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作為中日兩國民族藝術的代表，有許多相似之處，二者由于社會功能、藝術傳統(tǒng)方面的差異，又各自呈現(xiàn)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訴求和民族性格。

中國美術館藏有豐富的清代木版年畫和珍貴的日本浮世繪作品。澎湃新聞獲悉，8月5日，“異域同繪——中國美術館藏日本浮世繪和清代木版年畫精品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展。此次展覽作品精彩紛呈，日本浮世繪部分有“浮世繪第一人”菱川師宣，“浮世繪六大家”鈴木春信、鳥居清長、喜多川歌麿、東洲齋寫樂、葛飾北齋、歌川廣重，“最后的浮世繪大師”小林清親等重要畫師的經(jīng)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畫部分選取了天津楊柳青、江蘇蘇州桃花塢、山東濰坊、四川綿竹、河北武強、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畫產(chǎn)地的代表性作品。

據(jù)中國美術館介紹，此次展覽共展出作品129套（138件），其中日本浮世繪75件、清代木版年畫52套（61件）、明清時期中國畫2件。同時分為“同源與流變”“形象與風格”“技藝與受眾”“生產(chǎn)與發(fā)行”四個部分，從淵源、技術、發(fā)行及風格等方面探討日本浮世繪和清代木版年畫的異同，進而探究兩者所反映的不同的審美趣味、心理訴求與民族精神。

鳥居清信《婦人與少年》 紙本 51.5×27cm 18世紀初期 中國美術館藏

中國和日本同為漢字文化圈國家，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帶水，在文化藝術上交融互鑒，綿延千年。歷史上，中國唐代佛教美術、宋元水墨畫對日本美術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明清時期，木版套色印刷技術臻于成熟，不僅促使中國木版年畫至清代達到鼎盛，也推動了日本浮世繪的興起與發(fā)展。中國清代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歷史淵源深厚、制作工藝相近，又各具藝術風格與民族特色，在17至19世紀的東方世界里大放異彩、相映成趣，成為東方藝術寶庫中的兩顆璀璨明珠。

四川綿竹《紫薇高照》 紙本 132×60cm 清代版 中國美術館藏

清代木版年畫題材內(nèi)容貼近百姓生活，色彩明艷活潑，地域風格多樣。作為歲末除舊迎新、祈祥納福的民間藝術形式，年畫寄托著人們追求平安幸福、富貴吉祥的美好夙愿，描繪了人們心目中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承載著共同的民族記憶。浮世繪是日本江戶時期（1603-1868）興起的一種風俗版畫，是市民文化發(fā)達的產(chǎn)物。“浮世繪”意為“虛浮世界的繪畫”，蘊含人生如過眼云煙、及時入世行樂之意，內(nèi)容上表現(xiàn)市井生活、人物百態(tài)和自然風景，具有肯定現(xiàn)世精神的積極意義。

歌川廣重《東海道五十三次·莊野白雨》 紙本 22×33.5cm 1833年 中國美術館藏

清代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作為中日兩國民族藝術的代表，有許多相似之處。從歷史背景來看，二者的興盛得益于社會的穩(wěn)定、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達和木版套印技術的成熟。在藝術進程上，二者幾乎并行發(fā)展，都在17至19世紀經(jīng)歷了興起、走向繁榮和逐漸式微的過程。在制作工藝上，均受到明代書籍版畫的影響，以木版套印技術為主，具有可重復性印刷的特點。在題材內(nèi)容上，反映平民階層的世俗生活與思想情感，充滿生活氣息和民俗風情。在表現(xiàn)手法上，豐富明麗的色彩顯示出民間藝術的用色特點，勾線填色的手法展現(xiàn)了東方藝術的平面裝飾特征。

蘇州桃花塢《連生貴子》 紙本 54×30cm 清代 中國美術館藏

清代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由于社會功能、藝術傳統(tǒng)方面的差異，又各自呈現(xiàn)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和審美趣味，并反映出不同的心理訴求和民族性格。前者多選取農(nóng)耕社會人們喜聞樂見的題材，內(nèi)容積極向上，氣氛熱烈愉快，表達了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內(nèi)心祈愿，反映了樂天知命、豁達開朗的民族性格；后者則多描繪青樓美人、歌舞伎、風景名勝，營造出華麗又略帶感傷的唯美世界，折射出日本民眾感嘆人生短促、追求現(xiàn)世享樂、崇尚自然的深層心理，反映了日本民族細膩、敏感的性格特征和對生命欲求的開放態(tài)度。

展覽現(xiàn)場

展覽現(xiàn)場

展覽現(xiàn)場

此次展覽作品精彩紛呈，日本浮世繪部分有“浮世繪第一人”菱川師宣，“浮世繪六大家”鈴木春信、鳥居清長、喜多川歌麿、東洲齋寫樂、葛飾北齋、歌川廣重，“最后的浮世繪大師”小林清親等重要畫師的經(jīng)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畫部分選取了天津楊柳青、江蘇蘇州桃花塢、山東濰坊、四川綿竹、河北武強、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畫產(chǎn)地的代表性作品。

