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張大千與日本女子山田喜美子大約相識在1953年，那時候張大千54歲。1949年以后，張大千移居海外，經常到日本購買繪畫用具，下榻偕樂園。山田喜美子便是在此時開始照顧張大千的起居生活，在朝夕相處中二人情愫日篤。近日，《東瀛之戀——張大千與山田喜美子》一書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書中收入了張大千寫給山田喜美子的信札，因其為私密書信，更具有真實性和可信度。其中可見一個真實可信、有血有肉的張大千。

1951年10月，張大千從中國臺北飛赴日本東京，此次東京之行主要是會友、采購書畫用品、裱畫等。這是張大千自1934年游歷日本后，時隔十七年再一次故地重游。日本是張大千1949年后海外游歷生涯中的一個重要的“碼頭”，他結識了諸多日本收藏界、古董業和漢學界的朋友，也與許多著名的筆墨莊、裝裱店、畫廊等均保持有良好的生意往來。張大千與“喜屋日本畫材料株式會社”（以下簡稱“喜屋”）主人松下大二郎約相識于1951年（辛卯）11月，現存張大千為喜屋題寫的店招落款為“辛卯十月”，此十月是舊歷。松下大二郎是喜屋第二代主人，當時的店址在東京都臺東區上野公園附近，后來遷至文京區湯島天神町。

黃天才《五百年來一大千》一書中說：“喜屋店面不大，但名氣很大，專門經營各種畫材畫具，尤其以繪畫顏料為最完全。大千先生對畫材及顏料用量甚大，購買時又喜歡整批的大量買，是喜屋的最好主顧。”張大千在1952年秋移居南美之后，因為難以經常來日本，而畫材和顏料的采購量大，也因此成為了喜屋的大客戶。加之張大千為人豪爽，非錙銖必較之人，另外，張大千還在朋友圈子中不時為喜屋宣傳做廣告，他的一些書畫家朋友每到東京，必請黃天才帶往喜屋采購畫材和顏料，所以張大千幾乎是喜屋的“大財主”和“廣告代言人”，且至今為松下家人所銘記。

郎靜山與張大千、山田喜美子

?上世紀50年代初期，張大千經常去日本，除了采購書畫用品外，還要作畫和開畫展等。松下夫婦就在喜屋的二樓為張大千布置了住所兼畫室，還延雇了兩位年輕的日本小姐照顧其日常的飲食起居，其中一位名叫山田喜美子（張大千改名“喜媺子”，以下簡稱“山田”），另一位姓伊東（名字不詳）。后來張大千到日本，就借住在上野的日式旅館帆臺莊，山田和伊東也一同到旅館工作。后來伊東辭職離去，由山田一人服侍張大千，遂自薦枕席。

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張大千》一書中曾說：“那時候，他住在東京上野帆臺莊，是一家純日式旅館，他包下樓上三個房間，布置了一個大畫室，作畫兼接見賓客。徐雯波夫人陪伴作畫以外，還有兩位日本小姐，一位是山田，一位是伊東，她們都穿著傳統日本和服招呼來往的賓客，像兩只花蝴蝶在人群中飛來飛去。大千先生比較喜歡山田小姐，她生的一副可愛的面孔，風度儀態大方，說話又甜，大千先生以她為題畫了不少美女圖。不久，伊東辭去，只留下山田一人侍候大千夫婦，以致于留下不少麻煩。”

張大千與友人合影，后排從左到右為黃金樹、陳國興，前排有郎靜山（左二）、張大千（右二）、山田喜美子（右一）。

黃天才《五百年來一大千》一書中也寫道：“在50年代初期的多次訪日旅游中，一次，大千計畫作稍長時間的逗留，所以未住旅社，而由他所熟悉的一家專賣畫具、顏料的店家‘喜屋’，在二樓為他布置安排了住處。‘喜屋’位于東京上野公園附近，不忍池就在旁邊。‘喜屋’老板更為大千先生延雇了兩位日本小姐來伺候起居。這兩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日語念作‘雅瑪達’）女士，面貌姣好，聰明伶俐，頗得大千歡心，相處一段時日后之后，兩情相悅，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紅粉知己。大千和山田的相好關系，一直維持了多年。”

