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野博物館藏唐灰陶蓮瓣形三足硯

彩繪陶樂舞俑

開放、包容，無疑是唐王朝屢屢被貼上的鮮明標簽。那么，其開放程度到底若何，恐怕惟有彼時生活在唐朝的人最有發言權，尤其那些“漂”在異鄉的外國人，感受更真切。

最近，長沙博物館、廣東松山湖望野博物館線上、線下同步推出“粟特人在大唐——洛陽博物館藏唐代文物”“踏波東來——遣唐使的回憶”兩大特展，再加上國家博物館網上展廳的“大唐風華”，不約而同地通過那些或長或短駐留唐朝的異鄉人之眼，帶人們夢回大唐，了解繁華背后的諸多故事。

“粟特人在大唐——洛陽博物館藏唐代文物”特展呈現的文物，多來自唐定遠將軍安菩夫婦墓，其中的安菩墓志，被視為該墓出土文物中最珍貴的一件。據墓志銘記載，安菩是來自安國的粟特人，父親曾是安國的“大首領”，唐滅東突厥后，率部歸附唐朝。安菩“同京官五品，封定遠將軍”，曾受命率部從唐軍北征“北狄”，“以一當千，獨掃蜂飛之眾”。

漢初，匈奴破月氏，月氏棄故地河西昭武（今甘肅臨澤），進入中亞粟特地域（今澤拉夫善河流域一帶），形成諸粟特城邦，包括康、安、曹、石、米、何、史、穆、畢等國，統稱“昭武九姓”，唐朝稱他們“九姓胡”或者“胡”，西方則稱之為“粟特”。安菩之妻何氏為何國人。

安菩的墓志銘雖僅400余言，但信息量巨大，其中還記載了安菩的兒子安金藏在母親何氏去世后，“痛貫深慈，膝下難舍；毀不自滅，獨守母墳；愛盡生前，敬移歿后”，以及安菩嗣子“游騎將軍胡子、金剛等，罔極難追，屺岵興戀。”安金藏又于公元709年遷父親安菩尸骨往洛陽與母親合葬，建造了安菩夫婦墓。此次展出的大批唐三彩陶俑，即是該墓出土的陪葬品。父母去世后，安金藏均按中原禮俗進行安葬，由此可見其漢化之深。

展覽中還有一件出土于洛陽李樓鄉的大秦景教石經幢，此經幢來自“安國安氏太夫人”墓的神道，反映出安菩家族急切漢化的同時，另一部分粟特人仍保持多元宗教信仰的現象，體現出唐代文化的包容景象。

安菩家族的漢化或許有深層的時代背景。來唐“使節”常常是來華貿易的商人。唐王朝對他們無一例外給予交通及住宿的優待，當他們要返回本國時，鴻臚寺和典客署還要歡送，并贈予數量相當可觀的禮物。

對于已經歸附的胡人，唐朝規定“不得入蕃”，也就是說，來了唐朝就是唐朝人，別想再回去了。由此可見，對于已經歸附了唐朝的安菩家族，擺在眼前的路只有一條：加速融入大唐。

從出土文物看，安菩家族融入唐朝的過程相當有聲有色，十分歡樂。展覽中有不少彩繪樂俑、舞俑、三彩伶俑、三彩騎馬俑，甚至還有羅馬金幣，反映了安菩、安金藏生活的唐代社會，胡樂胡舞等西域藝術的流行。可以說，粟特人是奏著胡樂、跳著胡舞，馬球場上瀟灑奔騰著，甚至沐浴著舊邦的宗教信仰，是在唐朝人“胡姬美如花，當壚笑春風”的欣賞與追捧中融入大唐的。

國家博物館“大唐風華”展中的韓休墓壁畫《樂舞圖》，更是直觀展現了唐代的對外開放程度。《樂舞圖》上，一邊是胡人男樂、一邊是唐朝女樂，兩支樂隊各派一人合樂起舞，與其說是聯歡，不如說是在斗樂、斗舞。一邊是橫抱琵琶，一邊是笙管齊鳴，女舞衣袖款款，男舞眉飛色舞，儼然是唐代的中西樂舞比賽。東土與西域，在樂律舞影中交流互鑒，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各得其所，日漸交融，共同創造了一座唐代文化的高峰。

“踏波東來——遣唐使的回憶”也展出了一塊墓志原石，即首次展出的日本國朝臣備書丹、褚思光撰文的鴻臚寺丞李訓墓志原石。墓志石落款為“朝臣備書”。朝臣備，一般認為即先后作為留學生和遣唐使來到唐朝的吉備真備，曾入唐留學18年，與阿倍仲麻呂為同學。墓主李訓擔任主管接待外國人的鴻臚寺丞，而鴻臚寺又是吉備真備長期學習的地方。也就是說，唐代的外交官的墓志銘由來自日本國的使者來書寫，不管是不是墓主的遺愿，都讓人看到了日本遣唐使與中國士大夫的互動之深入。正如阿倍仲麻呂與李白、王維等人同樣結下的深厚情誼，均照見了唐朝對外開放的心態與格局。兩國民眾是否心靈相交、生死相牽，可以從側面佐證一個時代開放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安史之亂之后，由于安祿山、史思明的粟特人血統，唐人認為此前胡風大行其道，實為不妥，由此出現“排胡”傾向，不少粟特人因此加速漢化。這一動向也體現在墓志的變化上，安菩墓志銘中，并不諱言家族粟特人的身份，墓石蓋書“唐故陸胡州大首領安君墓志”，對家族世系記述甚詳。而安史之亂后，粟特人墓志普遍諱言出身，很多康氏粟特人巧妙地稱自己是“會稽人”，不熟悉的人還以為是江南會稽，其實是河西粟特人聚居的瓜州地區也有個同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