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女詞人李清照像

（明）明太祖朱元璋異形像

（明）明太祖朱元璋正形像

（清）康熙帝玄燁像

（明）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沉寂一段時日后，首都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再次集中推出一批線下新展。這不，國家博物館的“妙合神形——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明清肖像畫展”打起了頭陣。展覽由明清時期的各種人物肖像構(gòu)成。在筆者印象里，中國古代肖像畫從來沒有這般大規(guī)模、多流派匯總展出過。從藝術史上看，明清肖像畫的源流，一直不是很清晰，借此一探各種畫派的源流關系，倒也頗為有趣。

唐以前人物畫劫難重重

明清時期的肖像畫，在藝術史上地位不高，這是藝術史家縱觀藝術史長河之后的評判，但是藝術史家這樣說也有點虛，畢竟北宋之后，就沒有幾個人看到過唐代人物畫全盛時期的樣子。

唐代繪畫自然以道釋畫為第一，畫圣吳道子的繪畫水準極高，雖然我們看不到真跡，但是可以通過唐宋時期見過吳道子真跡的人，如張彥遠、郭若虛、趙佶、蘇軾等人畫作，間接得知其水準與特征。

唐代晚期，會昌滅佛，導致唐代之前藝術品遭遇空前劫難，即便吳道子這樣的大畫家的約八成畫作，也毀于一旦。剩下部分畫在絹上的真跡，到南宋時期基本就見不到了。人物畫的光輝燦爛，只存在于唐宋文獻中，讓后人仰望。

不過，南宋又催生了一批優(yōu)秀的民間畫師，他們以道釋題材創(chuàng)作的繪畫中，如散藏于美國、日本的《五百羅漢圖》，便保存了一些唐代繪畫的技巧，但是這些技巧與方法，在元明清人物繪畫以及壁畫中，已然完全看不到了。因此，明清時期的肖像畫，認真說來，是完全失去唐代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情況下，借助宋代人物畫再起爐灶發(fā)展起來的，這就導致明清肖像畫的藝術底蘊不厚實。

依據(jù)其特點，大致可歸為三類：第一類延續(xù)宋代風格的正宗畫派及其變化；第二類是雍正時期，發(fā)軔于宮廷，符合雍正審美人物畫；第三類則是明清時期的“人物標準像”。

源自宋代的人物畫弱化寫實

依據(jù)宋代白描與設色人物畫，延續(xù)發(fā)展出來的作者，在藝術水平上不能與宋人相提并論，白描技巧所依賴的“寫實能力”基本喪失，因此，導致大畫家筆下的人物，也是生氣不足，歷來藝術史評述甚多。但是其中也有新風，晚明畫家曾鯨，開始接受西方繪畫的影響，繪畫發(fā)生了變化，算是有了新風氣。雖然材料與工具是中國的，但是理念確實受到西方影響，清代禹之鼎，也是遵循了這樣的道路。

今年5月開始，蘇州博物館舉辦了“江南佳麗”清代仕女畫展，仕女畫在發(fā)展過程中，表現(xiàn)領域不斷拓寬，從仙女到平民女子，畫家費丹旭、改琦，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此派繪畫因襲了白描的外表，依然喪失了寫實能力，同時又不知道唐代設色人物畫的思想與方法，導致大畫家與一般畫家之間，看起來差別不大。一些以往不太受到關注的畫家，也有極其動人的作品傳世，如徐玫、顧洛。

雍正帝主導的人物畫革新

還有一類人物畫是源于雍正宮廷的、與真人等大的“美人畫”。尤其是在故宮博物院公布了《十二美人圖》后，導致學術界群起研究，使之迅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這是一個以往沒有人注意到的類別，西方博物館隨即關注了散落于西方的一些無款“美人畫”，中國美術史知名學者高居翰生前一直關注這個課題。2006年前后，筆者在與他的通信中詢問其近況，他回復在研究“清代美人畫”。

文獻記載，雍正皇帝在宮廷之內(nèi)，不僅對家具、瓷器進行了改造，對繪畫也進行了全面干預，也就是完全按照他的“科學主義審美”來繪畫，而不是依據(jù)傳統(tǒng)。2013年秋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博物館舉辦了“紅妝麗影”展，收集了大約50件類似繪畫集成展覽，其中代表畫家是張震、張為邦父子兩人。畫展中出現(xiàn)一對巨型《美人屏風》，與《十二美人圖》一樣，是與真人等大的巨型作品，而且對器物的描繪極其詳盡，差別僅僅在于《美人屏風》謹守中國畫的設色方法，《十二美人圖》大量采用了西方的設色方法。這一系列作品正是雍正宮廷審美下的產(chǎn)物，這一次國家博物館的“妙合神形”展中，也有這樣的作品。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匯集，刷新了人們對這一階段繪畫史的認知。

文人士大夫加速畫像“相機”化

宋代皇帝就有巨大的全身肖像畫傳世，與當時畫風并不一致。元代皇室的畫像，此次“妙合神形”展亦有展示，這些皇室畫像，事實上遵循了宣和“寫真”的概念，就是畫像與真人等大，這個特點與臺北收藏的元代皇室畫像特點是一致的。到了明代晚期，這個風氣蔓延到了民間，開始出現(xiàn)了一般文人士大夫也要畫與真人等大的“肖像畫”，從某種程度看，催生了人物畫像與后世相機相似的記錄功能。

明代晚期的畫像，往往是主要人物坐在剔犀交椅上，旁邊安置一個花幾，上有花觚。到了清代，這般風雅也逐步消失，畫像僅僅完成了照相機如實記錄的功能，藝術水平不高。史料記載，民國早期，故宮曾經(jīng)在北門拋售過此類繪畫，美國弗瑞爾美術館因此獲得了多達92件源自宮廷的人物肖像畫。筆者有幸近距離觀察過，畫中人物面貌比較程式化，似乎是依據(jù)某種固定模式，略加變化而成，缺乏藝術水準。但是由于源自宮廷，所以細節(jié)不厭其煩，繪畫材料非常昂貴，算得上是“繪畫奢侈品”。據(jù)傳，弗瑞爾美術館收藏的這批繪畫，是故宮之外最多的一批。類似繪畫在此次“妙合神形”亦有展出，這類畫作體現(xiàn)了照相機發(fā)明之前的記錄功能。

“妙合神形”展涵蓋了上述三類肖像畫，它們都是在唐代人物畫傳統(tǒng)基本斷裂的情況下，反復重起爐灶，形成的風格迥異作品。我們不能說這些作品是一脈相承的，相反，看到其斷裂，描述其不斷發(fā)生的新元素，才是相對客觀的觀察。

至于說這個展覽中，沒有到場的展品是什么？很顯然，是唐人道釋畫、人物畫傳統(tǒng)的缺席。這個缺席對人物繪畫史的沖擊，猶如書法展覽中，完全看不到王羲之流派的出現(xiàn)。強調(diào)這種缺席，反而使得展覽本身的特點變得明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