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了重新開放后的新展“費利克斯·費內翁：無政府主義者與先鋒派——從西涅克到馬蒂斯等”，致敬這位推動現代藝術發展的重要人物。他曾創造“新印象派”一詞，發現了包括喬治·修拉在內的多位先鋒派藝術家，并曾為意大利未來主義藝術家舉辦其巴黎首展。費內翁是收藏家，也是評論家、記者、無政府主義者，他以多重身份見證了巴黎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好時代”的社會與藝術動態。

通常，一個展覽總是講述一位或者一群藝術家的故事。然而，有時候，它們也會聚焦那些非藝術家：藝術品商人、策展人、評論家或是收藏家。這些人并不創造藝術，卻對藝術世界的運作至關重要。是他們讓一切發生。

“費利克斯·費內翁：無政府主義者與先鋒派——從西涅克到馬蒂斯等”展覽現場，MoMA

近來，紐約迎來了不少這樣的展覽，揭示出現代藝術更為廣闊的語境。其中就包括最近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簡稱MoMA）的展覽“費利克斯·費內翁：無政府主義者與先鋒派——從西涅克到馬蒂斯等”（Félix Fénéon: The Anarchist and the Avant-Garde — From Signac to Matisse and Beyond）。在此之前，MoMA與紐約猶太人博物館曾分別舉行展覽“林肯·柯爾斯坦的現代”與“伊迪絲·霍爾伯特和美國藝術的興起”，同樣致敬那些為藝術發展做出過貢獻的人們。

“費利克斯·費內翁：無政府主義者與先鋒派——從西涅克到馬蒂斯等”展覽現場，MoMA

溫文爾雅、才華橫溢的費利克斯·費內翁（1861—1944）是此類展覽的理想主題，他是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幾十年中，巴黎文化圈最忙碌、最迷人的角色之一。作為一個公認的時髦人，費內翁做過評論家、編輯、翻譯、策展人、記者、出版人、畫廊老板、私人交易商和收藏家，他不僅頗有先見之明地收藏了法國前衛藝術，還在很早的時候便認識到非洲雕塑等非西方藝術的審美價值。和他那一代的許多藝術家、作家一樣，費內翁自認是一名受到警察監視的無政府主義者。簡而言之，光是閱讀展覽圖錄中詳盡的年表就需要耗費不少精力。

當隔離期開始時，這個展覽正在準備布展，如今，展覽隨MoMA的重新開館同時展出。巴黎奧賽博物館的首席策展人伊莎貝爾·坎恩（Isabelle Cahn）、MoMA的版畫與繪畫部策展人史塔爾·菲古拉（Starr Figura）等人合作策劃了此次展覽。

19世紀的非洲綜絲裝置

展覽巧妙地將藝術品、手工藝品、出版物與檔案資料組織起來，追溯費內翁的時代與生活。我們在看到他的照片與肖像的同時，也能看到他所支持的藝術，其中有許多來自他本人的收藏。其中有兩組令人印象深刻：喬治·修拉（Georges Seurat）的18幅手繪與油畫，以及主要來自非洲中西部的18件雕塑。

從展出的照片來看，費內翁的身上透露出一種不可思議的現代感。他高大而優雅，穿衣也無可挑剔。他特別的外形和那一撮小山羊胡為他贏得了“美國佬梅菲斯特”的綽號。

費利克斯·費內翁，1886

費內翁在勃艮第長大，他的父母是法國推銷員與瑞士中學教師，他在學校里獲得過不少獎項，十幾歲的時候便作為見習記者，為一家當地報紙寫了不少文章。在服了一年兵役后，20歲的費內翁來到了巴黎，在軍務部求職考試中獲得第一名。在那里，他被視為模范職員，并很快晉升成為行政文員，不過，也是在這一時期，他對于無政府主義者的共鳴加深了。

到了1883年，費內翁開始為一些小型出版物撰寫了藝術與文學評論。他還匿名寫了一些反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壓迫的短文。第二年，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斷言，“一切政府的目的都應是讓政府變得不必要。”1894年4月，他和其他29人遭到逮捕，被指控密謀炸毀一家餐廳。在獄中等待所謂“三十人審判”的四個月里，他自學了英語，并將簡·奧斯汀（Northanger Abbey）的《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譯為法文。據當時的媒體報道，或許是他在法庭上的機智還擊幫助他得以無罪釋放。

《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喬治·修拉

今天，費內翁最為人所知的可能是他的批判性觀點。不過，他作為藝術評論員的身份隨著“三十人審判”已幾近告終，在那以后，他又成為了文學雜志《白色雜志》（La Revue blanche）的主編。費內翁是喬治·修拉的發現者，并為修拉與保羅·西涅克、前印象派畫家卡米爾·皮薩羅（Camille Pissarro）共同發起的藝術運動創造了“新印象派”一詞。這是在1886年，修拉的杰作《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于當年首次展出。修拉對費內翁評論自己作品的文章很滿意，將自己為“大碗島”所做的最后一幅練筆贈予他，此次展覽便從這里展開。

