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國力強盛，經濟文化發達。隨著通商貿易的廣泛開展，海上絲綢之路成為一條重要的中西國際貿易通道，而中國陶瓷器也逐漸走出國門，成為銷往亞洲乃至非洲地區的重要商品。二十多年前在印度尼西亞發現的“黑石號”沉船，出水了大量唐代陶瓷器和其他中國物品，引起了國內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現在，各方面的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筆者長期關注此沉船打撈物品的相關情況，借“黑石號”文物來上海博物館展覽之際，在此對該沉船及出水陶瓷器相關問題作一些議論和探討。

一、“黑石號”的發現及相關情況

1998年，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南勿里洞島以北4海里處，一名在海底采集海參的爪哇漁民不經意間踩到了一些埋在泥沙中的陶瓷罐、碗等物品，其中一個器身長滿海藻和珊瑚的陶罐被撈出水面。消息傳出，一艘震動世界的海底沉船就此被發現。經過當年9-10月和次年4月以后的打撈，情況變得越來越清晰。經考察，距離沉船150米處有一塊黑礁石，相關專家認定，這一礁石導致了公元8-9世紀一艘滿載中國物品的航船在此沉沒，于是，沉船被命名為“黑石號”，又稱“勿里洞號”（Belitung）。

沉船打撈物品達60，000多件，主要是來自中國的陶瓷器，也有金、銀、銅、鐵、鉛、石、漆、木、骨、玻璃及香料等質地的物品。沉船被發現、大量物品被打撈后，人們最需要了解并解決的有三方面的問題：1。沉船相關年代；2。沉船所屬國家或地區；3。沉船起始地。為深入了解沉船的相對年代，專家曾采用放射性碳14對沉船上出水的龍腦香、八角茴香和船體木料等物品進行了年代檢測，但所測年代均未能取得滿意的結果。

出水的9枚“乾元通寶”銅錢曾被認為可能是有效的實物證據，而鑄有“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于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文字的“揚州江心鏡”更是“黑石號”沉沒年代最明確的證據。不過，“乾元通寶”銅錢和“揚州江心鏡”并未能成為“黑石號”沉沒時間的依據，出水多達50，000余件的唐代長沙窯瓷器中，有一件不起眼的青釉褐綠彩瓷碗，內壁有綠彩及褐斑裝飾，外壁釉下暗刻“寶歷二年七月十六日”九字。

長沙窯青釉褐綠彩“寶歷二年”銘花草紋碗/唐

“黑石號”沉船出水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此碗于當年中元節次日制成，雖制作粗糙，但最終成為沉船上最有明確斷代依據的實物，也是“黑石號”沉船最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器物之一。通過此碗的紀年文字可以推斷，沉船時間是寶歷二年（826年）或更晚些時候。這一件器物的出現，使不少研究者認識到，9世紀20年代末，是“黑石號”最可能的沉沒時間。也有國外學者甚至直接把它稱為“826年的勿里洞唐代沉船”。

從商品角度看，瓷器出窯以后，一般都會很快銷售出去，沒有一個窯主愿意把燒成的產品積壓下來。這里，有一點值得推想，既然“寶歷二年”是器物制作的確切時間，那“黑石號”沉船是否當年就沉沒于印尼海域？初看起來，這種可能性似乎不太大，因為從制作、銷售到運輸角度看，不足半年的時間內很難做到。而且，航船需要了解海洋季候風的季節，“阿拉伯商人西行歸國，就得利用東北季候風在10-12月之間前往馬六甲海峽，然后在1月份穿越孟加拉灣，在2-3月抵達阿拉伯半島南部……”[1]這說明“黑石號”可能沉沒于冬季。如果7月中瓷器燒成，幾個月后，“黑石號”即在馬六甲海峽出現，這似乎是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按照唐德宗年間任宰相的賈耽“廣州入海夷道”所記載的廣州到達“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東南）的時日[2]，參考9-10世紀阿拉伯人的記載[3]，在正常情況下，從廣州到印度尼西亞附近海域的航海時間最長也就是二十多天，如果在中國國內的東海和南海沿海航行，也不會花費太長的時間。因此，從理論上說，離開中國的“黑石號”在寶歷二年冬季到達蘇門答臘并非絕對不可能。但也不排除是在次年或數年以后。

