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葛介屏書法藝術的風格成因
作者：劉云鶴

內容提要：
葛介屏是現代重要書家，其鮮明的書法風格在江淮地區影響極大，對葛介屏書法展開研究，無疑對當代書壇以及推進安徽書法的發展將有重要意義。本文選取葛介屏的代表書法——隸書、大篆（金文）進行梳理，就葛介屏書法藝術風格的形成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葛介屏是在碑學基礎上，融冶鄧石如隸書中的某些元素，創造了一種用筆勁健，凝煉厚重，氣象高古，別具一格的隸書范式。
關鍵詞 : 碑學　隸書? 大篆書　風格成因　

（上）

2009年是葛介屏先生逝世十周年，六月九日其親屬將家藏的一百多件書畫精品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長期陳列展出，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在展覽研討會上，筆者親聞先生一生恪守淡定，不求聞達，孜孜于書畫藝術的執著追求，實為先生藝品人格所折服，今著此文略述先生書藝風格成因。

“詩歌書畫開新面，金石文章擲有聲。前代風騷欣繼緒，皖中又出一山人”。⑴這是二十八年前葛介屏在省博物館舉辦個人展覽時，著名書法家、詩人劉夜烽先生題贈的賀詩，詩中將葛介屏與清代大書法家鄧石如比肩，足見葛介屏在劉夜烽心中的位置，以劉夜烽當時的地位聲望，絕非一般書朋道友的捧諛之詞，而是出自內心的尊重。本文試圖從葛介屏代表性書體——隸書、大篆（金文）書做一些分析。　

　　　　　　　　
一

清代是碑學中興時期，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民國初期而方興未艾，生于民國初年的葛介屏正是在這樣的環境里成長起來的，這種從內骨里受到時風的熏炙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十九歲那年他又正式拜包世臣的再傳弟子劉澤源為師，成為皖派開山鼻祖鄧石如的第四代傳人。在其師的安排下，開始系統學習書法，有意識地接觸碑學，開始了他漫長的碑學之旅。他學書最初是從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顏勤禮》入手，這是因為“顏魯公正書或謂出于北魏《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書《太公呂望表》，又謂其行書寫《張猛龍碑》后行書數行相似，此皆近之，然魯公之學古，何嘗不多連博貫哉！”⑵繼而開始專攻北魏諸碑，涉獵如《鄭文公》、《張黑女》《石門銘》《瘞鶴銘》等以及所能見到的北魏各種墓志等，還有魏楷在向唐楷過渡的隋《龍藏寺》碑，他也都悉心臨摹。“《龍藏寺》秀韻芳情，馨香溢時，然所得自齊碑出。《龍藏》變化，加以活筆，遂覺青出于藍耳”。⑶其中對《鄭文公》、《張黑女》二碑用功最勤，著力也最深，此二碑對葛介屏書法風格的形成有著重要的影響。《鄭文公》為北魏鄭道昭所書，碑分上、下兩塊，上、下碑文內容相類似，上碑文字模糊，流傳較少，一般所說的《鄭文公》碑，多指下碑。清初之際，趙（孟頫）、董（其昌）書風流行，學者眾多，精髓未握，遂致書風靡弱，帖學日漸式微。乾嘉年間阮元、包世臣振臂于書壇，著《南北書派論》、《北碑南帖論》和《藝舟雙楫》等文鼓吹，祭碑學之大纛，宣揚北碑，風氣為之一變，長槍大戟、恣肆野性之美的北碑開始走俏于書法的圣殿，如《石門銘》《瘞鶴銘》《鄭文公》等都是人們愛取法的對象，其中取法于《鄭文公》的書家較為特出。“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泐，讓字均行，并非剝損，真文苑奇珍也。”⑷包世臣的“字獨真正”四字，揭示了《鄭文公》圓筆、端莊、大氣與其它北碑多怪異奇巧的迥然不同之處，實質上《鄭文公》是以篆書筆法和分書筆勢在向隋唐初期的楷書嬗變，受其影響最大者莫過于近代的李瑞清，曾熙、胡小石等也都間接受其影響；《張黑女》是北魏著名碑刻《張玄墓志》，全稱《魏故南陽張玄墓志銘》，因避清康熙帝玄燁諱，故俗稱《張黑女》，晉泰元年(531)十月刻，正書，二十行，行二十字。原石久佚不存。清道光年間何紹基得剪裱舊拓孤本，乃著名于世至今。拓本共十二頁，每頁四行，滿行八字，原拓今存上海博物館。此墓志雖屬正書，行筆卻不拘一格，風骨內斂，自然高雅。筆法中鋒與側鋒兼用，方圓兼施，剛柔相濟，生動飄逸。葛介屏選擇此二碑作為自己主攻方向并旁涉其它諸碑，既是流風余緒，也是世風所好，心性使然，這種對北碑進行主次分明的全面臨習，其作用在于：一是開闊自己的眼界；二是堅實自己的書法基礎和功底，可以說是他后期書法所能呈現出濃郁的個性化風格的積蓄和儲備。