在費內翁看來，新印象派對有關光線和顏色的最新科學理論的運用，以及他們的點畫技巧，代表了超越印象派相對無序、直觀的繪畫處理的進步。他們的風格淡化了藝術家的情感和技巧的炫耀，增加了藝術對象的自主性，這是西方現代主義的基本概念。自主性也是費內翁政治觀點的一項基本原則。對他來說，藝術和社會沿著平行的軌道發展，但都需要激進的新思想來推動進步。

《和諧的時代》，保羅·西涅克

《模特的背面；模特的側面；模特的正面》，喬治·修拉

這場展覽散發出一種溫暖的感覺。費內翁收藏的作品表現了他在藝術中所追求的愉悅和嚴謹。這兩者在亨利-埃德蒙·克羅斯（Henri-Edmond Cross）的《金色島嶼》（The Golden Isles）中無比清晰地結合在一起，這幅小畫將廣闊的海洋簡化為一個個藍色斑點。愛德華·維亞爾（édouard Vuillard）的《折疊床》（The Folding Bed）同樣來自費內翁的收藏，維亞爾在這幅畫中研究了各種白色和奶白色，其中包括畫中主人公的蒼白身影。

《金色島嶼》，亨利-埃德蒙·克羅斯

《落日》，保羅·西涅克

費內翁所欽佩的藝術家們對他報以高度尊重，這一點在他們為他畫的肖像中顯而易見，尤其是西涅克對他的描繪。在這幅畫中，費內翁以側面示人，他身穿金色大衣，迷幻的風車圖案襯托出他的身影，他一手拿著禮帽、手杖與手套，一手拿著鮮花。這幅作品的命名頗為狂妄，據說是效仿了科學家們為自己的研究所定的標題：《作品217號；琺瑯背景上的節奏、角度、音調與色調，費利克斯·費內翁的肖像，1890年》。費內翁并不喜歡這幅畫，但直到西涅克于1935年去世為止，他都把它掛在自己的墻上。

保羅·西涅克為費利克斯·費內翁所作肖像

19世紀90年代晚期，費利克斯·瓦洛東（Félix Vallotton）與維亞爾為他描繪的肖像不再那么夸張。兩人都將費內翁置于《白色雜志》的辦公室里，他身穿雙排扣長禮服，倚在堆滿文件的桌邊。瓦洛東與維亞爾忠實于自己的感受，前者為辦公室賦予了一種樸素而嚴謹的幾何形式，后者則刻畫了家庭般的柔和與含蓄。

費利克斯·瓦洛東為費利克斯·費內翁所作肖像

在此次展覽中，最復雜、最具挑戰性的一部分在于各種形式的印刷品，它們調查了費內翁的出版物、政治活動，以及年輕藝術家與激進分子混雜的巴黎社交場所。我們會看到由亨利·德·土魯斯-勞特累克（Toulouse-Lautrec）、皮爾·波納爾（Pierre Bonnard）等藝術家為巴黎最負盛名的咖啡館與酒吧所設計的海報。瓦洛東的黑白木刻版畫則描繪了警察指控街頭示威者的畫面：一位無政府者被逮捕，另一位正走向自己的行刑場。還有一些資料記錄了“三十人審判”，其中包括費內翁的照片。

瓦洛東的黑白木刻與亨利·德·土魯斯-勞特累克等人的海報

費內翁的照片，Alphonse Bertillon拍攝

展覽的后半部分主要聚焦于費內翁最后一段職業生涯：他在法國著名的伯恩海姆-朱恩畫廊擔任當代藝術品商人的18年。這部分的展品包括諸如馬蒂斯（Matisse）、波納爾、基斯·梵·鄧肯（Kees van Dongen）等人的作品——正是費內翁將他們帶入了畫廊，以及少數意大利未來主義藝術家的創作——費內翁曾于1912年為他們舉辦了巴黎首展。

《起義》，路易吉·魯索洛

此外，展覽上還有一些人們并不熟悉的杰作，例如意大利畫家路易吉·魯索洛（Luigi Russolo）作于1911年的《起義》，以及馬蒂斯1905年時為《生命的喜悅》（The Joy of Life）所作練筆。在最后一間展廳中，非西方藝術家的作品形成中心方陣，歐洲現代主義繪畫則掛于展墻。這樣的布局是就有煽動性的，或許是當下紐約博物館中最令人振奮的景象之一。

《生命的喜悅》練筆，亨利·馬蒂斯

1903年，《白色雜志》停刊后，費內翁做過一段時間的日報記者，起初是《費加羅報》（Le Figaro），后來是《晨報》（Le Matin）。1906年，就在他展開畫廊視野的幾個月前，他為一個名為“三行新聞”（News in Three Lines）的專欄寫了數百篇簡報，其中一些出現在展覽上。

這些有關丑聞、謀殺、事故與罪案的簡報都經過了精心構思，它們讓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顯得越發地野蠻與觸目驚心。在一篇簡報中，費內翁寫道，“發現自己的女兒雅拉生活不夠簡樸后，圣埃蒂安的鐘表匠就把她殺了。沒錯，他還有11個孩子。”這樣的報道堪稱立體主義派拼貼、超現實主義派“優美尸體”（將不相關的文字或圖像組合在一起的方法）畫、以及20世紀各種詩歌風格的鼻祖。身為審美家與身為無政府主義者的費內翁在此相遇。

展覽“費利克斯·費內翁：無政府主義者與先鋒派——從西涅克到馬蒂斯等”將持續至2021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