比照以前的沉船發現情況，這不是第一個例子，相關事例較多，重要的如1976年打撈出大量元代中期中國瓷器的韓國新安海底沉船中，有“至治三年”紀年的木質銘牌[4]，經過許多年的觀察和研究，現已被大多數研究者認同，元至治三年（1323年）是沉船的相對正確年代。1987年，載有大量瓷器與其他文物的“南海一號”沉船在廣東被發現，其中發掘的一件青白釉罐底，有墨書“癸卯”等文字，經考古工作者結合其他文物綜合研究后認為，此“癸卯”應為1183年（南宋淳熙十年），“南海一號”被認為是淳熙年間的沉船。因此，不管如何，寶歷二年更是一個具有明確斷代意義的標志性時間。

從諸多出水瓷器具有阿拉伯元素的情況看，這是一種定向制作的瓷器，主要是為了迎合中東伊斯蘭地區用戶審美而燒造。事實上，在大量出水的長沙窯瓷器中，有不少書阿拉伯文和當地風物紋樣的器物，以此類推，船上的大批量長沙窯瓷器就是為外銷而燒造。與此碗同一窯口、制作相似的器物在沉船出水瓷器中有數萬件，說明大量器物就是定向為伊斯蘭地區燒制。同時可以推測，很多“黑石號”中打撈出水的瓷器可能制作于寶歷二年或更早些時候，包括陶瓷器以外的物品。

“黑石號”沉船打撈以后，人們對該船屬于哪一國家所有十分關注。根據實際情況，需要從船體、船型、材質及工藝結構、縫合技術等角度進行全面考慮，這是一艘什么樣的海船？是印度婆羅門船，還是波斯船甚至大食船只？這個問題人們爭論了許多年，因為在古代帆船的形制和制作工藝方面，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做法幾乎相同。因此，“黑石號”一度被稱為“阿拉伯或印度沉船”。后來，通過對船體木料的科學測試和分析，結合相關歷史事實和地區生活習慣等綜合因素，水下考古學家基本否定了印度建造的觀點，而傾向于為今阿曼、也門或伊朗等地所造。

此后，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此沉船屬于“阿拉伯船”。[5]當然，有的研究更具體而深入，“9世紀伊斯蘭文獻強調指出縫合船是希拉夫擅長建造的構造特殊的船舶，9-10世紀希拉夫和蘇哈拉是縫合船的制造中心”“此船有可能為希拉夫船工所建造”。[6]那么，滿載中國貨物的“黑石號”要去哪里？這個問題實際上隨著沉船本體及相關物品的研究有了大致明確方向后，它的目的地基本上解決了，中東地區某國是“黑石號”的最終目的地。

但究竟是哪一國家？從對9世紀中東地區的考古發現和保存的遺物，尤其是中國陶瓷器和西亞陶器相關的產品和情況看，應不外乎是波斯、大食這樣的國家。有專家認為是伊朗希拉夫港。[7]還有的認為是從“希拉夫（Siraf）和巴士拉（Basra）等港，最后到達黑衣大食哈里發（Abbasidcaliph）的首都巴格達和薩邁拉（Samarra）。‘勿里洞號’船艙中許多中國陶瓷的款式，都與黑衣大食遺址所出器物相符。”[8]

基本搞清了沉船的大致時間和所在地區以后，研究者對滿載唐朝貨物的“黑石號”的始發地更加關注了。因為這個問題涉及面甚廣，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文獻記載公元9世紀商舶有在東西大洋中遠航的能力，《皇華四達記》所載從廣州到“縛達”（今伊拉克巴格達）的航海路線，也反映了唐代遙遠的中西通航具有可行性和實質性內容，但長期以來還沒有航船的實證。

因此，“它的存在說明了公元9世紀時從印度洋西側始發的貨船能在抵達中國后返航。這很重要，這與古國室利佛逝（Srivijaya或Shi-li-fo-chi，晚期稱之為三佛齊，Sanfochi）的記載相關”。[9]事實上，早在10世紀以前，“中國的船只就駛往阿曼、希拉夫、法爾斯和巴林海岸、烏布拉和巴士拉，而這些地區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國”。[10]“黑石號”沉船的發現，提供了一個9世紀中國到中東地區之間海洋遠航的實證。

