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鳳子（1886-1959）名鐘濬，字長倩，號鳳子，他的國畫風格頗受日本禪畫和南畫的影響，別具一格。1912年創辦私立丹陽正則女子學校，開啟民智。他矢志辦學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在國立藝專“安江村學潮”后接任校長之職。他提出五點“不要”，包括不要委任狀、教育部不要干涉用人與開支等等。為了國立藝專的校務建設，呂鳳子殫精竭慮，積勞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經常顫抖的毛病，導致其畫風發生巨大變化。

民國時期國立藝專遷到云南后的“安江村風波”，引起社會各界反響很大，當時的教育部高層感覺很頭大，大家議論紛紛，有人甚至主張停辦這個學校，或者暫時合并到別的大學去，待抗戰結束后再行恢復。開始時教育部長陳立夫也頗傾向于這種想法，曾致電教育部次長顧毓琇，稱如“藝專風氣已壞至極點，可停辦。”但校長滕固向他保證，學潮起因純屬校務問題，由用人不當引起，并無政黨介入，建議續辦。陳立夫才轉而下令：“藝專可乘此機會遷璧山切實整頓。”（參見侯云漢《校務治理分歧引發的學潮對民國專門美術教育的挫傷》，《美術研究》，2014年第四期。）同時，滕固也打報告給教育部，表示自己治校無方，請求辭職。

部長陳立夫等人，也認為滕固已經不再適合留任了，遂很快答應了他的辭呈。陳立夫馬上行動，夏天即專程來到重慶璧山，親自登門拜訪正則藝專校長呂鳳子，請他出山，擔任國立藝專校長。

呂鳳子（1886-1959）

呂鳳子（1886-1959）名鐘濬，字長倩，號鳳子，別署鳳先生，江蘇丹陽人。呂家屬于江南望族，出過許多名人。他是長子，三弟呂澂，字秋逸，早年受大哥影響學習美術，青年時留學日本，曾著《西洋美術史》。回國后，他受佛學大師楊仁山感召，受居士戒，精研佛學，遂成為一代佛學名家。另外，呂鳳子的堂弟呂叔湘，則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

1900年，呂鳳子考中秀才，在丹陽被譽為“江南才子”。1906年，他考取南京兩江師范學堂，接受系統的日式西洋美術訓練，并受到校長李瑞清的青睞，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熏陶。他的國畫風格頗受日本禪畫和南畫的影響，別具一格。

畢業后，呂鳳子因成績優秀被留在兩江師范學堂附屬中學任教。辛亥革命爆發，他離開兩江師范，回到家鄉，于1912年傾盡家財創辦私立丹陽正則女子學校，積極開啟民智，倡導男女平等。1925年，學校更名為“私立丹陽正則女子學校”。1937年抗戰爆發，學校遷往四川璧山縣，于翌年部分改建為私立江蘇省正則學校蜀校。

呂鳳子《菜農的喜悅》1955 紙本水墨設色中國畫 中國美術館館藏

呂鳳子淡泊名利，不大愿意與達官貴人交往應酬。他的父親呂敏生更是樂善好施，行事低調，當年他在上海經營的德本堂曾捐巨資給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大總統府曾發函給呂鳳子，許諾給他在國民政府中謀求職位，以示答報，但被呂鳳子斷然拒絕，一時成為佳話。他矢志辦學的精神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崇，經常為他爭取政府經費補助。大概也由于這些背景，他的德高望重，教育部長陳立夫也要讓他三分，對他十分尊敬。

呂鳳子是位很少與權貴來往的教育家，在答應接任國立藝專校長前，當時他向陳立夫提了五個條件：

一、只要教育部頒發給他兼任聘書，不要委任狀，即不要給簡任官；

二、學校要從昆明遷到璧山附近，因為他辦的正則藝專在璧山，以便他兼顧兩校；

三、學校用人和教書，教育部不要干涉；

四、學校經費由我開支，教育部不要管；

五、“我不是國民黨員，賭咒許愿的事我不想做”。

那時教育部規定學校每周一第一堂課是“總理紀念周”，校長要主持儀式：讀孫中山遺囑，默哀，訓話等一套。呂鳳子表示他不愿顧問“總理紀念周”之類的黨化教育課。陳立夫最后沒有辦法，一一答應他的條件，并派國民黨員俞汝朋任訓育主任，負責藝專“總理紀念周”。（鄭朝《國立藝專往事》，頁106，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3年）

呂鳳子《蘇州園內新游人》1954 紙本水墨設色中國畫 中國美術館館藏

呂鳳子上任后，雙方迅速確定校址在距四川璧山縣城三十余里青木關的松林崗。當時教育部也在青木關，這樣更方便對學校的掌控。

呂鳳子也深知這個學校難弄，教師之間派系斗爭復雜，矛盾重重。他為了怕發生什么糾葛，后來想出一個辦法，要求只讓學生去，老師一個不聘。因此，“1940年底藝專在璧山上課時，全部是正則藝校的班底，另外聘了剛從法國歸來的蔡仁先生任教務長，從英國回來的李劍晨先生上水彩畫課。”（朱膺、閔希文《風風雨雨的國立藝專》，《烽火藝程》，頁18）呂鳳子又大膽起用被同學們追捧的高班尖子生，選了一批留校任教，如李可染等人。學校頓時煥然一新。