張大千與山田究竟相識于何年？謝家孝在《張大千的世界》一書中說：“山田小姐與他結識，據說也就是透過裱畫店的關系，時間是四十一、二年間（按：即1952年-1953年）。當大千先生遷往南美洲初期，他回到香港、日本來，雯波夫人并不一定每次偕行，在日本居留較長，購物、照顧居停等等都需要人，山田的父親也能繪畫，山田本人也懂得畫，經由裱畫店的關系，山田就做了大千先生的‘女秘書’，也等于是‘女管家’。”謝氏將喜屋誤為“裱畫店”，喜屋不做裱畫生意。

1955 年東京壺中居張大千畫展。左一：王之一；左二：張大千；右一：山田喜美子

山田的家鄉是福岡縣大牟田市。關于她的家庭出身，據說，是一個寺廟住持的女兒，老山田也是一位愛好書畫的和尚（日本和尚是可以結婚生孩子的）。所謂的寺廟應是小型的神社，而寺廟（神社）的住持大多是受委托的管理者或經營者，并非是純粹意義上的僧侶。山田在福岡縣立傳習館高中畢業后，就獨自一人前往東京謀生。

1953年6月，松下大二郎將山田和伊東兩人延雇給張大千做服侍女傭，而兩人的薪資應該是由張大千支付的。后來伊東辭去，由山田一人服侍張大千或張大千夫婦。張大千雖然能識能寫簡單的日文，但日本話卻并不流利。而山田會講一些簡單的中國話，她自嘲是“大風堂的中國話”，也粗識漢字。她不僅面容姣好，聰明伶俐，而且為人精明干練，又很有“性格”，由此深得張大千的歡心。

山田何時成為了張大千的枕邊人？具體年月已無考。據黃天才《五百年來一大千》中說：“大千不在日本的時候，她就回娘家去自己過日子；大千每到日本，她就一定來陪伴；即使大千是由張師母（即徐雯波）陪來同游，山田仍是一樣跟來陪侍；大千此次住在偕樂園，他們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里。據說，張師母每星期總有一兩天要把大千先生‘趕’出她的臥室，逼著大千夜里去陪伴山田。”

也從中可知，徐雯波對張大千與山田之間的關系是默許或認可的。但“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徐雯波當時內心的真實想法，外人難以揣測。但山田成為張大千的“新寵”后，對徐雯波的地位無疑是一種威脅。徐雯波因山田而“吃醋”，也應是人之常情。

張大千與山田喜美子、徐雯波等人

北京保利國際拍賣公司2015年12月《情愫東瀛——山田家藏大千遺墨》拍賣專場（以下引用張大千信件均出自《情愫東瀛》）中有張大千寫給山田的一批信件，有些具名徐雯波“同上”“同寄”或“雯波同此問候”等。有的信末還有徐雯波的親筆附言，徐雯波還曾特地為山田買了一粒巴西的海水藍寶石，后來還曾贈其鱷魚手袋、麂皮上衣等較為名貴的服飾，盡顯作為“大婦”之氣度。

1956年5月，張大千攜徐雯波從香港飛赴歐洲旅行，并先后在巴黎近代美術館和東方博物館舉辦《張大千畫展》《張大千臨摹敦煌石窟壁畫展覽》。而將留在東京的女兒張心沛、張心嫻、兒子張心印姐弟三人委托山田代為照顧，并安排他們進中國學校讀書以及負責日常起居等。張大千寫信給山田，要她督促她（他）們三天寫一封信匯報近況。

1956 年 6 月 6 日法國巴黎至日本東京（一通一頁）

直到同年8月底，張大千夫婦回到東京后，她總算是圓滿完成了“托管”任務。當時張大千雖然在東京有諸多友人，但都因有工作和家庭或其他原因，故難以盡心盡責地擔負起這一重任，而只有被張大千夫婦視同“家人”的山田能夠堪當此任，他們為此內心充滿了感謝之情。這在張大千寫給山田的許多信中均有真情流露。除了男女之情外，山田確實是一個值得信賴和辦事認真負責的女人。