不過，“黑石號”返航路線的爭議還是存在，主要有三個：揚州（有的認為揚州或寧波）、廣州、蘇門答臘。現在，已有很多中外專家學者對揚州說持贊同態度。查看歷史，寶歷三年間不屬于唐代的一個重要時期，從前后連接的長慶、寶歷到大和三個階段看，此時已不是唐代的太平盛世，先前經過“安史之亂”和其間受到“河溯三鎮”之害的干擾，唐代的經濟逐漸衰退。

而且，這三代帝王也沒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功績，年輕的長慶帝及其子寶歷帝都是比較平庸的君主。[11]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這是唐代海外貿易的一個重要時期，“絲綢之路”的持續開啟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中外貿易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此時，處于鼎盛發展的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正大力推動海外貿易。

而地處印尼群島的室利佛逝帝國也積極開展與中國和阿拉伯地區的海上貿易，是東西方商賈在東南亞輻湊的貿易重鎮。在阿拉伯、室利佛逝和唐王朝這三個當時世界上強大政權的保障和推動下，中國與東南亞及波斯灣之間的海上直航貿易迅速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穩定、路程最長的海上貿易航線。[12]

在9世紀，中外經貿交流的情況更有發展，阿拉伯人蘇萊曼等在他們的游記和相關史料中敘述甚詳。唐代文獻中也有很多關于外蕃進貢物品的記載。如長慶四年（824年）“（九月）丁未，波斯大商李蘇沙進沉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諫云：沉香為亭子，不異瑤臺、瓊室”。[13]

同意接受李蘇沙進貢“沉香亭子材”的唐朝君主，就是剛剛即位的穆宗李恒之子——敬宗李湛。李恒死于長慶四年（824年）正月，16歲的李湛隨即登基，次年改元寶歷。整個寶歷時期實際存在了三年零一個月。寶歷二年（826年）十二月，敬宗亡，其弟文宗即位。次年二月，文宗改寶歷三年為大和元年。

雖然李蘇沙其人其事難以與“黑石號”聯系[14]，但時間節點距“黑石號”沉沒的時間很近，可能僅相隔一兩年或數年。而且這里記載的是寶歷帝執政初年之事，故推測“黑石號”主人的身份當與李蘇沙相仿，同為來自波斯或大食國的商賈，他們先后來到東方，都是同一目標，為通商貿易而來。

鞏義窯青花花卉紋盤/唐

“黑石號”沉船出水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二、“黑石號”出水陶瓷器的亮點

從“黑石號”打撈的物品情況看，除了金銀器、銅鏡等物品外，主體是中國陶瓷器，如僅從打撈情況看，此船就是一艘運輸中國陶瓷器的阿拉伯航船。出水瓷器中有長沙窯、浙江越窯和廣東窯場的青瓷和陶器、還有北方鞏義窯和邢窯的白瓷及白釉綠彩器等。

“黑石號”出水陶瓷器在學術研究方面的亮點，實際上學界早已有共識。第一在于打撈有三件唐青花瓷盤，這三件瓷器的出現，使我們能明確無誤地看到完整的唐青花產品，而且可以認識到這種器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為迎合外銷而燒造。當1975年江蘇揚州出土的唐青花標本被發現時，人們根本想象不到這種瓷器的產地和燒造目的。

唐青花標本/唐

1975年揚州唐城遺址出土

經過一個時期的研究，人們才逐漸認識到了它的外銷用途及可能的產地。2002-2007年間，河南鞏義黃冶窯、白河窯先后發現了唐青花瓷器標本，出土了數量雖有限、但可以說明問題的瓷片標本，解決了產地問題。

鞏義窯青花瓷片/唐

河南鞏義黃冶窯出土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鞏義窯青花瓷片/唐

河南鞏義白河窯采集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雖然從理論上說，唐代揚州是外銷港口，集中于此發現的唐青花，應是外銷產品之一。但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無法從海外貿易這一角度深入理解唐青花。因為，以往通常都以阿拉伯地區燒造的藍彩陶器作為參考依據，從來沒有直接的海外出土唐青花資料可以證明，直到1998年“黑石號”沉船出水了這三件器物。這三件器物，從一個側面進一步見證了唐青花的用途，它可能因外銷而生產，雖然量很小，國內主要在當時的外貿港口揚州發現，海外只有“黑石號”沉船上出現。“黑石號”唐青花的發現，使我們對這種瓷器的認識向前推進了一步。

