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trait of Nam June Paik in New York, 1982.
Photo by Elliott Erwitt. ?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二戰結束后,新型的經紀公司不斷涌現,而瑪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瑪格南成員認為自己既是藝術家,又是世界事件的見證者。該圖片社由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和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等人組成的攝影師團體創立。社內的攝影師們不僅承擔了重要的紀錄片和新聞攝影任務,還用鏡頭捕捉了多位著名人物的標志性肖像。
勞倫斯·金(Laurence King)出版的新書《瑪格南藝術家》(Magnum Artists)向我們展示,數十年來,該公司的攝影師是如何與同時代的創意藝術家們協作,締結出豐碩的藝術果實。《英國攝影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編輯部主任西蒙·班布里奇(Simon Bainbridge)仔細審閱了瑪格南浩瀚的檔案文件,并從中篩選出這些攝影邂逅背后或聞名遐邇、或鮮為人知的影像。
“多年來,拍攝藝術家的人層出不窮,” 班布里奇說道,“但瑪格南的攝影師們卻超越了普通的人物攝影:他們的鏡頭里,有著獨特的莊嚴與肅穆。”

Portrait of Keith Haring in New York, 1980.
Photo by Micha Bar-Am. ? Micha Bar-Am/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他補充說道,這其中的許多肖像作品甚至并非委托任務,而是生發于藝術家與攝影師之間的個人交情。這包括攝影師菲利普·哈爾斯曼(Philippe Halsman)和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之間長達數十年的友誼。二人的合作催生了眾多標志性的影像作品,其中就包括攝影《沉默的羔羊》(In Voluptas Mors, 1951)。畫面中,這位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置身于一個由裸體女性構成的骷髏旁。此外,《原子的達利》(Dalí Atomicus, 1948)也是代表之作——照片上,達利與他的畫布、水和三只飛翔的貓一起懸浮在空中。
班布里奇表示:“哈爾斯曼不僅僅拍攝了達利的藝術實驗,更是參與了他們二人共同藝術作品的創作。他為達利開啟了新的發展方向。”
透過這些時常在工作室或私人空間里拍攝的照片,我們也可以看到,藝術家的工作室是如何隨著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的。班布里奇稱畢加索在巴黎的工作室為“大而空的、充滿光線的空間”;到了20世紀60年代,藝術家工作室的代表則變成了紐約的躍層閣樓;最后,以阿尼什·卡普爾(Anish Kapoor)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為例,“小作坊式的藝術產出”成為了主流。
在此,Artsy 將帶你領略《瑪格南藝術家》一書中最為亮眼的六次合作。

Portrait of William Eggleston in Memphis, 2000.
Photo by Alec Soth. ? Alec Soth/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亞歷克·索斯(Alec Soth)憑借他的攝影集《睡在密西西比河邊》(Sleeping by the Mississipp, 2004)一舉成名。但在此之前的2000年,他仍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攝影師,一心只想為偶像威廉·埃格爾斯頓(William Eggleston)拍一張肖像。
這日,索斯動身前往埃格爾斯頓的住處,希望能圓他的肖像夢。但到了之后他才發現,這位長期以來一直以嗜酒和叛逆著稱的彩色攝影先驅早已被妻子鎖在門外,正昏睡在自己的家門前,不省人事。索斯喚醒了埃格爾斯頓,并與他度過了一天的時光。盡管索斯最終拍到了肖像,但這并非他真正希望捕捉的畫面。在被埃格爾斯頓的妻子趕走后,他便借彎腰把弄合成器的瞬間,從后門偷偷拍下了自己偶像的照片。15年過去了,埃格爾斯頓的兒子又一次找到索斯,詢問是否可以用這張照片作為父親音樂專輯的封面。
“瑪格南攝影師的杰出之處在于,他們都以平等的身份與藝術家見面。但這次的會面顯然并非如此:索斯前去見他的大英雄,卻發現他的英雄昏迷在草坪上,”班布里奇說。“最后的攝影作品與書中的其他照片完全不同,這是一個偷來的瞬間。”

Portrait of Jay DeFeo in San Francisco, 1960.
Photo by Burt Glinn. ? Burt Blinn/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伯特·格林恩(Burt Glinn)曾為“垮掉派”藝術家杰伊·德菲奧(Jay DeFeo)拍攝肖像,作為其歷時二十年作品的一部分。該作品著眼于美國東西海岸的“垮掉的一代”(Beatnik),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的紐約閣樓派對,還是20世紀60年代舊金山燦爛的“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都是格林恩探討的母題。
格林恩在《玫瑰》(Rose,1958-66)前為她拍攝了照片。這幅德菲奧的不朽畫作凝結了她8年的心血,藝術家本人稱其為“繪畫與雕塑的結合”。
“這幅肖像畫中出現的《玫瑰》作品,是德菲奧最為人所知的代表作,”班布里奇說。“這件作品銷聲匿跡了很久,它的行蹤一度成了一個謎。”
《玫瑰》重達一噸,德菲奧在上面用顏料層層厚涂、雕琢,并用木釘加固。因體量過于龐大,舊金山藝術學院(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在1969年展出后,便將它存放在會議室的墻壁后,逾25年之久。最后,是一名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的策展人讓其“重見天日”。


