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風俗畫——浮世繪興起于江戶時代，鮮活地表現了當時平民社會的生活百態，為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時代記錄，被稱為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

近日，“夢回江戶——浮世繪藝術大展”在Bund One Art Museum（上海外灘壹號美術館）展出，吸引了不少人前往觀看。展覽由140余幅名家作品組成，內容涵蓋了美人畫、歌舞伎畫、風景花鳥畫和歷史神話故事等主要題材，構成浮世繪從草創到成熟期的發展史。每一幅浮世繪都是一個小宇宙，承載著豐富的日本民俗密碼。通過解讀這些信息，不僅能增加觀賞的趣味，還能使我們對江戶民俗和日本文化有更形象的認知。浮世繪為什么這么火？與中國的繪畫藝術有著怎樣的淵源？本期美術報帶您領略浮世繪絢爛多彩的風俗人情和歷史價值。

如果說日本的卡通動漫是21世紀風靡全球的流行文化，那么，木刻版畫浮世繪就是江戶時代（1603—1868）的大眾藝術，以市井生活為題材，包羅萬象，深受江戶平民的喜愛。它基于日本傳統的大和繪和風俗畫，又吸收了中國明清版畫和西方繪畫的技法，是最具日本特色的美術樣式，并對19世紀末的法國印象派繪畫和西方現代藝術產生了重要影響。

萬般風情 奇幻境界

浮世繪最廣為人知的是美人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華麗服飾的描繪，占據畫面最大位置的莫過于美輪美奐的和服款式和圖案。江戶時代被稱為“圖案與紋樣的時代”，是日本近世服飾設計的高峰。“穿著的喜悅”不再是貴族的特權，而成為平民大眾的普遍生活需求，艷麗的色彩組合與豐富的花卉植物紋樣使每一套和服都凝聚著一個美的世界，細致全面地反映了流行時尚，體現出新興市民階層的活力。

鈴木春信（約1725—1770）筆下的人物，浪漫寫意，恍若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鄰家少女，個個體態輕盈。委婉的平民少女形象比吉原花魁更加深入人心，這些略帶中國唐宋遺風的少男少女開啟了浮世繪的一代新風。隨后，鳥居清長（1752—1815）健康頎長的現實美人像又超越了鈴木春信的楚楚柔弱女子的夢幻情調，極盡婀娜身段和衣裳花色之美。18世紀末期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形象豐滿、軀體健康的美人畫成為當時的流行時尚。喜多川歌麿（生年不詳——1806）堪稱大器晚成且后來居上，由他開創的美人半身像在極力渲染女性魅力的同時，通過服飾、道具和細微的形象差異來表現不同的人物形態，達到了美人畫的最高境界。

歌川國芳 贊岐院眷屬營救源為朝圖

浮世繪的另一個主要題材是對歌舞伎的描繪。歌舞伎與中國京劇的類似之處在于也是以著名演員的個人魅力為感召，其服飾道具之美也成為江戶人津津樂道的話題和絕好題材。歌舞伎畫與美人畫一起成為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市民藝術。正當喜多川歌麿的美人畫如日中天之際，另一位天才浮世繪師以奇異的歌舞伎畫橫空出世，他就是無名之輩東洲齋寫樂（生卒年不詳），在10個月間一口氣發表了140余幅版畫，此后便銷聲匿跡。他不僅以夸張的手法表現演員的形象與動態，更通過對個性的渲染表現其藝術品質、風格以及角色的內在精神，是歌舞伎畫不可多得的經典之作。

