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年輕的法國詩人、畫家米修造訪中國，曾到過上海，并為漢字與書法所打動。八十七年后，他的詩與畫來到這座城市，并與一位中國畫家與詩人相遇。

9月9日至10月11日，展覽“米修與木心”在黃浦江畔的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出，展品包括米修與木心的近50件畫作，以及兩人的詩集。

據悉，這是法國詩人與畫家亨利·米修的畫作首次在中國展示，同為畫家與詩人的身份讓兩人相遇，而在展覽的中方策展人董強看來，透過他們的文字與繪畫，重要的是讓人去反思，在今天的世界，個人如何擁有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

走進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三樓的展廳，我們可以看到，二人的語錄各占了一面墻，彼此相對，中間交錯陳列著兩人的繪畫作品。一側的墻上并排印著他們的詩，米修說，“你不帶著我就走了，我的生活。”木心說，“你再不來，我要下雪了。”兩位詩人與藝術家相差近三十年的時空在此相遇交叉，填入詩句留下的空白。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展覽現場

亨利·米修（1899－1984）

亨利·米修（1899－1984）是法國詩人、畫家，借助東方神秘主義與迷幻藥進行顛覆性寫作，其詩歌直接呈現個體的潛意識與神話原型。1933年，青年米修造訪中國，曾到過上海。八十七年后，他的畫又來到這座城市。
米修與木心生前都向往對方的國度與文化，但未曾謀面。此次的“相遇”源于展覽法方策展人弗朗索瓦·米肖（Fran ois Michaud）的構想。米肖曾為中國畫家趙無極策劃個展，研究過趙無極和米修之間的友誼，與此同時，他也看到過木心的作品。詩人與畫家的雙重身份讓這一比較成為可能。米修相信法國超現實主義派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打亂一切感官”的主張，打破文學與繪畫的界限。木心則受到中國傳統“詩畫同源”說法的影響。在米修看來，繪畫讓他從語言中解放出來，比起詩歌，紙上的潑墨和涂鴉更能直接地反映他的內在世界。米修認為，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有損于形象的表達，是創作沖動的一種妥協，而繪畫則與創作者的感受構成了自發性的聯系。因此，在他的繪畫中時常可見一種原始的沖動，又讓人想起那些無法解讀的古老文本。相比之下，木心的詩構成了對他繪畫的補充。

布展現場

米修作品，展覽現場

木心作品，展覽現場

事實上，這種“相遇”并非全然出于想象。20世紀30年代初，米修到訪中國，被中國書法與水墨所吸引，其中漢字對他影響尤深。他曾寫道，“漢字具有宇宙精神，靠近源頭，接近自然。立于其旁，如傍一石，一樹，一源，人更簡樸，暗通廣闊空間……漢字中，充滿了景象，充滿了新生，充滿了原始的驚奇。”他將每個漢字看作一首詩，一個場景，從中找到了無限闡釋的可能性，并且把這種可能性注入到他日后的藝術創作中。例如，在《運動系列》（Movements）中，米修用水墨描繪了他自創的“象形文字”，黑色的符號猶如舞動的小人一般，在畫紙上游走，讓人捉摸不透。有趣的是，80年代，加拿大編舞家瑪麗·舒娜（Marie Chouinard）發現了這些符號，并將其演繹為芭蕾舞，通過舞者的身體，米修從中國書法中找到的生命力又回到了生命本身。

《運動系列》之一，亨利·米修

亨利·米修，《運動系列》之一，1950年。貝爾泰·艾圖阿亥畫廊（巴黎）收藏。

亨利·米修，《無題》，1960年，紙上印度墨，60 × 140cm。私人收藏，法國。

除了東方文化的印記，米修繪畫中透露出的夢境感與失控感明顯來自西方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影響，而他服用致幻劑來試圖在創作中超越意識的行為則讓人聯想到后來的迷幻藝術。然而，正如展覽的中方策展人、北京大學法語系主任董強所言，米修不愿被歸入任何派別，“他在任何時候都處在邊緣，他穿越了現代主義的很多浪潮，但不會停留，而是順著自己的道路前行。”木心美術館館長陳丹青則說，米修曾自稱“野蠻人”，以此來擺脫基于基督教文化的西方文明與傳統。“米修的青年時代正值一戰以前、歐洲文明最飽和的時代，當時，法國是西方文明的中心，哲學、文學、繪畫觀念不斷出新，在那樣一個大師輩出的年代里，他想要從中擺脫，做個野蠻人。”與之相比，木心的盛年恰逢中國傳統文化相對衰弱的時期。“所以，他更多是想要默默地守護傳統文化，希望用自己的畫和文字來保護它。”陳丹青對澎湃新聞說。

亨利·米修，《無題》，1970年，紙上水彩，38 × 57cm。貝爾泰·艾圖阿亥畫廊（巴黎）收藏。

亨利·米修，《無題》，1960年，擦印畫，31 × 24cm。木心藝術基金會收藏。

米修想要擺脫西方文明的渴望使他走向了東方的藝術媒介與符號，而木心在守護中國傳統文化的路上又時常與西方現代藝術不謀而合。木心早期的一組轉印畫上面的云霧、樹石似乎也取自古代山水意象。相比之下，恩斯特的擦印畫則與超現實主義密不可分。然而，兩者在技術與效果上是相通的。

木心，《晴風》，1999年，紙本彩墨，9.5 ×54cm。木心藝術基金會收藏。

無論是掙脫還是守護，米修和木心始終擺脫不了來自自己文明的印記。米修曾自稱“野蠻人”，并在東方文明中找到精神食糧的做法恰恰證明了他身上的歐洲傳統。正如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在《歐洲及其他者》一文中所寫，歐洲文化的真正的獨特性在于，“將自身永遠他者化、使自身無效化、遺棄并否認自身”，歐洲歷史是“一部文化決裂的、反復拒絕自我傳統的歷史”。從渴望在塔希提島找到不同于“腐朽”西方的理想社會的高更，到受到非洲雕塑影響、打破西方繪畫傳統而創造了其新方向的畢加索，反傳統在西方已經成為了一種傳統。米修也毫不例外。

木心，《無題》，1985-90年，石版畫系列，57 × 38cm。木心藝術基金會收藏。

米修出生于比利時，后定居法國，親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也游歷過亞洲諸國。木心生于中國烏鎮，他入過獄，也出過國，最終回到自己的家鄉。繪畫與詩作是他們得以從時代的困境中抽離、“遁入”內心世界的方式。

董強表示，他們最可貴的是獨創性以及創作者個體的價值。“他們能夠跳出自己的時代的影響和束縛，深入內心，尋找自己個體的精神性，這種精神性在他們的文學與藝術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現。”在今天這個高科技幾乎碾壓一切的世界里，捍衛個體性變得越發艱難，而米修與木心的作品透露出個體在面對時代時無比直接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在今天并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