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先生應該說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他在出國之前我就跟他有所交流，有所交往。崔如琢先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在國內畫壇還沒有什么名聲，但畫得很好，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也有人重視他，像張仃先生，還有一些對中國畫有研究的老先生都很重視他。

我記得去年在北京畫院美術館舉辦的也是指墨山水畫展，那個指墨山水是很大的大幅，不是小幅，那個很了不起。高其佩有指墨畫，潘天壽、李苦禪都有指墨藝術，但是崔如琢先生把這個指墨用得這么靈活，讓人看了之后就感覺他不是指墨畫的而是用筆畫的，因為他掌握了指墨的要領。

實際上他是從中國的筆墨這個延伸發展出來的。像他這樣在當前中國畫界如此鉆研指墨藝術并有造詣的藝術家并不多。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在鉆研指墨方面確實達到了一枝獨秀的境界。

邵大箴，現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術研究》主編、中國國家畫院美術研究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名譽主任、中國文聯文藝理論家協會顧問，第十屆中國文聯榮譽委員。曾任中國美協書記處書記、美術雜志主編。歷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第七、八、九、十、十一屆全國美展評委、北京國際雙年展評委及國際研中中國大百科全書美術學科主編、李可染藝術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北京師范大學院藝術與傳媒學院特聘教授、上海美術學院特聘教授及學術委員會主任、俄國列賓美術學院名譽教授。

我覺得崔如琢先生不僅在指墨藝術上有發展，他的藝術市場也很有成就。在藝術市場上有成就的不能一概而論。說凡是在市場上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是藝術成就很高的，那不一定。但凡是在藝術市場上有成就的藝術家必然有他的道理，不管你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他有他的道理。

我參觀過他的美術展，看過他家里面的很多收藏。他如此重視藝術收藏，如此重視傳統藝術的研究，如此關注當代水墨畫的發展。他在藝術市場上取得的成功和他的藝術成就應該是相對應的，是不矛盾的。

就是說他有他的實力，有他雄厚的、全面的藝術修養作為基礎。而我們希望所有在藝術市場上成功的藝術家都應該在藝術上不斷地前進，不斷地的探索，不斷地有所推進，有所拓展。這樣的話，才不辜負大眾對那些知名藝術家的尊重、熱愛和收藏家對其藝術品的收藏。

這樣的話，中國的繪畫才會得到很好的發展。中國畫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它在二十世紀受到了激進主義的洗禮和沖擊。我看到中國當代學術界、文化界的對以五四運動為代表的激進主義的研究和批評，這個是有道理的。

五四運動它帶有激進主義色彩。但是五四運動在文化上的激進主義，它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將它說成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否定，我認為這個說法恐怕還是可以討論的。

五四運動有激進主義，對中國畫的質疑、批評有過激的地方，也使中國畫走了一段彎路；但另一方面，它強調“中西融合”，“中西融合”不是說把中國和西方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不三不四，它是一種策略，它的策略是要引進西方的一些觀念和造型技巧，來補充或改進中國畫。當然，這種主張，包括徐悲鴻先生，包括其他一些曾留洋的前輩藝術家，他們在認識上有盲點，有誤區。

然而，中國畫在中西融合這條道路上，也不是沒有有成就的藝術家。中國畫的另外一條道路的就是保守主義的道路，保守主義是褒義，不是貶義，就是維護自己的傳統，從自己的傳統出發而發展。

五四運動之后，雖然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批評甚至批判，甚至有人說改造中國畫，但是由于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化傳統，有兩千多年的繪畫傳統，中國畫還是如雨后春筍。

20世紀中國畫領域的四大家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像齊白石、黃賓虹，尤其像齊白石，中國人心目中認為他是20世紀最有成就的藝術家，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基因沒有斷。

值得我們深刻思考的是1949年之后我們對中國畫的改造和批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對中國藝術的摧殘，給中國畫的傷害非常之大。所以在經過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經過“八五新潮”洗禮之后，1990年代中期，中國畫又突飛猛進地在傳統藝術道路上向前發展。

崔如琢先生就是這樣，他雖然在文革期間就學習中國畫，但是他積蓄的這種力量，他對中國畫的鉆研實際上是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這與中國畫內在的發展路徑及傳統中國畫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我非常欽佩崔如琢先生的藝術成就。

事實證明，中國繪畫的保守主義就是保護傳統、在傳統的基礎上以古開今，走這條道路是中國畫的光明大道。

當然，所謂中西融合，它不是沒有發展的空間，但是還要繼承前輩藝術家們在中西融合方面積累的經驗和教訓，那些有所成就的前輩藝術家還是要依靠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

只有把西方的東西融合在中國藝術的觀念、審美理念和格調之中，這個融合才是有道理的。

不是把中國畫畫成像西畫一樣，畫成像油畫一樣，用西畫的造型觀念來改造中國畫的它的空間觀念和它的定位藝術。

所以我覺得崔如琢先生走這條以古開今的道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加以發展的道路，是非常有廣闊的前途的，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