如果張大千不在日本期間，他還與山田有“一周一信之約言”，互知音訊，以慰思念之情。有時三周或一個月不見山田來信，張大千內心遂焦慮不安：“三月二十日已來聯續由喜屋方寄去三函，望穿雙眼，竟無只字復我，汝竟棄我耶？反復思之，汝當決不如是也。豈汝又返回大牟田耶？我病甚劇，糖尿已到＋＋＋，神經仍痛，眼目昏眩，日日惟盼汝來書，以慰苦況也。”（1957年4月18日巴西）

1957 年 4 月 18 日巴西至日本（一通一頁）

“喜媺子，不得汝信又一月矣，至深念切。汝竟忘一周一信之約言耶？今月三日晨五時，夢與汝接，歷歷如在東急公寓，醒后至痛。……我老矣，他無所念，惟日日念念于汝耳，千萬不可忘了一周一信之約言，至囑！至囑！”（1958年4月9日巴西）

1958 年 4 月 9 日巴西至日本福岡博多（一通四頁）

張大千還有一些類似充滿思念之痛和兩地相思之苦的信，有些甚至有點肉麻，頗似少年人的情話：“你的長頭發剪了沒有？做夢都看你在梳頭，我是多么喜歡你的長頭發唷。”（1961年2月23日巴黎）

?1961 年 2 月 23 日法國巴黎至日本東京（一通二頁）

“我可憐，你也可憐，可憐是不是？你要我，但是現在有什么法子呢？我更要你。你想我從來一個人單獨旅行，吃藥、吃飯、洗澡一個人如何辦？祗有求神保佑我的一切事業順利完成，我來到日本或是你來到巴西，永久住在一起。愛的喜媺，我心亂極了，恨不得即時飛到你的身邊來。”（1961年6月9日巴黎）

1961 年 6 月 9 日法國巴黎至日本東京（一通二頁）

當時張大千的確對山田是真心的，也動了真情。但他除了身患嚴重的糖尿病不說，畢竟在年齡上與山田要相差三十三歲。所以山田是否愿意繼續與他保持這種情人關系，或者成為他的一位沒有名分“夫人”呢？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張大千因糖尿病而導致嚴重眼疾，醫生已不允許他經常長途飛行。加之他此時已將藝術發展的重心轉向歐洲市場，所以已經較少前往日本。他也許預感自己與山田可能不會有未來，所以就給她寫了一封信（年份不詳，似殘件），出資讓她來巴西見最后一面，勸其“擇主而事”，傷感愁緒溢滿字里行間：“爰老且病，兼之種種牽纏，今歲不能來東京，恐明年亦復不能來矣。致負汝青春，抱歉萬分。謹盼早日擇主而事，幸福無量，爰中心稍安也。汝如不忘舊好，則向貴國外務省請求護照，來南美一行，作最后之見面。汝能領得護照，來信告我。爰即將東京往復飛機切符（即飛機票）寄去。如何？如何？”

由于種種原因，山田最終沒有去巴西。其中的緣由和細節，外人不得而知。但令人絕對沒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張大千與山田的情斷義絕，竟會來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人意料。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張大千》一書中有此事起因的敘述：“某日午夜十二點多鐘，大千先生突來電話要我立刻趕到新宿下落合去，我就立刻駕車到張府，大門并未上鎖，直進客廳，看到大千夫婦及穿著日本睡袍長發披肩滿面淚痕仍在抽泣的山田。我不問也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大千先生要我勸山田回房睡覺，看他們的糾紛已進入尾聲，山田經我一勸再勸，也就勢回房，一切恢復平靜。大千先生說：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其他的都在大陸，有的已經過世了，第四位是韓國人，現在也不知道下落。大千先生原有意要收山田為第七位夫人，因為她溫柔、服從、善解人意，可是卻心胸狹窄，使他非常失望。”張大千上述所說的徐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可能除了曾慶蓉、黃凝素、楊宛君、徐雯波四人外，還包括訂婚而病逝的表妹謝舜華，定情而未成婚的朝鮮女子池春紅。