不過，鞏義唐青花制品的發現，還可從以下這一角度來認識：唐代，三彩陶器大量生產，鞏義窯是最重要的燒造窯場，其中也有白地藍彩品種，與九世紀中東地區生產的白地藍彩陶器風格十分相似，國內也有出土。部分器物曾被認為是唐青花產品，傳世品中如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收藏的三足鍑、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三足爐等，都曾被這樣認識過，不過這些器物不是真正的唐青花瓷器。鞏義窯唐青花之所以名貴，是因為這種產品以白瓷制胎，以氧化鈷料繪彩，經高溫一次燒成，與陶胎白地藍彩器相比，質地、溫度都明顯不同。毫無疑問，鞏義窯白地藍彩陶器到青花瓷器的燒造，與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有密切聯系。

“黑石號”出水瓷器的第二個亮點是船上裝載了大量長沙窯瓷器，數量極為龐大。從該沉船打撈出水的情況看，60，000多件瓷器中，長沙窯產品就占了55，000件（一說57，500件），它構成了“黑石號”裝載物品的主體。不過，現在的這個數字并不是“黑石號”從中國裝載出海的長沙窯器物的全部數字。據海外考古學家估計，該沉船出水瓷器的破損率為百分之二十。所以，原來船上裝載有大約70，000余件瓷器。[15]

可以想見，破損的瓷器中，主要還是長沙窯產品。整體而言，長沙窯是純粹的唐代民窯，燒造產品大多不屬于名貴品種，主要是實用器，如果量少且色彩單調，是難以成為所謂亮點的。但大量出水瓷器，文化特征鮮明，色彩紋樣豐富，充分體現出了濃郁的唐代民俗風情和豐富的裝飾藝術特色。

第三個亮點是打撈出了200件左右唐代的白釉綠彩和綠釉器，這種器物有精粗兩種，粗者與一般唐三彩器基本相同，精細類型產品以前在北方地區墓葬、遺址有零星出土。主要產地有河南鞏義窯、河北邢窯和山西澤州窯等，除了鞏義窯以外，邢窯出土的標本很少，而對澤州地區窯場情況了解不多。

但重要的是，在遙遠的中東伊斯蘭地區曾發現過這種白釉綠彩和綠釉器，如伊拉克的薩馬拉港口遺址，就出土了這樣的標本，這是一種主要用于外銷的或者說是阿拉伯人十分喜愛的中國物品。因此，“黑石號”發現諸多白釉綠彩器，是對過去研究中國陶瓷外銷線索的重要補充，更是明確的、完整的實物證據。尤其是在“黑石號”出水物中，首次發現了綠釉“盈”字款碗與白釉綠彩“進奉”款盤，是我們深入研究唐代官用陶瓷器的重要資料。

“黑石號”沉船打撈的瓷器中，還有數百件浙江越窯青瓷和北方白瓷、廣東地區窯場的青瓷和陶器。這些器物的數量在沉船瓷器比例中相對較小，但如從單一發現角度看，每個不同瓷窯品種都達數百件就不是小數目了。越窯青瓷和北方白瓷都是唐代名品，“黑石號”出水器物中也有重要的精美器物，由于海水的腐蝕，不少器物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唐代瓷器燒造格局主要是“南青北白”，從國內到國外，不少地區的出土物能使我們看到南方以越窯為首的青瓷和北方以邢窯為代表的白瓷幾乎代表了整個唐代的燒造格局。不過，由于唐代長沙窯的迅猛發展和大量燒造，留下了數量巨大的瓷器產品，其中不乏佳品，因此，長沙窯瓷器越來越為世人所重視。前些年，湖南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南青北白長沙彩”的論點，以此形容唐代瓷器的燒造格局。隨著這些年長沙窯瓷器精品不斷涌現的情況出現，對長沙窯的歷史地位、產品的工藝水平和藝術性，確實還是需要重新予以評估。

作者丨陸明華 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