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國家美術館名作展”原本預計從今年3月3日持續至6月14日。在此之前，展品已經運至博物館。然而，就在開展前不久，博物館宣布因疫情而關閉。這一展覽計劃將在東京站后巡展至大阪的國立國際美術館，目前，大阪站巡展已宣布延期至今年11月開幕，展期近三個月。巡展的最終站定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美術館，展期可能將推遲到明年五月結束。這意味著這批來自倫敦國家美術館的重要藏品可能要到明年夏天才會“回家”。
倫敦國家美術館建于1824年，專注歐洲繪畫。此次展覽將呈現美術館館藏中的61幅作品，橫跨文藝復興至后印象派的繪畫歷史。這是美術館首次在英國以外的大規模巡展，也是這些作品首次亮相日本。展出作品包括卡羅·克里韋利（Carlo Crivelli）的《圣母領報》與梵高（Van Gogh）的《向日葵》。
《圣母領報》，卡羅·克里韋利
《向日葵》，梵高
不同于其他大型歐洲博物館，倫敦國家美術館并非基于皇家收藏，而是從市民收藏積累而來，囊括從13世紀下半葉一直到20世紀之初的藏品，涉及各種風格，包羅萬象，因而被稱為一本“歐洲繪畫史的教科書”。此次展覽著眼“倫敦國家美術館是建立于英國的西方藝術博物館”這一立足點，從“英國與歐洲大陸的交流”這一視角出發，分為七大主題。
第一部分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的收藏”。早在倫敦國家美術館設立之前，意大利文藝復興繪畫就在英國備受尊重。不過，如今收藏于英國的這一時期作品是在十八世紀末以后才被帶到英國，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混亂中，法國等歐洲大陸各地的許多私人收藏品都遭遇了流散的命運，這為英國收藏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收藏機會。這一時期，眾多杰作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被帶到英國，其中最受歡迎的是威尼斯派的提香、佛羅倫薩-羅馬派的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等。展覽上，提香的《勿觸碰我》（Noli me Tangere）便是這類作品的代表。19世紀中葉起，這種喜好發生了變化。英國開始對以往被忽視的早期文藝復興藝術進行了重新評估，以保羅·烏切洛（Paolo Uccello）為例，烏切洛生活于中世紀末期與文藝復興初期，他將晚期哥特式和透視法這兩種不同的藝術潮流融合在一起，在展覽中，其作品《圣喬治與龍》（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中斜向刺出的長槍與地面草皮的形狀強調三維空間，雖然有些不自然，卻可見到畫家的關注所在。
《勿觸碰我》，提香
《圣喬治與龍》，保羅·烏切洛
第二部分為“黃金時期的荷蘭繪畫”。倫敦國家美術館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全面收藏十七世紀的荷蘭繪畫。憑借貿易和商業繁榮興旺的荷蘭與英國地理位置接近，其文化對于步其后塵而成為海洋帝國的英國而言十分容易親近。在這一部分的展品中，倫勃朗的《34歲的自畫像》（Self Portrait at the Age of 34）無疑是一大焦點。這幅畫作于他名聲鼎盛時期，畫中他側著身，右手肘放在欄桿上，充滿自信地看著觀者方向。除了倫勃朗這樣的大師作品，扎根于現實世界的靜物畫、風俗畫以及海洋畫也備受英國人的歡迎。19世紀60年代，維米爾在法國獲得了重新發現，他的人氣迅速傳到英國。在本次展覽上，能夠看到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藏的第一件維米爾作品《坐在維金納琴旁的年輕女子》（A Young Woman seated at a Virginal）。
《坐在維金納琴旁的年輕女子》，維米爾
第三部分呈現“凡·戴克與英國肖像畫”。來自比利時佛蘭德斯的畫家凡·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是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時期的英國宮廷首席畫家。他繪制的宮廷肖像畫風格大氣，深受歡迎，他所描繪的人物姿勢、服裝和布景等被日后的英國畫家們作為典范而繼承。這一部分追溯了英國畫家如何沿襲并發展凡·戴克的肖像畫形式。十八世紀，工業化進展和國家快速發展催生了新型社會階層，為了與傳統貴族相抗衡，他們尋求了肖像畫這一手段。這一時代誕生了一種名為“談天畫”（conversation piece）的新肖像畫，這種肖像畫是以自家宅邸或領地為北京，描繪身穿時髦服裝的上流市民夫婦或全家團聚場面的小型作品，與大幅的傳統王侯貴族肖像畫形成鮮明對比，體現了市民階級的興起。
