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虎之爭的青銅器，大多會想起“虎食人”卣來。

“虎食人”卣共有兩件，分別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館和法國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館。本文作者從人虎紋飾圖像著手，參照相關學者在虎及虎食人的紋飾母題方面的研究，對人虎母題圖像的地域傳播及含義進行論述。人虎母題，不同程度反映了人虎相爭的史影。

提到人虎之爭的青銅器，大多會想起“虎食人”卣來。“虎食人”卣共有兩件，分別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館（圖1）和法國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館（圖2）。日本泉屋博物館所藏的那件高35.7厘米，相傳解放前出土于湖南安化縣。法國這件高為35厘米，出土地不詳。這兩件鼎鼎大名的銅卣器形奇特，造型驚心，讓人過目不忘。

日本泉屋博物館藏虎食人卣（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4·商4》一五一，第148頁）

日本虎食人卣本為住友氏所藏，后捐獻給泉屋博物館，具體傳藏著錄情況可參見李學勤先生文章。這兩件虎食人卣，雖然尺寸相差不多，但依據銅卣多為一大一小的特殊配置，這兩件應該不是一對，李學勤先生也詳細討論過這兩件銅卣不是同范，且有四處差異。所以，張光直稱之為一對有欠妥之處。不過，張光直先生的貢獻在于將過去“饕餮食人”式的文獻討論轉變到另一個研究層面。

法國巴黎市立東方美術館的虎食人卣正側面（采自李學勤、艾蘭編著《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40-D，文物出版社，1995年）

所謂饕餮食人云云，源于羅振玉在《俑廬日札》中的說法，“徐梧生監丞言盛伯羲祭酒藏一卣，形制奇詭，作一獸攫人欲啖狀，殆象饕餮也。此前人記述古彝器圖象者所未知”。羅振玉只是提出一種可能，容庚因為校勘而讀的緣故，受到影響，并直言“饕餮食人卣”。彼時，最初著錄的《泉屋清賞》中尚未將其稱為“饕餮”，而是徑直稱作虎食人卣。事實上，所謂乳虎食人卣一名中的“乳虎”也是過度依賴文獻，將《左傳·宣公三年》尹文子虎乳的故事附會于商代晚期的器物上。過度使用文獻會產生一些消極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張光直雖然將其轉向民族學乃至原始宗教的研究，但都是在“饕餮”的局限中，突破不大，甚至過度解讀。他認為是巫覡通天的工具，虎與人形的關系親密，更發揮說是“巫蹻”主題，將人虎解釋為巫師與動物助手。這些說法不僅存在過度解讀，還有利用后世文獻推演前代的問題，從人虎紋飾圖像來說，艾蘭將虎食人卣與司（后）母戊鼎耳、婦好鉞上的人虎紋歸為共同的母型，并認為“意味著死亡之途，即從人間到神靈世界的過渡。然而，同樣應該意識到的是，這種紋飾只是暗示出祭祀的主題，而并非在為故事作插圖”，說法較為平實。

安徽阜南縣朱砦潤河龍虎尊 選自《中國青銅器器全集·夏商1》一一七

通常也把虎食人的題材當作“母題”，在這一母題之下，還有其他不同的具體樣式。母題是紋飾變化的源泉，可以形成以母題為核心的模件體系，亦如德國藝術史學者雷德侯先生所言，“利用總數有限的裝飾母題和裝飾單元進行無窮無盡的組合”。所以，要了解人虎組合的紋飾，首先要了解單獨紋飾，例如虎紋，在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的大方鼎上就有兩個虎形的裝飾。所以說李學勤先生對人虎紋飾的解釋比較適度，“虎食人或龍食人意味著人與神性的龍虎合一”。在與虎食人卣時代相近的安徽阜南縣出土的龍虎尊上，也可以看到虎食人的紋飾。尊腹上部的虎紋為一首雙身（圖3），虎頭隆起呈犧首狀，下含噬一人形，人首半進虎口。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一件雙虎人首銅鉞（圖4），雖是兩虎形的紋飾，但兩虎均為側向剪影狀，或稱剪視，可能稱之為剖展更為合適，乃是將一虎分割而成。這是雖然不如虎食人卣呈現完全的立體，但也努力在平面或塊面上表達人對立體形象的認識，可謂是一種立體概念的另類表達形式。

婦好虎食人鉞 （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商3》一八八，第189頁）

有學者討論時代更早的新干銅器，對虎的紋飾母題也做過相應的分析，“以虎作為裝飾紋樣的母題，是其主要地方特色。實際上并不限于鼎，虎的造型和圖案，被廣泛地裝飾于禮器、兵器、雜器和藝術品之上，其表現形式，既有十分寫實的立體雕猛虎造型和線刻虎紋（圖5），又有介于寫實和抽象之間的透雕虎紋，還有十分圖案化的抽象虎頭紋，即環柱角獸面紋和虎頭形簡體獸面紋”。關于虎食人的紋飾，學者有過比較詳細的論述。可惜并無盡善，如果提前論證有關古史，忽視人的表情，恐怕會歧路亡羊。“在這個主題中，人們毫無與虎敵對的表情、動作以及恐怖的表情。為什么在張著大口的老虎面前，人的表情卻泰然自若。不懂這個‘泰然自若’就沒有研究這個主題的資格了”。了解到這個很重要，可以揭示人虎母題變化的動力，施勁松分析出兩個規律，一是人虎母題從禮器發展到以兵器、車馬器為主，二是早期是虎食人的形態，后來就逐漸減少撲噬的形象。