張大千與山田喜美子合影（1956 年于日本東京）

當晚張大千、徐雯波、山田三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糾紛？以致于一向“溫柔、服從、善解人意”的山田會如此情緒失控？并且張大千還要王之一連夜驅車前往“救駕”。難道是她觸犯了張大千1949年以后誓不妥協的一條底線：任何人都休想勸說他返回大陸！是否另外還有其他的某種重要原因？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有關當事人有難言苦衷而為之隱瞞或掩飾。

謝家孝《張大千的世界》一書中，張大千后來也有關于與山田斷絕往來的“口述實錄”：“大千先生說：‘后來事實證明，亞瑪達果然不簡單，如果別具用心來曲意奉承我，想起來未免可怕，好在她以后與我沒有來往，就是在最近這兩次我往來日本，她也沒有找過任何麻煩！’”

張大千為山田喜美子所畫小像

張大千晚年所說的某些話，所談及的某些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全信。但除了山田所謂的政治方面因素，是否還有外人所不知的其他重要原因？而張大千的友人們對其中的某些真相是否有所隱諱和刻意“模糊”？

王之一《我的朋友張大千》一書中未寫明發生糾紛之夜的具體年月。據《情愫東瀛》可知，張大千寫給山田信件中有最后確切的日期，是1961年12月從巴西圣保羅寄出的一張賀年卡：“壬寅開歲百福。蜀郡張大千爰。”壬寅即1962年。據黃天才《張大千的后半生》一書所記：張大千最后一次在日本居留或是1968年3月初，與徐雯波從巴西回臺北過舊歷新年之后，回程時曾在東京小住。但無法知道他們在此期間是否與山田有過來往。

張大千為山田喜美子所畫小像

今為私人收藏的山田喜美子用毛筆寫給張大千的一封信，無具體年份和實寄封，落款為“六月三日”。但信中她提到了在香港舉辦的張大千畫展，并遇到了張大千女弟子馮璧池。雖然沒有具體年份，但信中所提及的張大千香港畫展，即香港東方學會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4日在香港大會堂八樓舉辦的《張大千近作展覽》。馮璧池還告訴山田“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東京”，可知此信應是寫于1967年6月3日。由此信可知，山田與張大千在1967年還未斷絕通信往來。可是她之前先后寫了兩封信給張大千，但均未得到回信。或許她與馮璧池當時都不知道，這場纏綿悱惻十幾年的老少之戀，已經以張大千毅然斬斷情絲而結束了。

關于張大千與山田絕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個眾說紛紜的謎案。以我多年來對張大千的研究，不妨在此提出幾點個人私見：（一）張大千在移居阿根廷后，因為要辦理“綠卡”手續，曾與徐雯波在教堂舉辦過天主教婚禮和注冊婚姻。而天主教不允許也不承認一夫多妻。因此山田不可能成為張大千的第五位夫人，她只能是一個沒有名分的情人。（二）徐雯波及兒子張保羅等的竭力反對。他們或許可以默認山田是既成事實的露水紅顏或紅粉知己，但絕不同意給予她婚姻或家庭的名分。這也是張大千不得不為之鄭重考慮的“內憂”。情人與家人，究竟孰輕孰重？（三）以張大千當時的年齡和嚴重的糖尿病以及其他多種疾病，已經不宜再婚或再娶。否則，對他多病的身體可能是致命的，這或許也是他的家人竭力反對的原因之一。（四）張大千當時經濟狀況不佳。除了以巨資建造八德園外，還要時常接濟國內的親人，有求盡應，捉襟見肘；還要經常去美國治病，醫藥費、旅途費用等均頗昂貴；又與人合伙投資豬鬃加工出口生意失敗，血本無歸。（五）其他無法知曉的隱情和難以明言的隱私。考量上述諸多因素，張大千最終不得不忍痛與山田斬斷情絲，了卻了這段東瀛之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