Portrait of Robert Frank in Orinda, California, 1957.
Photo by Wayne Miller. ? Wayne Miller/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為了創作1959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美國人》(The Americans)一書,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公路旅行。在這段旅行接近尾聲時,他與韋恩·米勒(Wayne Miller)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奧林達(Orinda)。而正是在那里,米勒為這位瑞士攝影師拍攝了一張肖像。照片上,弗蘭克在一只裸露的燈泡前檢查他的底片。
“我試圖去尋找代表藝術家職業生涯中某個特定時刻的影像。這些影像或是具有塑造力,或是意義重大,” 班布里奇解釋說。“瑪格南攝影師為羅伯特·弗蘭克拍攝的照片很多,其中很多攝影師都是他的朋友。但韋恩·米勒實際上在1957年就已經用鏡頭記錄下了弗蘭克的珍貴瞬間——畫面中,弗蘭克仔細端倪著為其著作拍攝的照片,而這種全神貫注也被忠實地保存下來。”
《美國人》剛出版時反響不佳。書中的作品角度尖銳,而且被刻意塑造成不完美的影像,弗蘭克更用顆粒感和強曝光來進一步渲染這種情緒。當他向古根海姆(Guggenheim)投稿時,才意識到了記錄美國這個主題的宏大,并認為自己捕捉美國全貌的想法是“荒謬的”。然而,他仍從27000張照片中篩選出了83張代表作。他的攝影作品成為了這個國家經久不衰的肖像,也堪稱幾代攝影家的圣經。

Portrait of Jeff Koons in Manhattan, 1989.
Photo by Thomas Hoepker. ? Thomas Hoepker/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1989年,托馬斯·霍普克(Thomas Hoepker)捕捉到了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一個瞬間:他倚靠在 SoHo 貨運電梯的角落里抽煙,離他那件耀眼的雕塑作品《邁克爾·杰克遜和黑猩猩“泡泡”》(Michael Jackson and Bubbles, 1988)只有幾英尺遠——雕塑以已故流行歌手邁克爾·杰克遜為原型,還包括了他的寵物黑猩猩“泡泡”。
這張照片“已經成為20世紀80年代紙醉金迷的象征,這種奢靡當時也蔓延到了藝術界,”班布里奇在《瑪格南藝術家》中寫道。在電話采訪中他補充說,這張照片“捕捉到了這批新一代藝術家的傲慢和跋扈”。
昆斯的工作室是一個工廠式的環境,不斷生產著這位藝術家受流行文化啟發的作品,并通常以彩印或鉻合金雕塑的形式出現。去年,他的銀色《兔子》雕塑(Rabbit, 1986)在拍賣會上以9100萬美元的天價成交,使他第二次成為身價最高的在世藝術家。


Portrait of Frida Kahlo in Mexico City, 1954.
Photo by Werner Bischof. ? Werner Bischof/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班布里奇之所以選擇了弗里達·卡羅(Frida Kahlo)的這張相片,是因為在瑪格南的眾多檔案中,這是他能找到的唯一一張直截了當呈現這位墨西哥超現實主義畫家工作的照片。“她常常是自己作品主題。在作品中,弗里達的樣貌極具標志性,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她總是成為圖片的主宰,”他解釋說。“因此,這張照片就顯得格外難能可貴——這是她專心工作的罕見記錄。”
班布里奇補充道,這也并非她在床上的照片。在接近晚年時,弗里達的健康狀況發生惡化,許多照片都呈現了她在枕邊支撐著作畫的情形。維納·比肖夫(Werner Bischof)在她生命即將結束時拍下了這張照片。當時,她住在“藍色小屋”(Casa Azul),依靠輪椅進行創作。“藍色小屋” 位于墨西哥城,是她與丈夫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共有的住宅和工作室空間。
班布里奇說:“能在這個她為自己創造的另類空間中找到她本人,實在難得。”


Portrait of Yayoi Kusama in Tokyo, 2016.
Photo by Alex Majoli. ? Alex Majoli/Magnum Photos. Courtesy of Magnum Photos and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2016年,亞歷克斯·馬約利(Alex Majoli)拜訪了草間彌生位于東京新宿的工作室,為《時代》周刊 “100位年度最具影響力人物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的專題拍攝肖像。“草間彌生很自然,完全沉浸在她的畫筆、色彩中,”馬約利告訴《時代》周刊。“草間彌生拍攝的場次已數不勝數,但我仍想捕捉到她不受束縛的樣子。”
班布里奇指出,由于雜志編輯委托的數量逐漸減少,在藝術家工作室拍攝照片的情況也也來越少見,而此次拍攝便成為了這種趨勢的見證。在20世紀后半葉,亦即雜志出版的鼎盛時期,攝影師經常被派去與藝術家和其他公眾人物相處數日。如今,名人的拍攝往往只持續幾分鐘。
“我認為,一旦這些攝影任務開始消失,而雜志也不再委托攝影師去花時間在藝術家工作室進行創作的話,拍攝藝術界名人的工作就很可能會從攝影經紀公司的計劃上匿跡,”班布里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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