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節盦的一生，以宏揚我國的印學、推動篆刻藝術為主，可謂印壇功臣。只是，關于他的文獻資料卻寥若晨星。在《西泠印社志稿》上有傳如下：“方約，一名文松，字節盦。巖從弟。從吳熊游。能精制印泥，設宣和印社于滬上。編拓印譜有《伏廬藏印》《明清名人印譜》《胡匊鄰印譜》《徐星周印譜》等數十種。”

方介堪先生所撰《節盦小傳》：“從弟約，一名文松。天性孝友誠篤……年14，從余之滬，為介入西泠印社習藝有聲。逾數年，自創宣和印社于漢口路。搜羅金石書畫，頗精鑒別。一時碩學耆宿，咸樂與之游，學益猛進。先后集古今人篆刻，成印譜若干種行世……朝夕從事朱墨，辛劬成疾，竟于6月24日溘逝，年僅三十有九，傷已。弟經營宣和印社十有七載，掞張藝事，不以市道易所守。”傳中并述及方氏曾搜集得比敦煌石室更早之唐人寫經，故顏所居曰唐經室；以及精制節盦印泥頗延時譽等事。

《節盦小傳》述及方氏于1926年從溫州到上海，入吳熊所主持之西泠印社，此與《西泠印社志稿》所述之“從吳熊游”是一致的。西泠印社四個創辦人中，論經濟與辦實業的力量以吳隱（石潛）為最雄厚。吳隱在上海以西泠印社的名義辦印泥廠制西泠印泥與辦西泠印社出版機構，其實都是他吳家的私人產業，與西泠印社無涉。吳隱身后，出版機構由次子吳熊（幼潛）繼承；印泥廠店則由其三子吳瓏（振平）得之。方節盦的事業中，以出版印譜的成績最為顯著，可知是主要參與吳熊的企業管理之故。然而，吳熊后來無意于出版事業，就逐漸歇業了。這時，方約就起而代之，以出版印學著作為己任。經過他的苦心經營，確獲得很大成績。

據《中國印學年表》（韓天衡編）記載，方節盦在1935年創辦宣和印社以前，就已經于1931年“輯何秀峰（印廬）藏印成《印廬藏印》”。該書有關方氏出版印學著作的情況，另有五條記載。在1951年有“方約（節盦）輯吳熙載（讓之）、趙之謙（?叔）、胡?（匊鄰）、吳昌碩（缶廬）刻印成《晚清四大家印譜》四冊”一條。在1953年，一共有4條記載：“宣和印社輯方約（節盦）集印成《節盦印泥印輯》一冊”，“宣和印社輯趙時?（叔孺）用印成《二弩老人遺印》一冊”，“宣和印社輯王禔（福盦）刻印成《福盦老人印集》一冊”，“宣和印社輯鄧散木（鐵）刻印成《散木印集》一冊”，應該是方氏生前輯成于過世后才出版的。

據《民國篆刻藝術》（孫洵撰），宣和印社所出印譜還有1935年的《介堪手刻晶玉印》與《謝磊明印存》，1936年的《胡匊鄰印存》與《吳昌碩印存》《徐星州印存初集》，1937年的《徐星州印存》，1938年的《千古樓印識》（簡經綸刻印），1945年的《古今名人印譜》等。

所輯各印譜中，大多數人認為以《晚清四大家印譜》為最有影響，故韓天衡之《歷代印學論文選》收載。該譜有高時顯（野侯）序，文中提出：“以時代為各家輯譜，當以《晚清四大家印譜》為始。節盦酷嗜刻印，收集名人精品至富。創設宣和印社，仿宣和法制印泥，并與當代學士、印人討論審定，虛心采納，鑒別益精。當茲印學衰歇之秋，得其致力保存，其功偉矣…節盦征集之勤，選輯之慎，不辭勞瘁，不惜厚資，于舉世視為無足重輕者而從事焉。其志趣之邁超，近無倫比。”可見，這位高傲的梅王閣主人對方氏是贊譽有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