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登安不但自己在印圃中努力耕耘，而且還關心下一代的成長，桃李滿天下。早年的學生如汪新士（開年）、王京盙（勁父）等；中年骨干如羅叔子（崇藝）、余正（正之）、茅大容、郁重今等，成為我國篆刻界的中堅；除了面授外，還有千里外函授者，如廣州的馬國權、武漢的陳上岷、上海的章國霖、西安的方勝。當然人數遠不止此，難以盡述。要為人師，光能刻印還不行，必須有相當的理論修養。韓登安著有《明清印篆選錄》《增補作篆通假》。

在《容膝樓印話》中，曾述及韓登安早年所遇之兩件事，即由于他年紀輕輕而享有大名所致：“海上某巨紳從丁輔之處探悉先生住址，來杭即到先生家索取潤例。先生出見，與之談未數句，某氏突言：‘尊公回來請轉致仰慕之憂。’先生其時頗為尷尬，又不便說破，只能唯唯應之而已。又先生曾代父往昭慶寺赴某巨家之宴，同席皆素未識面之龍鐘老者，僅一人相識。酒過數巡，談風漸熾。先生則齒稚，二則初會，枯然獨酌，點頭微笑而已。未幾，座中忽言及藝壇近事，交口盛譽韓登安治印之精妙，然皆未之識也。其相識者指先生對諸老言曰：此即韓登安也。’談者系皤然一叟，正顏莊色顧其人曰：‘適所言者系治印之韓登安也？’其人不便再言，與先生交目相視，不禁粲然。此時，滿座皆以先生應為與己相類之老者竟致當面錯過。”

韓登安對印學事業，又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在建國前后的相當長時期，韓登安是西泠印社的總干事。抗戰期間，他在龍泉的龍淵印社中任常務監事。龍淵印社鼓吹“抗戰必勝”“禹甸重光”，其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沙師孟海與韓登安數十年同事、同好，友情深厚。在所撰文并書寫之《西泠印社八十五周年碑記》中寫到：“吳先生既歿，馬叔平先生繼任。馬先生遠客京師，韓登安先生以總干事處理日常社務。”其實，韓登安對西泠印社有兩階段大貢獻，上文所述為前一階段。至于后一階段貢獻，是指建國后印社自停頓至恢復與發展的過程。解放戰爭后期，西泠印社已形同虛設。建國初期，更處停頓狀態，直到1957年8月，省文化局領導接見韓登安，議及如何恢復事宜。1958年初，成立了七名社委會，由韓登安任秘書。其他六名是張宗祥、潘天壽、沙孟海、陳伯衡、阮性山、諸樂三。由于上下一致努力，西泠印社不但恢復舊觀而且大為發展。其間，尤以1959年之國慶十周年大型展覽以及1963年的60周年印社大慶事務繁重，韓登安經常帶病工作。其愛社如家的精神，是很值得后輩學習的。

除了印社的職務外，他又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館的館員、東皋雅集的總干事、浙江省和杭州市的美術協會理事，熱心社會文化事業，不遺余力。

韓登安刻 觀樂樓

西泠印社藏

韓登安不但能刻印，而且還能刻硯、刻竹木。在書畫方面的造詣也非常深，書兼各體，而以篆、隸最為知名。他能夠“書從印出”，創造性地用筆寫出帶有印章風味（如玉印、鑄印、浙派等）的各種篆書來。1963年，為“日中不再戰”碑寫碑陰。他能畫山水、花卉、博古與佛像。山水宗“四王”一路，云山重迭，煙霞滿紙。

韓登安篆書 毛主席詩詞

西泠印社藏

先生早年曾習詩詞，自愧較盟兄申石伽相差甚遠，因此斂手。人有求他題詩的，每謙抑地辭以不能。實在辭不掉的，或以四言詩體為題，例如為《劉世襄印存》所題：“篆鏤文字，爍金藻火。歷周秦漢，輝煌璀璨。中古以還，煙封云鎖。系維往哲，滄溟鼓柁。步趨日盛，心心印可。我惜衰頹，指腕疏惰。今讀此撰，乃超江左。名師高徒，析薪負荷。繼起有人，維藝不墮。卓爾英年，庶幾行果。”謝世后，檢先生遺篋，于“玉梅花庵”印之邊款上，得見早歲所作詩首：“玉樹凋殘成永憶，梅花瘦損忍重探；未全灰盡春心在，猶共瑤華寄一庵。”

歷來詩人寫詩贊譽韓登安者頗不乏人：

沈禹鐘詩：“洗眼湖山老倍明，奏刀常對常山青。正宗愛效瑯琊法，穆穆猶存舊典型。”

沈茹菘詩：“遵循規矩美豐神，懷璧真如刀筆臣。發憤縱能傳末學，西湖繼起又何人。”

葉一葦《題韓登安先生多字印》：“多少名詞刻，獨斯樹一工。天高飛篆鳥，石闊舞虬龍。韻入浪千疊，氣開山萬重。西泠幽趣古，不愧大家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