18世紀后半葉形成的歌川派，在19世紀初發展為席卷幕末浮世繪的最大流派。歌川派人脈綿延，其中最有人氣的兩位畫師是歌川國芳（1797—1861）和歌川國貞（1786—1864），他們的制作幾乎涵蓋了所有題材。被稱為“鬼才”的歌川國芳除了美人畫和歌舞伎畫之外，還以“武者繪”見長。主要根據民間傳說以及中國古籍編撰的勇武打斗故事，飛檐走壁的古裝英雄是江戶平民們十分喜愛的題材，畫面充滿感染力，異想天開的超現實畫面和傳奇情節格外引人入勝；歌川國貞的制作量極為龐大，大約留下逾萬幅作品，他更加貼近平民審美趣味，在人物形象上顯露出妖艷的風格，投射出平民世紀末的心理。江戶后期，以歌川派為代表的畫師雖然繼續推出大量美人畫，但頹廢的色相表現預示著美人畫氣數已盡。

在江戶時代后期興起的風景畫大多以名勝為題材，成為浮世繪最后一道艷麗的風景。風景畫巨匠葛飾北齋（1760—1849）以旺盛的生命力涉獵無數題材和技法，長達70余年的繪畫生涯在浮世繪畫師中無人可比。他自稱“畫狂人”，擺脫了傳統的歌舞伎和吉原美人題材，向西洋學空間格局與色彩對比，向中國學文人詩意和山水情懷，以此融匯成個人風格，無論風景還是人物的畫面，都和他一樣富有激越的情懷。

如果說葛飾北齋的浮世繪始終蕩漾著不老的生命激情，那么，歌川廣重（1797—1858）的作品則流淌著溫婉的抒情性，他的風景畫與日本傳統的自然情懷有著心理上的照應，敏銳地捕捉住了日本人內心深處對風景的共同依戀。其風景畫符合民族自我品性，是將日本繪畫長年來以“雪月花”為對象的細膩抒情品格，轉化為更具生命激情的圖畫，因此能夠深深叩擊每一位觀者的心靈。

源遠流長 在遙遠的歐洲被捧為座上賓

19世紀中期之后，浮世繪伴隨德川幕府政權的結束而走向式微，明治維新帶來新舊交替的世風洗滌著市民的審美取向，橫濱出現的西方文明景觀開始成為吸引市民的新時尚。隨著歐洲商人的紛至沓來，潮水般涌入的異國風情轉移了社會文化的關注點，“橫濱浮世繪”應運而生，主要內容表現出橫濱的西方人物、服飾、風物等異國趣味，其中也包括參照出版物對大洋彼岸風景的想象。

明治初年，文明開化的潮流深刻影響了浮世繪的制作。盡管還有一些出版商和畫師在繼續維持著制作銷售，但東京灣畔林立的煙囪早就使他們的最后一點靈感煙消云散。在日本社會發生重大轉型的過程中，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使得耗時低效的民間手工藝作坊急速式微。浮世繪也不例外，新技法與新樣式的拓展無以為繼，藝術性也日趨低落，無奈地漸入衰途。

然而，當浮世繪在自己故鄉被隨處遺棄之際，卻在遙遠的歐洲被捧為座上賓，單純明亮的色彩、簡潔生動的形象，洋溢著東方韻律的墨線，完全不同于有著悠久傳統的歐洲寫實油畫。正在探索變革傳統油畫的法國印象派畫家為之眼前一亮，他們從遙遠東方的色彩和線條中看到了自己的探索方向。尤其是出現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上的日本工藝美術品和浮世繪，在巴黎乃至歐洲掀起了一場空前的“日本熱”。當時的巴黎出現了許多專營日本工藝品的商店，浮世繪也堂而皇之地在香榭麗舍大街上亮相。大批歐洲外交官、商人和游客擁向日本列島，四處搜集，這些廉價的“廢紙”就這樣成堆成捆地被賤賣到了西半球。

直到許多歐洲學者高度評價浮世繪的論文、著作相繼出版之際，日本人才恍然大悟，但為時已晚，像樣的精品在日本國內已所剩無幾。大英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等歐美機構成了最大藏家，以至于日本的學者為了一睹真品也不得不遠渡重洋。今天，歷經數百年滄桑的浮世繪雖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仍不愧為最富有民族特征的繪畫樣式，其美學品格依然溫潤地滋養著今天的日本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