確立。吳昌碩晚年書畫篆刻之名大噪，東瀛友人對其也頗為知賞。

吳昌碩存世作品中蟠桃是常見的題材之一，如《壽桃圖》、《桃石圖》、《瑤池鮮果圖》等。《三千年結(jié)實之桃》中，繪兩株穿插揖讓的桃樹，以蒼勁的筆法寫枝干，葉片偃仰，疏密錯綜，懸以累累桃實掩映其中。畫面筆走龍蛇，揮寫淋漓，奔放夭矯，極塞實處雖似粗服亂頭，卻氣魄厚重，沈雄爛漫。畫面用色單純中見華滋，樹干用赭墨色，桃子用或濃或淡的洋紅點染，其余通體墨畫，色酣墨飽。整件作品大膽潑辣，精神飽滿，有金石氣，在作品題材和用色上雅俗共賞。

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觀念的傳播，西方文明潛移默化，以及相繼出土文物、金石考據(jù)成果，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下，吳昌碩代表著傳統(tǒng)文人畫在近現(xiàn)代的一個歷史高峰。他將水墨大寫意畫技法和強烈的色彩相結(jié)合，使清末大寫意花卉畫從長期流行的柔媚、清淡的畫風一變而為勁拔、厚重、艷麗。吳昌碩是由書法、篆刻向繪畫發(fā)展的，“詩文書畫有真意，貴能深造求其通”，他的詩、書、畫、印在形式與內(nèi)蘊上都達到了高度相通。吳昌碩孜孜不倦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晚年享有極高聲譽，金石書畫俱堪名家。其確立的繪畫風格，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畫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