為了安排那些不能留校的教員，陳立夫和張道藩也是煞費苦心，于是特別組織了一個“美術教育委員會”，干脆把他們“養”起來。張道藩是主任委員，滕固、葉恭綽、馬衡、林風眠、呂斯百、汪日章、張書旂為常務委員。常書鴻在里面當了一段秘書，教員秦宣夫等人任專門委員。這一職銜相當清閑，有薪水而不必辦公，大家樂得在家自由畫畫，“只有秘書常書鴻每月到青木關拿薪水”。（參見秦宣夫《秦宣夫自述》，《秦宣夫文集》，頁399，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

而中國畫教授潘天壽則于1941年初回浙江休假，被東南聯合大學藝術專修科的主任聘去當教授。東南聯大時在福建建陽，離家鄉和眷屬甚近，潘天壽覺得比在巴山蜀水之間奔波適應多了。后來潘天壽又到英士大學任教，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回到重慶，擔任國立藝專校長。

1943年初，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常書鴻不久去了敦煌，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后來董希文、霍熙亮、段文杰、李承仙等藝專學生紛紛前往敦煌，從此開創出另一番事業來。

陳立夫

這里也許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在抗戰開始，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陳立夫于1938年1月出任教育部長。由于他的努力奔走，作為一位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長，在戰亂期間對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卓著的貢獻，也由于他和蔣介石的親密關系，為教育部爭取到不少資源和便利。

陳立夫是蔣介石的親信紅人，國民黨CC派代表，深得蔣介石倚重。擔任教育部長之前，他曾歷任蔣介石機要秘書，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等要職，權傾蓋世。陳立夫任職教育部長七年，“每天上班在先，下班在后，兢兢業業，勤勉處事”，實事求是地說，為當時的教育事業做了不少好事。“他主持擬定《戰時教育綱要》及實施要點，作為該部各司工作的大綱，各負其責。當時大量青年學生投奔抗日根據地，為了與中共爭奪青年，他組織教育部人員將愿意從軍抗日的流亡師生送至軍校或軍訓班，將年幼及愿繼續上學者安置入學并供給生活費。他推動各大學在后方單獨或聯合復校，使大學生可以各回原校；在后方城鎮建立一批國立中學及教師服務團，設立貸金制用于衣食住讀，以保證十余萬師生能繼續學業，俾使教育事業不因戰爭而中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朱信泉、婁獻閣主編《民國人物傳》第12卷，頁53 - 54，2005年）

當時藝專的學生鄭為在生前就和我說起，雖然條件艱苦，但他們那時讀書是不要錢的，即使像他到別的大學去吃飯都不要錢。他在重慶讀書期間，經常到中央大學去聽傅抱石等人的課，中間在中央大學食堂吃飯，并不收取分文費用。還有不少學生可以申請“貸學金”，其實并不需要日后償還，雖然微薄，但為他們解除了后顧之憂，這是抗戰期間對莘莘學子的特別優待。

由于陳立夫在抗戰期間據理力爭，也憑借自己的關系，為教育部爭取到不少經費。據蔡元培日記中記載，傅斯年于1938年3月18日給蔡元培的信中提到：

得孟真函(十八日)，稱:“財政部又鬧減經費，孔庸之在中政會主張普減為五成，教育部陳立夫力爭，教育文化經費得給七成之九折(六成三)。又孟真前曾致蔣介石一函說孔短，聞此函已落孔手，孔在國防最高會議中大罵研究院，說:怎么把我的財政部也打了對折?中央研究院每年百多萬，做得些什么事?比財政部的經費還多。傳者謂是孟真寫信的效力。”（《蔡元培日記》，頁54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這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在戰亂時期，由于蔡元培、陳立夫、傅斯年等人的努力，國民政府對教育文化的重視。當然，也由于陳立夫的長袖善舞，過于能干，對所屬各大學管得太多，使得大學的自由度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也令許多教授學者頗為反感。顧頡剛在他的日記里就多次表達了這種憂慮，說陳立夫上任五年多來，教育家很多大學和機構遭到他的“統制”，只有中央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四校“不肯投降”。（《顧頡剛日記》，1943年1月5日）。三年后在國民政府的參政會上，他還寫了針對教育部的四條質問，繼續表達對陳立夫的不滿。（同書，1946年3月26日）

呂鳳子繪畫作品

為了國立藝專的校務建設，呂鳳子殫精竭慮，積勞成疾，曾病倒在璧山，并落下手臂經常顫抖的毛病，導致其畫風發生巨大變化。

1942年6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準正則蜀校改名為正則藝術專科學校，呂鳳子考慮到自己的身體和精力，難于同時應付兩校事務，遂辭去國立藝專校長，專心正則藝專校務。不久，著名工筆畫家陳之佛接任國立藝專校長。此時，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學校也日漸平穩，走入正軌，不再有大的起伏波折。

2020年9月30日，10月8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