侯馬鑄銅遺址出土虎形陶范（采自李夏廷、李劭軒編著：《晉國青銅藝術圖鑒》，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

虎的造型，又與自然地理生存狀態息息相關；虎作為當時常見的動物，特別是在中原以外的邊緣山區出沒較為頻繁，“虎在春秋時期的晉地應當是比較常見的動物，因此，虎的形象在當時晉國青銅器上出現很多”。從目前的出土情況看，人虎母題青銅器主要分布于我國西南和中原地區，湖南、湖北、河南、陜西、四川等地均有發現。出土地點的集中區域在各期略有不同，而各地之間或許也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在山西地區，虎的圖像固然常見，然而在早期南方地區，人們與虎的因緣更深，“人虎母題在相當于中原二里岡時期便已在南方青銅器上出現，以后則多見于南方相當于中原殷墟早期、中期的銅器上，此后這一裝飾母題在南方逐漸消失。大約也是在殷墟早中期，這一裝飾母題傳入中原，在司母戊鼎、婦好鉞等器上出現，表明當時這一影響是比較深遠的。當人虎母題在南方消失后，卻在北方地區一直流傳到西周末期，說明這一來自南方的影響亦有很強的延續性。從人虎母題青銅器的出土地點來看，該母題向北首先到達河南浚縣和安陽一帶，隨后向西傳播，直至陜西寶雞”。人虎母題圖像有著圖像接受與傳播的關系，反映到外部世界，就是圖像受到時空的限制，自河南安陽以西，所發現的人虎母題銅器的時代都為西周。可見，人虎母題在中原亦呈自東向西流傳的趨勢。而若再廣而化之，母題是圖像的內在靈魂，而圖案則是圖像的外在形式。

陜西寶雞魚國墓地人首虎紋銎鉞（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6·西周2》182，第177頁）

對于“虎食人”這一先秦器物及紋飾中最著名的母題，練春海曾經做過整理工作，發現除銅容器外，在7件兵器（圖6），17件車器以及5件飾器與1件樂器上也有類似的紋飾。可見虎食人的紋飾更為主要出現在車器、兵器上。虎食人卣是比較極端的表現形式，盡管因時代關系，其主要紋飾難免發生一定的圖像變動，但也大概可知，“虎食人”并非只是在日本、法國所藏的銅卣上獨存。關于人虎母題的含義，學者有過很詳細的論述，并提出種種假說，其中以我們之前提到的張光直原始巫術說的影響最大，甚至也有人提出并非是虎噬人，而是人虎交媾。這種說法雖然看似比較驚世，但也關注了虎食人形象中最關鍵的問題，即人的面部表情，并試圖解決。后來，葉舒憲梳理出十種解讀來，并提醒到虎這時已經從自然動物轉為一種神明，還有可能利用虎口前的小虎、后部蓋鈕的小鹿完成冥界的再生。不管這個說法究竟能否成立，但我們不應忘了林巳奈夫的提醒。實際上，虎的形象正如之前所說，被廣泛地裝飾于禮器、兵器、雜器和藝術品之上，其造型固然與自然地理生存狀態息息相關，但也應該有特殊的用意。虎作為并非常見的猛獸，應多分布在中原以外的邊緣山區。從內蒙古地區出土的草原銅器上看，羊、馬、鹿等食草動物形象要早于虎等猛獸類，說明人類對虎等猛獸的認識是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可以看成人類征服自然與猛獸的歷程。

陜西寶雞魚國墓地車？（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6·西周2》181，第176頁）

具體到“虎食人”卣上的紋飾，筆者更傾向于陳星燦的說法，虎的形象源于人為了狩獵而披著虎皮，從而具有一種超人的能力，這恐怕更能表現出人虎相爭的意涵來。從目前的出土情況看，人虎母題的青銅器主要分布于我國西南和中原地區，如湖南、湖北、河南、陜西、四川等地，當時的這些地域，人類多半都有驅趕猛獸的行為。有學者對人虎母題的出現地域也做過整理，“當人虎母題在南方消失后，卻在北方地區一直流傳到西周末期，說明這一來自南方的影響亦有很強的延續性。從人虎母題青銅器的出土地點來看，該母題向北首先到達河南浚縣和安陽一帶，隨后向西傳播，直至陜西寶雞”。在陜西寶雞茹家莊車馬坑出土的三件人虎形車轅首飾（圖7），有人認為其形象更接近西北方向的戎羌，屬于戰俘做器，有威懾的含義，也有學者根據人像背后的鹿紋，認為是所謂的鹿族。實際上，這幾件車器上的人虎形象并不是虎食人，因為方向不一致，虎及人首都是朝向一個方向，而虎食人母題多為人陷落虎口的形象。而人物駕馭或驅使猛獸之態的說法則有一定道理，因為人物五指微張，有駕馭的形態。不過，“人正以下頦抵住車飾的平頂，用力向上引身”則有過度解釋之嫌，論者亦將其作為人駕馭虎的依據。我們從魚國車?及其相關的器物來看，人物與虎不具有直接的驅使關系，只是獸首為一種身份的表征，而人駕馭的形象則是駕馭這輛現實的車，這是現實與符碼的組合表達，具有雙重性。該人物形象的身份，不是奴隸或巫師，自然也不存在巫師馭虎的含義。也不是屬于敵人性質的羌人，突出器物輪廓的人首不能理解成“馘首”。我們比較同意為本族人的形象，唯此才有為主人駕車的可能。所以這三件銅車?虎首與人物的關系，我們認為是人獸同器的關系。

