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1月30日，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將舉辦“培根：人與野獸”（Francis Bacon: Man and Beast），展覽將展出培根絕筆——《公牛研究》，這件的作品似乎宣告著自己即將死亡，這也是這件“難以置信”的作品在2016年被知曉以來，首次在英國展出。

正如展覽名“人與野獸”，這次展覽將著重探索培根對動物的癡迷，這被認為是他筆下變形人體的源頭，培根認為自己可以通過觀察動物無拘無束的行為進一步了解人類的天性，而這些焦慮和本能的原始表達，在如今依舊十分重要。這也是首個從動物繪畫的角度，描繪培根藝術歷程的展覽。

培根，《公牛研究》，1991

1909年，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出生于愛爾蘭，他是20世紀最重要的畫家之一，也是育馬者之子。16歲時，他被父親驅逐出保守家庭。此后，漂泊在柏林和巴黎，然后在倫敦定居，他的生活也與20世紀的諸多重要事件平行。

培根的人生和作品曾具有爭議，1971年巴黎大皇宮個展前夕，他的情人在酒店馬桶上自殺，在成為一個新聞事件的同時，也讓當時的人關注到，在他的筆下，有時人體幾乎無法辨認是人類還是野獸。明年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的展覽將跨越培根的50年職業生涯，共展出45件作品（其中包括畫家在1930和1940年代的最早期作品），以此，探索培根如何癡迷于動物。

1985年，工作室中的培根。 攝影：簡·鮑恩（Jane Bown）

展覽的策展人邁克爾·佩皮亞特（Michael Peppiatt），是培根的好友兼傳記作者。1963年，21歲的佩皮亞遇到了享樂主義者培根，他們成為忘年之交，在某些時候佩皮亞特幾乎替代了兒子的角色。在佩皮亞特的印象中，培根曾去南非旅行觀察野外的動物；他的工作室里擺滿了野生動物書籍，并不時提及19世紀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Eadweard J. Muybridge，1830-1904）所拍攝的運動中的人和動物的照片。

在培根離開近30年后，回憶起最后一次與培根的交流，是佩皮亞特約碰頭，但培根拒絕了。“他說，‘我無法出門，我沒有精力’。他是我見過的最有活力的人，他的生命力令人驚嘆。 我沒有意識到，當他說他‘病了，真的病了’時，已經處于生命的邊緣了。”佩皮亞特說。

培根，《對狒狒的研究》，1953

預示著死亡的“公牛”

展覽的一大亮點是2米高“公牛”三聯畫首次合璧展出，在策展人看來，這三件作品分別代表“肉與肉，暴力與色情，生與死之間的界限”。

在這其中，《公牛研究》將是展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這是培根最后一幅作品，在他去世前幾天，畫家在位于倫敦南肯辛頓的工作室完成了這件描繪公牛退縮到虛無的作品。

“我們感到公牛，可能就是藝術家自己，他將要被身后的黑暗吞噬。”策展人佩皮亞特說，“公牛處在生命的誘惑與死亡的必然之間，令人難以置信。”畫面中黑色虛空的公牛，可能正在燃燒，也許越欄逃脫，或是正走入天堂的光明。

《公牛研究》曾是一件“一個非常私人的私人收藏”，直到2016年通過藝術史學家馬丁·哈里森（Martin Harrison）有關培根作品目錄的書籍才進入公眾的視野。在此之前，并沒有任何展覽、復制、討論和研究的記錄。但這件作品卻證明了培根對公牛的持久興趣。他在1969年首次提出該課題，但到1987年才開始有關該主題的唯一三聯畫的創作。培根對公牛的了解可能來自于他的好友、法國超現實主義者米歇爾·萊里斯（Michel Leiris）的著作，在培根完成這幅最后的公牛一年前，萊里斯去世，這應該不是巧合。

培根，《公牛研究No. 1》, 1969年

當完成《公牛研究》時，培根已經82歲了。盡管他的一生放蕩不羈，但此時培根知道末日正在追趕他，他快死了。“飲酒、哮喘，培根做了很多治療，他早已不以為然，他從來不需要同情，他討厭醫院……他知道自己的時間到了。除了離世前一年，他看上去總是比實際年齡年輕。”馬丁·哈里森說。

這件作品完成不到兩周，培根走了，享年82歲。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畫家之一。

培根，《頭部1》, 1947-1948年

“培根試圖找到人類的本能。”佩皮亞特說，“他想了解生命、死亡、恐懼和憤怒。 我認為他從動物中獲得很多關于人性的知識。”培根也陸續創作了藝術史上一些在心理上最殘酷的畫作。即將展出的作品還將包括借展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頭部1》（Head 1），這件作品源于黑猩猩的照片，他將人類的形態簡化為帶著毒牙的咆哮形象。還將有兩幅《頭部》（又名《尖叫的教皇》）的肖像，這些作品的靈感來自委拉斯開茲 (Diego Velázquez)的教皇諾森十世像 (Portrait of Innocent X)，畫面中宗教的神圣力量被籠中動物的無助代替。

培根，《頭部5》, 1949年

在佩皮亞特看來，現在是舉辦培根展的好時機，他的藝術具有超凡的先見之明。 “顯然，他對疾病一無所知，但是他對人類的孤獨感卻非常深刻。如同他作品帶有的強烈地孤立感，人們被隔離在封閉的空間中。”