《伊麗莎白·西姆貝爾畢女士與安多弗子爵夫人多蘿西》，凡·戴克
第四部分以“狀游”為主題。狀游（Grand Tour）是指自文藝復興時期以后，貴族子弟作為完成學業的最終步驟，前往法國和意大利等地，尋求藝術、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源的旅行，壯游尤其盛行于18世紀的英國。如同今日的明信片，當時富裕的游客希望帶回繪制當地著名景觀、古跡或節慶場面的繪畫。在威尼斯，由卡納萊托（Canaletto）繪制的城市景觀畫非常著名，展覽中展出了他的一幅《威尼斯：大運河上的劃船比賽》，畫中，身穿狂歡節服裝的游客與裝飾華培的貢多拉船讓整個畫面充滿活力。畫面的遠景出描繪了原本應該看不見的里亞爾托橋，藝術家在此巧妙地使用透視法，將構圖凝聚起來。
《威尼斯：大運河上的劃船比賽》，卡納萊托
第五部分“西班牙繪畫的發現”探索了英國對于昔日西班牙繪畫的重新評估。十九世紀初期，英軍參戰的西班牙獨立戰爭促進了兩國之間的人員與物資移動，西班牙藝術也在英國真正變得廣為人知。由戈雅（Francisco de Goya）繪制肖像的威靈頓公爵是在該戰爭中擊潰拿破侖的英雄，他在回國時帶回了包括委拉斯凱茲（Diego Velázquez）在內的諸多西班牙藝術作品。委拉斯凱茲的作品對惠斯勒、薩金特等英國藝術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威靈頓公爵》，戈雅
第六部分“風景畫與如畫美學”又回到了英國，探討以特納為頂峰的英國風景畫在誕生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歷史和發展。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其，“如畫”（picturesque）在英國廣泛流行，相較于重視和諧的古典之美，藝術家試圖從自然界中發現不規則的、富有對比和變化的“如畫般”的美。這種價值觀的根源來自克勞德·洛蘭（Claude Lorrain）等在17世紀意大利制作的理想風景畫，洛蘭的繪畫詩情畫意地描繪了平靜的陽光和周圍的空氣，成為英國人眼中體現“如畫美學”的存在。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的藏品中，17世紀理想風景畫也從設立之初就占據了重要一角。而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英國，那些曾風靡一時的田園牧歌式風景畫成了一種對時代癥候的回應，它們細膩地傳達出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失落的“自然樂園”的一種文化補償和精神撫慰。在十九世紀的英國風景畫家中，特納是杰出的代表，他以洛蘭為偶像，后者常常點綴一些神話或宗教人物在景物之中，在展覽展出的特納作品《嘲弄波呂斐摩斯的奧德修斯》中，就描繪了一出沐浴在雄偉光線中的神話場景。
《海港》，克勞德·洛蘭
《嘲弄波呂斐摩斯的奧德修斯》，特納
作為展覽的結尾，第七部分“英國對法國現代藝術的接受”介紹了在十九世紀法國推進的現代繪畫改革如何被擴展到英國。19世紀下半葉，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莫奈（Monet）等印象派畫家來到英國，但是在長期墨守學院式美學和技法的英國，對于印象派畫家和后印象派畫家的接受程度遠遠落后于法國。直到20世紀10年代以后，倫敦國家美術館才開始充實法國現代繪畫的收藏。在這一過程中，批評家羅杰·弗萊（Roger Eliot Fry）于1910年在倫敦舉辦的“馬奈與后印象派展”成為一大轉折，展覽展出了梵高、塞尚和高更等人的作品，并將其稱為“后印象派”。在此次位于日本國立西洋美術館的特展中，展出了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藏的畢沙羅、莫奈、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雷諾阿（Pierre-Auguste Renoir）、梵高等人的代表作。其中，梵高作于1888年的一幅《向日葵》成為展覽終曲的高潮，作品在將近一個世紀前進入倫敦國家美術館，此后僅在英國以外展出過三次。梵高 “向日葵”擁有超越文化和地域的感染力，最近，在原作被出借后的隔離期，倫敦國家美術館將這幅畫搬到了英國多地的廣告牌上，讓同樣“困于”室內的向日葵帶給人們慰藉。
《在劇場中（第一次出門）》，雷諾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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