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畫家張荔英和潘玉良，一個終老南洋，一個魂斷巴黎。潘比張年長十一歲，兩人家境天壤之別，張荔英出生富貴之家，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女兒，與潘玉良早年的青樓生涯截然不同，但兩人在藝術上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可名垂畫史。

獲悉，“此心安處：張荔英回顧展”近日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對外展出。從45歲來到馬來亞，47歲定居新加坡，到87歲去世，張荔英在獅城安穩度過了漫長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實具有國際視野的新加坡藝術家。新加坡對張荔英來說，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實際上，高更也是對她影響最大的畫家。

2015年11月24日，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正式開幕。這座美術館，經過10年籌備、耗資5.3億新元(約合26億元人民幣)打造、由殖民時代的老建筑新加坡前最高法院大樓和政府大廈改建而成，氣派不凡。

為慶祝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開館五周年，今年11月27日至明年9月26日，舉辦“此心安處：張荔英回顧展（Georgette Chen:At Home in the World）”，長達十個月。這個展名取得好，不管張荔英身處世界的哪個角落，藝術就是她的精神家園。

張荔英（1906-1993）《自畫像》

張荔英（1906-1993）祖籍浙江南潯，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女兒。她出生浙江（之前有人認為她出生巴黎，研究者新近斷定她出生浙江），先后在巴黎、紐約、上海接受教育。前半生適逢戰亂，顛沛流離，法國、美國、中國三個場景，各構成了她生命的三分之一。后半生則安心南洋，1951年，他與第二任丈夫何永佶（何香凝的侄兒）從法國來到馬來亞的檳榔嶼，任教于韓江中學。1953年定居新加坡，同一年她與何永佶結束六年婚姻關系，勞燕分飛。應林學大校長之邀，張荔英1954年任教“南洋美專”（現在的南洋藝術學院），直到1981年退休，一教就是27年，所以張荔英不僅是杰出的畫家，也是優秀的美術教育家。1966年，她入籍新加坡，1993年病逝。由于患嚴重風濕性關節炎，行動不便，不能自理，她生命的最后十年，住在新加坡鷹閣醫院，由李氏基金照顧，并承擔醫藥費用。從45歲來到馬來亞，47歲定居新加坡，到87歲去世，張荔英在獅城安穩度過了漫長一生的最后四十年，她是名副其實的具有國際視野的新加坡藝術家。與林學大、陳文希、鐘泗濱、陳宗瑞、劉抗并稱新加坡“六大先驅畫家”。相對于巴黎紐約上海的繁華，上世紀五十年代，新加坡對張荔英來說，就是她的“大溪地”（Tahiti），而實際上，高更也是對她影響最大的畫家。

展覽現場

這次張荔英回顧展一共展出69件畫作和74件文獻資料，部分作品從中國、日本的美術館及私人藏家那里借來。有一幅《北京風景》借自日本福岡亞洲美術館（若干年前，一位新加坡收藏家賣給福岡亞洲美術館），畫面呈現的是紫禁城午門、金水橋及河水，水中有白云及門樓的倒影，構圖、筆觸和色彩都非常精彩。這幅作品完成于1945-1949年之間，張荔英把它一直帶在身邊，從中國到法國又到馬來亞，不離不棄，可見對它的喜愛和重視。1953年，張荔英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舉辦個人展，包括這幅《北京風景》，一位收藏家對這幅畫表示興趣，有意購買，但張荔英舍不得出售，她重新畫了一幅幾乎同樣的作品賣給這位收藏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兩幅《北京風景》浮出水面，一度以為“鬧雙胞”，后來證實兩幅都是真跡。1953年重畫的《北京風景》2004年出現在拍賣市場，最終為新加坡人拍得，現在懸掛在瑞吉酒店（The St. Regis）。《北京風景》，對張荔英而言，大概不僅僅是一幅畫，而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義，是“故國平居有所思”。

張荔英《北京風景》

張荔英風景作品 1930

展出的兩幅荷花作品，其中一幅《蓮花頌》是上海龍美術館的藏品，能夠借來展出，機會難得。這幅《蓮花頌》創作于1962年，是張荔英在朋友家荷花池的寫生作品，2013年在拍賣會上，劉益謙王薇夫婦以916萬港幣拍得。張荔英在談到這幅作品時說：“大約持續了十來天，每天早上七點到傍晚六點，我仔細觀察并欣賞不同光影下，這些白色和粉色花朵的變化，我慢慢了解了它們。”另一幅《風中之荷》創作于1970年，是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館藏作品，常年展出，我看過多次，但這次和《蓮花頌》放在一面墻上，兩幅作品同時欣賞，也就相得益彰，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我們知道南潯張家花園里就有一片荷塘，張家附近的“小蓮莊”更是以荷花出名，盡管張荔英在老家生活的時間有限，但江南水鄉的荷塘一定留在她記憶的最深處，成為家鄉的一個符號。這兩幅荷花作品，其實就是她的自畫像：高潔，顫抖，搖曳，堅韌，自信，睥睨天下。我們可以把她筆下的荷花與她1934年創作的《自畫像》聯系在一起看，都有一種出淤泥而不染的氣質，敢作敢為，絕不同流合污。

張荔英《蓮花頌》

張荔英日記 1935年

張荔英的第一段婚姻一直被人津津樂道，1930年，24歲的她下嫁55歲的國民政府前外交部長陳友仁（Eugene Chen），除了31歲的年齡差，陳友仁的政見與她父親張靜江也不同，張靜江當然不同意，但女兒堅持，父親也就勉強同意。1944年，陳友仁病逝，之后張荔英仍然不改前夫Chen姓，1947年再嫁何永佶后仍然如此，她所有畫作的簽名都是CHEN。