鳥居清長《三女出行》 紙本 39×26cm 18世紀后期 中國美術館藏

第一部分“同源與流變”以4件明代書籍版畫開篇，揭示中國清代木版年畫與日本浮世繪的關聯(lián)。此部分通過豐富的作品和文獻展示了中國明代書籍版畫和仕女畫、清代姑蘇版畫等對日本浮世繪的重要影響，以及清代木版年畫與浮世繪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與影響。第一部分集中展示了多件經(jīng)典作品，如浮世繪部分有葛飾北齋《富岳三十六景·凱風快晴》、喜多川歌麿《歌撰戀之部·物思戀》、歌川廣重《木曾海道六十九次·宮之越》、東洲齋寫樂《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戶兵衛(wèi)》等，年畫有江蘇桃花塢《一團和氣》、天津楊柳青《游園驚夢》、山東高密《博古花卉四條屏》、北京《唱堂會》等。

葛飾北齋《富岳三十六景·凱風快晴》 紙本 25×38cm 1831年 中國美術館藏

喜多川歌麿《歌撰戀之部·物思戀》 紙本 36.5×24.5cm 1793-1794年 中國美術館藏

東洲齋寫樂《三世大谷鬼次之奴江戶兵衛(wèi)》 紙本 38.5×24cm 1794年 中國美術館藏

《一團和氣》 紙本 50×50cm 清代 中國美術館藏

山東高密《博古花卉四條屏》 紙本 93×24cm×4 清代 中國美術館藏

歌川豐國《役者舞臺之姿繪》 紙本 37×26cm 1795年 中國美術館藏

第二部分“形象與風格”分為美人、戲劇、風景3個板塊，展示了日本浮世繪與清代木版年畫在題材選擇和形象塑造方面的異同。浮世繪注重描繪現(xiàn)實生活中個體的行為活動，突出畫師的主觀表達與情感抒發(fā)；木版年畫中的形象經(jīng)過理想化的描繪與加工，寄托著人們渴求圓滿的心愿。此部分還通過色彩與構圖2個板塊對比分析2種藝術形式的差異，使觀眾感受到浮世繪與年畫在形象與風格、文化內(nèi)涵與心理訴求等方面的不同。

鈴木春信《萩》 紙本 31×18cm 18世紀后期 中國美術館藏

第三部分“技藝與受眾”分別梳理了浮世繪與年畫在發(fā)展過程中涌現(xiàn)出的多種技術形式，如浮世繪中的丹繪、紅摺繪、錦繪、浮繪、藍摺繪等，年畫中的多色套印、版印手繪、漏版刷印、墨拓等，體現(xiàn)出兩者制作工藝的不斷進步和完善。由于浮世繪與年畫具有可重復印刷的特性，低廉的價格使其能夠進入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具有可貴的平民屬性。

陜西鳳翔《女十忙》 紙本 35×26cm×2 清代版 中國美術館藏

四川夾江《女將門神》 紙本 35×35cm 清代 中國美術館藏

第四部分“生產(chǎn)與發(fā)行”分別呈現(xiàn)了浮世繪與年畫在出版方面的特點。浮世繪由民間出版商組織生產(chǎn)和發(fā)行，出版商在作品主題策劃、畫師培養(yǎng)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此部分以江戶時期的重要出版商蔦屋重三郎為例，展示了他與東洲齋寫樂、喜多川歌麿等畫師的合作。清代木版年畫的生產(chǎn)由個體畫店組織，一般采取前店后坊的經(jīng)營模式，由作坊中畫師、刻工、印刷工、彩繪工協(xié)作完成，再以畫店作為經(jīng)營主體對外銷售。“齊健隆”“戴廉增”“王榮興”“顏錦華”等都是清代著名的年畫畫店。

山東平度《空城計》 紙本 36×50cm 清代版 中國美術館藏

需特別指出的是，此次展覽中展出的浮世繪全部是版畫家李平凡于2004年向中國美術館捐贈的作品，這些作品構成了中國美術館國際藝術收藏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這批浮世繪作品的學術梳理和深入研究，挖掘其與同時代的中國清代木版年畫的聯(lián)系與差異，并將近年來的學術研究成果集結成展、回饋觀眾，切實發(fā)揮藏品的社會價值和中國美術館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

歌川國政《第六代市川團十郎》 紙本 37×24cm 18世紀末期 中國美術館藏

據(jù)悉，此次展覽既是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項目，也是中國美術館“典藏活化”系列的又一重要展覽。展覽將持續(xù)至10月15日（周一閉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