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

顧炎武，生于明萬歷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寧人，號亭林。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的頂級學人，與當時黃宗羲、王夫之形成了當時中國思想史上的高峰。顧炎武不僅在學術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且因為其身體力行的遺民氣節受到后世的褒揚，被譽為是行知合一的典范。他的著作如《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等，千百年來膾炙人口，且開學術先路，影響后世至深至遠。他寫給顏修來的這通詩札，關涉他生命中一段重要的史事，而書寫的這首《王官谷》五言詩，見微知著，足以解讀他一生的志節抱負。

顧家是江蘇昆山望族，世代為明朝大官，至父輩始家道中落。明朝末年政局糜爛，給予顧炎武極大的刺激，抱定了為學救世的思想。迨明朝覆亡后，他參加了南明弘光政權，出謀劃策，未及赴任，弘光小朝廷已覆滅。顧炎武隨后在江南參與抗清，相繼失敗，他更經歷了兄弟戰死、母親絕食而死，家破人亡，更堅定了他反清的決心。又為豪紳羅織罪名入獄，出獄后為避免網羅入罪，顧炎武遠離江南故土，游蹤遍及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在北方，他不僅與抗清志士聯絡，與當時的學術大腕也建立了聯系，如傅山、孫奇逢、李因篤等學者，也結識了不少談得來的友人；這張詩箋的上款人顏修來，便是顧炎武在山東時結識的年輕才俊。

王官谷

士有負盛名，卒以虧大節。咎在見事遲，不能自引決。

所以貴知幾，介石稱貞潔。唐至僖昭時，干戈滿天闕。

賢人雖發憤，無計匡杌隉。邈矣司空君，保身類明哲。

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視彼六臣流，恥與冠裳列。

遺像在山厓，清風動巖穴。堂茅一畝深，壁樹千尋絕。

不復見斯人，有懷徒郁切。

舊作書呈修來社翁郢政，弟炎武未定草。

按，王官谷在山西永濟縣中條山中，風景絕美，唐朝末年，詩人司空圖知天下將亂，辭去官職隱居在此，有休休亭，并撰有《中條山居記》。這份“未定草”與顧炎武詩集后來的通行本有數字不同：“唐至僖昭時”，定本作“唐至昭宗時”，“放逐歸山阿，閉門臥積雪”，定本作“墜笏雒陽墀，歸來臥積雪”，從定本看，更切指了曾經的王官谷主人司空圖的事跡：他是在唐昭宗時辭職，托辭正是他假意墜笏，已老病不堪，得以逃出權臣朱全忠的魔爪。王冀民先生的《顧亭林詩箋釋》就提到這通“曲阜顏氏家藏《顧亭林手札》”，認為這是顧亭林的初稿。而王蘧常先生在《顧亭林詩集彙注》中也提及這份“曲阜顏氏家藏《顧亭林手札》”，并認為唐僖宗、唐昭宗之時藩鎮與農民軍的現狀，才是“干戈滿天闕”之背景。總之，這份原稿在顧亭林詩集版本上有著重要的價值。

顧炎武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開始漫游河南、山西、陜西。《王官谷》這首詩很可能就是在漫游山西時所作。顧炎武在北方游歷時，曾于濟南章丘購買了當地豪紳謝世泰的土地，以解決生計問題，不料深陷牢獄。康熙五年丙午（1666），山東發生了“黃培文字獄”一案，黃培的家奴之孫姜元衡，因與黃培有隙，便私下里搜集黃培詩文加以曲解，控告黃培等人“謀反”。就在這樁案件審理的兩三年里，顧炎武與謝世泰因土地問題發生了糾紛，謝世泰指使姜元衡將顧炎武牽連在這樁案子內，同時牽連者達300余人。康熙七年戊申（1668），顧炎武因為“事關公義，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貼禍同人”，故“不惜微軀，出而剖自此事”，從北京奔赴濟南自證清白，結果被收監。這便是顧炎武一生中的山東萊州“逆詩”案。

顧炎武下獄后，引起了震動，一如傅山之為清官員所照顧，顧炎武此案也受到了友人李因篤、朱彝尊、外甥徐乾學等人的奔走，朱彝尊親自到濟南、客山東巡撫劉芳躅幕府，為之斡旋。經過多方奔走、竭力營救，顧炎武終于是年十月取保出獄。顧炎武這次牢獄之災，除了李因篤、朱彝尊、徐乾學等人外，顏修來的作用也不可小覷。按，顏修來，名光敏，字遜甫，山東曲阜人，顏回六十七世孫，康熙六年丁未（1667）進士，歷任中書舍人、禮部主事、吏部郎中，《清史稿·文苑》有傳，稱其“為詩秀逸深厚”，清人筆記則稱其詩名為“輦下十子之冠”。顧炎武與顏修來訂交于康熙四年乙巳（1665），“逆詩”案發后，因顏修來與兄光猷在山東交游極好，顧亭林年譜中提及有求于顏氏兄弟斡旋，據《海山仙館叢書》中的“顏氏家藏尺牘”卷二，收錄有顏修來與顧炎武的往來書札30多通，有學術交流，也有關于“逆詩”案的情況說明和請托。可以說，顧炎武在“逆詩”案中，正是由于中央（徐乾學，翰林）、地方（朱彝尊、顏修來）多方使力，方才能得以全身而退，其中地方的作用尤不可忽視，而顧顏二人之交情亦于茲見焉。

顧炎武之所以受到這么多人的關注和幫助，皆因在當時時代氛圍下，他“博學于文、行己有恥”的精神所感召。《王官谷》是憑吊史跡之詩，抒發的是士大夫之盛名大節之取舍。王冀民先生在箋注此詩時便說，司空圖名列新舊唐書“文苑”，《二十四詩品》于文論中別創一格，但顧炎武全不及此，反而“獨敘其知幾墜笏，保身自潔，且以‘六臣’為鑒，故此詩主旨已約略可知。明季士夫負盛名而虧大節者自不乏人，俱在隱刺之列，固不必一一指名而實之也”。可謂的論。顧炎武之所以抄錄這首詩送顏修來，闡述的正是自己的這種心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