1971年，巴黎大皇宮的培根展考據

近半個世紀以來培根的每次個人或回顧展均會獲得不同層面的討論。1971年10月，培根個展在巴黎大皇宮開幕，當時正在巴黎拍攝影片的導演貝托魯奇和演員馬龍·白蘭度結伴參觀了展覽。貝托魯奇后來回憶說，他敦促演員“將自己與培根筆下的人物進行比較，因為我覺得像繪畫一樣，馬龍的臉和身體都具有來自地獄的可塑性”。

培根，《房間里的三個人物》，1964年（非展品）

對于“來自地獄的可塑性”的描述，或許馬上可以對應上培根創作于1964年的巨幅三聯畫《房間里的三個人物》（Three Figures in a Room），這件作品也似乎可以填補人的噩夢。左邊一幅一個男子背對畫外、赤裸地坐在馬桶上。他似乎只通過一條橙藍色的、從皮膚刺出的椎骨線支撐，并努力地抑制著肌肉散布，男人的臀部就像白色馬桶上的塞子一樣適合。

1973年培根三聯畫細節，重現1964年《房間里的三個人物》（非展品）

1971年這場熱門回顧展的首批觀眾，并不知道這這幅7年前的作品與培根的個人情感和痛楚有多么不尋常的聯系。畫中人是喬治·戴爾（George Dyer）是藝術家的情人，但在展覽開幕前兩日（1971年10月24日），酒店的工作人員在馬桶上發現死于藥物過量的戴爾尸體。

培根的藝術在巴黎成功的影響力，瞬間被突如其來的死亡籠罩，這次展覽也成為培根藝術和生活中難以忘懷的決定性時刻，此后自1992年去世，培根也反復以三聯畫的形式懷念戴爾。

培根1971年三聯畫《紀念喬治·代爾》的右圖（非展品）

近半個世紀后，今年年初剛在巴黎蓬皮杜藝術中心落下帷幕的“弗朗西斯·培根：書和繪畫”則從培根與巴黎的角度，解構培根涉及希臘的悲劇和現代哲學的繪畫作品。

由T·S·艾略特的《斯威尼·阿岡尼司帝斯》啟發而完成的三聯畫（“弗朗西斯·培根：書和繪畫”展品）

巴黎的前衛傳統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和亞瑟·蘭波(Arthur Rimbaud)。20世紀50年代，培根在英國聲名大噪，此時的英國處于一個完全不同的環境下。與摯友盧西恩·弗洛伊德一樣，培根擅長以肖像畫來吸引英國人的品味，這些肖像畫無論多么激進，都能被持懷疑態度的戰后英國觀眾所看懂，因此比美國抽象畫更容易被接受。但在巴黎，他藝術真正的現代性被無拘無束地釋放。

巴黎也為培根做好了準備，在1971年巴黎大皇宮的展覽作品，得到了巴黎人的欣賞，但對1971年的英國而言，未必會被接受。

培根，《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 1944, 1988

培根被藝術史看到大約在1944年，那一年他畫出《以受難為題的三張習作》，而到了1960年代，他身后有一串“尖叫的教皇”，他很富有，卻把掙來的錢花在為蘇豪區的朋友準備香檳和海鮮大餐，自己依舊把倫敦肯辛頓的一間小臥室作為畫室。

1980年，培根在南肯辛頓的工作室中

培根的作品，雖有對委拉斯開茲、米開朗基羅等人作品的借鑒，但卻與扭曲的畫面融合，他說自己過著“鍍金的陰溝生活”，在奢侈和骯臟之間徘徊。他的畫作亦是如此，他在畫布上呼應早期的大師們，卻又總將細節與微妙的紋理顏色混合在一起。在巴黎大皇宮，他努力追求偉大，決心在高雅藝術的萬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可能和許多著名藝術家跨時代對話，但在世藝術家中，他真正想與之相比的只有畢加索。

培根，《頭部研究》

超現實主義作家米歇爾·萊里斯是培根在巴黎的支持者，也是展覽目錄上的重要文章的作者，同時他還是畢加索的密友。據萊里斯說，這兩位藝術家之間有明顯的聯系。畢加索1936年的一幅油畫《沉睡的裸體女人》曾經屬于萊里斯，這幅畫揭示了畢加索與培根在藝術理念上的相似性，畢加索隨意扭曲女性的結構，更像是純粹感性的涂鴉。培根對喬治·戴爾的表達也是如此。

培根，《說謊》，1969

培根希望自己成為畢加索以后最有遠見的畫家，他不會讓一場私人悲劇破壞這一點。當戴爾被發現死亡時，培根的朋友和法國當局一起為他的自殺保密。直到2016年前，培根的傳記作家們都在重復這個虛構故事：培根在開幕式當天才得知死訊。事實上，在此前36個小時里，培根試圖冷靜的思考，如何讓自己的展覽和藝術事業不受影響。

戴爾之死，是因為純粹的悲傷，還是報復？如今已經無法考證，如今可知的是，戴爾通過培根的作品獲得了永生，而當戴爾之死的消息傳出，似乎也為展覽增添了凄涼、痛苦的景象。

培根，《貓頭鷹》，1956年

注：本文編譯自《衛報》藝術記者馬克·布朗《培根“難以置信”公牛作品將首次在英國露面》、藝評人喬納森·瓊斯《死在馬桶上:差點讓培根葬身海底的巴黎大展》，以及倫敦皇家藝術研究院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