張荔英與丈夫陳友仁

張荔英畫過多幅陳友仁畫像，這次也展出了三幅，將陳的神情抓得很準。張荔英的兩段婚姻都沒有生下孩子，對她或許是個遺憾。張荔英特別愛畫“家庭人物”和“母子圖”，下意識里是在補償現實中的不足？《烤沙嗲的男孩》，左邊一對母子在吃沙嗲。《全家福》畫了張荔英在檳城的朋友一家五口，其樂融融。《客家人家》描繪母親和三個子女，母親給嬰兒哺乳，大女兒給小女兒喂飯。早期的作品《母與子》，母親抱著孩子坐在窗邊，低頭看著自己的小寶貝，畫面溫馨。《東海岸小販》里雖然母親為了生計，艱辛叫賣，但左下方兩位女兒無憂無慮，紅艷的馬來峇迪蠟染（batik）服飾，十分絢麗，給人留下母女三人幸福燦爛的印象。張荔英把一個女人的柔情投射到她的母子圖里，在藝術上完成了“母親角色的替代”，所以也就格外感人。

張荔英《烤沙嗲的男孩》

張荔英《全家福》

張荔英《東海岸小販》

張荔英1943年寫了《藝術的點滴》一文，表達了她的藝術觀：“我雖然是屬于現代畫派，但我感覺我是無從模仿任何一派的畫格的。我所畫的是我所見的，無論是風光與人物。在巴黎的藝苑里，尤其是在孟派納思（今譯為蒙帕納斯，巴黎藝人區之一），我會研究各派畫的傾向和畫格，可是我始終感覺到我是不能依傍他們任何一派的。在我的經驗中，我最不愿從我的想像來畫，我要畫人們的實際生活。從想像畫的永不能接近真實。人的生活是活躍的、新鮮的、有力的。”張荔英定居南洋以后，很快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她對新加坡熱帶的氣候、陽光、色彩、種族、風俗，都充滿興趣。“四季如夏”的新加坡很適合戶外畫畫，她開著一部Morris Minor 1000紅色轎車，四處寫生。當年女性開轎車非常惹人注意，實際上她也是眾人仰慕的藝術家，她身材嬌小，卻風姿綽約，有著迷人的魅力。她還把她的紅色轎車畫進了《船與老店屋》（作于1960年）的右下角。新加坡文史研究者章星虹發掘出1959年8月30日《海峽時報》上的一篇專欄文章，文中提到張荔英的一次演講，張說：“初抵馬來亞，正是榴梿飄香的季節。那是我第一次吃榴梿，一吃就被這個‘果中之王’迷住了。后來有朋友預測說，我肯定會在馬來亞住下來。因為凡是喜歡吃榴梿的人，都會在馬來亞開心地長住下去。”這時，張荔英已定居新加坡六年了，顯然，她愛上了這片熱土。榴梿諧音流連，有流連忘返之意——早期華人希望能盡快扎根下來，就賦予了榴梿某種神性或魔力。

張荔英《客家人家》

張荔英精通英語、法語、中文，到了馬來亞后，她開始學習馬來語，可以和馬來族朋友用馬來文來往書信，她還有一個馬來名字Chendana（檀香木的一種）。由于語言上的方便，她可以深入馬來社群，畫馬來族群的題材，這次展覽中，就有多幅馬來題材的繪畫，譬如《馬來婚禮》《馬來家庭》《丁加奴集市景觀》，還有前面提到的《烤沙嗲的男孩》《東海岸小販》等。

張荔英《馬來婚禮》

她還畫了一張馬來少女《Rohani》肖像，魯哈妮（Rohani）是她南洋美專的學生，也是她的朋友。由于兩家住得很近，張荔英經常開車送魯哈妮回家，在車上，她倆聊得很愉快。畫中魯哈妮身穿紅底白花衣服，頭披大紅紗巾，臉部表情顯得孤傲堅毅，神態非常像張荔英，也許張把她當作女兒看待？說到張荔英和馬來人的關系，就不能不提“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1931年，他在游輪上與陳友仁張荔英夫婦結識，在陳友仁的鼓勵和引領之下，東姑阿都拉曼后來從政。這次展出了1956年張荔英在吉隆坡舉辦畫展的相關資料，當時東姑阿都拉曼是馬來亞的首席部長，他和夫人出席了張荔英畫展開幕式，張荔英還為東姑阿都拉曼畫了肖像，也在那次展覽中展出。第二年，也即1957年，東姑阿都拉曼被推選為馬來亞第一任首相。

張荔英《魯哈妮肖像》

張荔英（右）與“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及其夫人，1956

靜物畫是張荔英擅長的題材，她后期作品多畫熱帶水果，香蕉、榴梿、山竹、柚子、紅毛丹經常入畫，尤其是紅毛丹，她被稱為“紅毛丹專家”。她也喜歡畫各種籃子：草編的、竹編的、藤編的，還贏得了“Basket Chen”的稱號。盡管張荔英婚后隨夫姓，直譯是陳籃子，但是翻成中文，還是應叫“張籃子”更妥。“籃中水果”，成了張荔英靜物畫的一個重要標志。

張荔英《靜物》

張荔英《靜物》

民國女畫家張荔英和潘玉良，一個終老南洋，一個魂斷巴黎。潘比張年長十一歲，兩人家境天壤之別，張荔英出生富貴之家，與潘玉良早年的青樓生涯截然不同，但兩人在藝術上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可名垂畫史。

展覽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