虎首跽坐人形玉飾 （采自《中國美術全集？玉器一》，黃山書社，2012年，第146頁）

人虎母題的紋飾有著圖像接受與傳播的關系，也不只反映在銅器上，殷墟等地所出的玉石器上也有人與虎的形象。（圖8）一件黃玉質地的虎形跽坐人形玉飾，高5厘米、寬2。 5厘米、厚2。 8厘米，其紋飾形象為“從正面看為一虎首跽坐人，從背面看為一鸮。虎首高昂，大口暴張；牙齒清晰，上下各七齒，上邊齒呈倒鉤狀；小鼻，雙鼻孔，長圓形雙目虎視眈眈，半圓形雙耳；虎頭以下為人身形狀，體向前傾，踞坐，雙手扶膝，五指向下，未露足趾似著鞋，身著衣。整個造型呈踞坐狀，虎之雙耳為鸮耳，耳后傾，大勾鼻，圓目突睛，鼻下一圓孔。人背作鸮身，人之胳膊作雙翼，人之雙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視前方”。這件人虎同體的玉飾在主型完成外，通體輔飾云紋，紋飾大多用雙線陰刻，僅個別部位如雙臂紋飾用單線陰刻，作器者是將虎頭、人身、立鸮巧妙地表現在一件不大的器物上，雖說是匠心獨具，巧奪天工，然卻是有一定的圖像淵源的，如安陽殷墟婦好墓所出的一件石質虎獸跽坐人像，其圖像大致相同，唯一不同者就是長子口出土的這件為玉制，從“鼻下有圓孔，顯系佩帶之物”的細節亦可看出，此件應是墓主把玩喜好之物，故圖像較易得到傳承。人虎同體，人物呈跽坐的姿勢，雖然有特定的含義，但也隱然反映著人類進軍的步伐。這一點和人象的關系比較近似，大象的退主要是來自人有意的暴力驅趕，其原因卻因為大象毀壞莊田。走筆至此，我突然想到《世說新語》中的一條故事，不妨引錄其下：“魏明帝于宣武場上斷虎爪牙，縱百姓觀之。王戎七歲，亦往看。虎承間攀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不動，了無恐色。”

人面獸紋弓形器上的人面圖像（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商3》二一三，第215頁）

話又說回來，早期先民賦予老虎很多神性，多半是緣于對虎的恐懼，這種心理頗為矛盾。《山海經》中，帶有人虎組合的神人形象也較為多見，其中有人面虎身、人身虎首、人身虎尾、人面虎爪等，不一而足，所提取的老虎形體部位，有的取自虎身、虎首，有的取自虎尾，有的兼而取之。而具備虎身的神奇動物則見于《西山經》，“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從上下文本敘述來看，神陸吾已然是神了，乃為黃帝屬官。是故作為虎形也多具備升天入地的神力，而作為神人之屬，所蘊含的神力也多源自虎。（圖9）《大荒東經》稱：“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或可認為是人面虎身的結合形態，《海內西經》另載：“昆侖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昆侖上”。袁珂認為開明獸即是神陸吾，這里不去討論，我們只需看到人面與虎身結合的文本。而“食人”亦見于《中山經》，“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此獸神力較弱，不及開明獸或神陸吾，但恐怕是“虎食人卣”最初文獻的張本。

不過，使用《山海經》等文獻證明青銅器及紋飾是有一定的危險，成書較晚不說，且各篇章形成的先后時間也大不一致，圖像與文本之間已經發生相當程度的錯位。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文本中頻繁出現虎的形象，也說明當時老虎在人的生活中并不鮮見，所謂“食人”的行為也不是沒有發生過，只不過人們在文本或形象中加以演繹。除過吃人之外，其中也有另外的解釋，兩件“虎食人”卣的圖像并不是在敘述虎吃人，而是意圖模仿食人的人面虎身的異獸（圖10），這個異獸也是想象中的，且作為本族的保護神出現，所噬食之人，也應是異族。也有一種認為是與南地的虎方有關，亦所謂虎的部族誕生神話，但不管如何，人虎母題都是不同程度反映了人虎相爭的史影。

法國巴黎市立東方美術館的虎食人卣背面（采自李學勤、艾蘭編著《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40-C，文物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