二

葛介屏雖然書畫、金石、詩文皆精，具有多方面才能，但書法一直是他的至愛，也是他的看家本領。在書法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隸書和大篆。隸書是由篆書衍變而來，“隸書之名見前、后《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恒傳》，八分者，即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于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⑸它是由篆書向楷書過渡的書體，發軔于秦，“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用之，獨符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⑹成熟于東漢。這種“簡易”美觀、易識、成熟的書體，是歷代書家和書法愛好者心儀手摹的對象，但這種書體對于學習書法的人來說，可謂是上手容易，出來難，也就是今天書法界通常說的創新難。一種書體愈是成熟，它所能提供給后人探索，創新的空間就愈小,故由漢而降，千百年來能獨開新境的隸書大家也是風毛麟角，只是在清代有所突破，涌現了一些隸書大家，鄧石如、伊秉綬、桂馥、陳鴻壽、金農、鄭簠等人都是其中突出者，可以說隸書自漢之后，清代是隸書的第二個黃金期。其后就再也沒有出現什么像樣的隸書大家，但對隸書進行創新探索的腳步卻從未有停止，近現代有不少隸書家和習隸書者為了創新，可謂是傷透了腦筋，或與魏碑嫁接，或與簡帛書相揉,或借楚簡而開面目，應該說這是對隸書這種書體發展的很好探索。葛介屏是其中之一，雖然他在隸書的臨習上，于漢碑如《西狹頌》《禮器》《衡方》以及《張遷》都下過很深的功夫，但由于他的深厚北碑功底，看得出他的隸書是以魏碑為主要框架與漢隸進行對接融合的產物，《鄭文公》、《張黑女》《石門銘》《瘞鶴銘》等是其取法的主要來源，早期的隸書無論是在結構和筆法運用上都能看到它們的影子，像橫畫中部的波折性，起筆和收筆等，如他六十年代創作的隸書作品，都帶有明顯的傾向，哪怕是臨寫的其它漢碑如《西狹頌》等。葛介屏在遍臨漢碑的同時，而非泛泛，總帶著一定的思考在臨寫過程中體會如何對隸書進行探索和融合，他也試圖用《天發神讖碑》的筆法，借用小篆的結構來寫隸書，進行實驗，但最終還是拋棄了。不滿足對古人的簡單傳承，力求革新，這是他內心深處無法割舍的情結。隨著年歲的增長和人生閱歷的不斷豐富，他憧憬的隸書模式開始慢慢地清晰起來：即創造一種結構嚴謹，上部略緊，下部、左右舒展，中部內斂，點劃波折明顯、捺腳夸張的隸書。有了這樣的雛形，及至后來他所臨的各種碑帖都在有意或無意向其靠攏，包括他的行書和一些行楷書。實際上葛介屏的隸書風格雛形大約是在七十年代末期，至已近古稀之年才真正形成個人獨特面貌的。從作品集中按紀年排序的創作時間來看，一九七八年節臨的《張遷碑》已露端倪，且相當成熟。雖說是臨作，但基本上是葛介屏的筆法和形式。隨后，葛介屏的隸書語言被進一步放大，為更多的人所關注，在當時極稀少的展覽會上，抑或合肥街頭的一些匾額招牌，都能見到他的隸書。

“能使轉熟極于漢隸及晉、魏之碑者，體裁胎息必古，吾于完白山人得之”。⑺兩三年后，葛介屏又有意識地汲取完白山人鄧石如隸書中的某些元素，如臨《鄧石如隸書十通屏　其中之六》就不在是簡單的臨摹，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已有自己的藝術語言，只是將完白山人隸書本就夸張的隸書捺腳和橫劃中的挑腳再度進行夸張，使其隸書的捺、挑腳更加鮮明，從而完成了對其隸書的一次涅磐，至此葛介屏的隸書強烈的個性化風格也愈加凸顯，臻于成熟，“葛氏”隸書遂傳遍江淮大地，在其書法藝術生涯中真正地實現了一次華麗的轉身。至于葛介屏隸書個性化風格達登峰造極的時間定格，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晚年葛介屏的隸書注入的金石氣，點劃更加波瀾，尤其是橫劃中部，想必是生理使然，而非有意識所為。其隸書也更加蒼茫、老辣，包括他的行楷書和不常作的草書，應歸于年老之故，古人言“人書俱老”，在葛介屏身上有驗證，“葛氏”隸書風格的個性化色彩也走到了極致，但并非又一次創新。

縱觀葛介屏的隸書是以北碑為底蘊，采漢碑之長，融完白之韻，創造了一種“規整、干凈、勁健，受金文啟發，追求金石味”⑻別具一格的隸書范式，這種隸書范式雖然少了一些自然和天趣，但規范，易識、易學，具有很強的普及作用，也有著一些其它隸書不具備的建筑美。但不足的是略顯匠氣，傷于整飭而不夠高古，其原因在何？乃囿于葛介屏過于注重對筆法、結構的構建和依賴，而怠慢了自然天趣的降臨，隸書楷法化味較濃，似乎重蹈了唐韓擇木等人隸書的覆轍，在隸書的境界追求上稍遜風騷，這就是葛介屏如此鮮明個性的隸書沒有成為當代書壇隸書重鎮的關鍵所在。同樣也說明隸書在創新之路上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