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三賢圖》 1952 年

曾熙（1861—1930）是民國時期聞名于世的書法家、鑒藏家，生于湖南衡陽，譜名昭銜，后更名熙，字子緝，號嗣元（也作士元、俟園），后改號農髯。曾熙的一生經歷頗具傳奇色彩，在絕意仕途后，他最終聽從了好友李瑞清的建議，赴上海鬻書為生，從此走上了職業書畫家之路。曾熙的后半生基本是在上海度過，主要的“朋友圈”亦構建于此，而前半生往還于北京、湖南等地，廣泛與名家好友交游切磋，進行書畫鑒藏活動，為其審美鑒賞水平的提升和書畫風格的最終定型打下了基礎。

一、曾熙書畫鑒藏的時代背景

曾熙 曾憲玙（曾熙長子） 楊仁山 李瑞清合影（右起）1911 年夏攝于北京

清代碑帖鑒藏風氣興起，是乾嘉以來的考據之學和金石學興起的必然結果。這一時期書法家多醉心金石拓片收藏，以此尋求碑學創作的新途徑。何紹基是較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一生不遺余力地購藏大量金石拓片和碑帖善本，正如其自言“余既性嗜北碑，故模仿甚勤，而購藏亦富”，尤其對所藏《張黑女》視若珍寶，以至于“舟車往來，無一日不在行篋”。何紹基的藝術價值取向對曾熙書畫創作與鑒藏活動影響巨大，曾熙對何氏的審美理想和藝術造詣都極為認同，對碑帖善拓更是不遺余力搜羅。曾熙鑒藏興趣的養成，除了受何紹基影響外，近代湖南地域性的學術風氣也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曾熙早年以治《公羊》出身，帶有明顯的湖南地域特色，屬于今文經學派，主張像治經一樣去尋繹書法之源，并通過梳理和研讀碑帖版本對自身的書法取法優劣進行系統的辨析和反思，從而不斷地改變與創新。正如胡小石所言：“李先生本經師，治《公羊》，晚年以治經之法論書，從眼觀手摹中分別時代、家數、前后系統與影響” 。除了書法外，曾熙對明清繪畫也富有興趣，尤其寶愛石濤、石溪，其他如八大山人、倪云林等人畫作均有一定程度的收藏。因此，曾熙的書畫鑒藏與其所處的時代學術風氣有著密切關系，其藝術創作取向和收藏偏好可謂那個時代書家的一個縮影。

二、曾熙在北京的書畫鑒藏活動及其“朋友圈”

曾熙（右一） 曾憲玙（后排右一 曾熙長子） 楊仁山（后排右三） 等合影1911 年夏攝于北京

曾熙的藝術生涯與北京有著不解之緣：一是曾熙曾供職兵部，是湖南眾多寓居于此的“京官”之一；二是曾熙求學時曾多次往返京城，最終高中進士，北京可謂其科考生涯的“福地”；三是他工作、求學之余寄情書畫，廣泛交游，通過金石碑帖鑒藏和藝術交流，眼界大開，為其日后書畫聲名鵲起打下了良好根基。曾熙在北京的書畫鑒藏活動主要集中在1892 年至1900年間，可謂其鑒藏的奠基期和“朋友圈”的建構期。對他一生的藝術經歷而言，在北京的這幾年光景可謂意義非凡。

曾熙 王聘三 李瑞清合影（左起） 約1918 年夏攝于上海

1889 年，曾熙與夏午詒在鄉試中相遇，夏午詒對曾熙一見如故，極喜其性格，后來曾熙與齊白石的相識即是通過夏氏這個媒介，這一年可算作曾熙早年書畫鑒藏活動的開端。兩年后，三十歲的曾熙開始“棄劍而學書”。同年，他和李瑞清相識于長沙天心閣，二人一起科考，一起評書論畫，一起購藏金石拓片，由此開啟了一段民國書壇“管鮑之交”之奇緣，也最終成就了“南曾北李”兩位書法大家揚名海上的佳話。曾熙的書畫鑒藏活動和李瑞清密不可分，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曾熙、李瑞清兄弟、譚延闿兄弟為中心，囊括張大千、張善孖、倪壽川、姚云江等門人在內的書畫碑帖鑒藏圈。隨著經濟基礎的逐漸雄厚，他們的購藏也日漸可觀。一些字畫碑帖鑒藏記錄在《譚延闿日記》中進行了大量披露，此外還散見于他們的書畫題跋、信札中。1892 年春，曾熙到北京參加會試，趕考之余多方尋訪京城碑帖善本、金石遺跡，得睹《石鼓文》，流連忘返。這段經歷似可視為其在北京期間鑒藏活動的開端。

壬辰入都游國學，觀《石鼓》，不但文字之古，即石之璞厚天隨亦渾然三代之風。摩挲竟日，偃坐古柏下，愛不欲去。歸即從廠肆遍搜舊拓，不能得。歸來海上十余年，每詢舊家，亦竟無所遇。

曾熙 山水冊頁 25.2cm×35cm×15 水墨紙本 1927 年

1894 年，曾熙第一次和李瑞清共赴北京參加會試，二人同住宣武門外楊椒山故居松筠庵，“寢必同衾，出必同車”，相處親密無間。在京城的這段時間，除了備考外，曾熙和李瑞清等友人主要的活動就是四處尋訪書畫碑帖，他在一則題跋中曾披露此間購得《黃庭經》、水前本《瘞鶴銘》、周器拓片十余種，這大概是目前可見的其碑帖收藏的最早記錄。這段收藏經歷對曾熙日后的書法藝術產生了極大影響。曾熙移居上海鬻書后還經常臨習《黃庭經》和《瘞鶴銘》，并大膽探索融合，可見在京鑒藏經歷對其藝術創作生涯之影響。在他看來，兩者雖一為蠅頭小楷，一為擘窠大字，但都出自王羲之之手，神理參通，“右軍純以篆法為今隸，大字《瘞鶴銘》小字《黃庭經》而已，至草書方轉方折，全用分法”，因此可相互補益。在此期間，曾熙不僅與李瑞清交往日密，其“朋友圈”也日益擴大，常有交往者還有丁立鈞、張亨嘉、寄禪禪師等，眾友一起鑒書論畫，其樂無窮。對此曾熙幾十年后尚回味無窮：

向與臨川李癡居京，其時丹徒丁叔衡師喜吳、惲山水，所藏頗富，而侯官張燮師獨好石谷，十屏萬金且不惜。是時李癡酷好石濤，而髯好石溪。每張師詢及二石，張師云：‘石濤狂生，如醉人使酒謾笑，予性不耐殘禿禿管，殊少生意。’退與李癡笑曰：‘張師好古博通，蓋翰苑之翹楚，然論書畫鮮有合者。適武陵歐陽君重至，湘鄉李刑部亦元亦至，刑部向黨張師，而歐陽黨李癡，偏重石濤而薄石溪。髯曰：石濤史中之司馬、子中之莊周，石溪則《漢書》《荀子》。髯于文喜班、荀，故于畫獨愛石溪耳！

曾熙 山水冊頁 25.2cm×35cm×15 水墨紙本 1927 年

由上可見，曾熙雖然晚年才開始致力繪畫并訂立畫潤，但其繪畫鑒藏卻早已開始，且頗有高見。曾熙和李瑞清都喜“四僧”，曾氏更偏愛石濤、石溪，對張大千、張善孖等門人影響至深，以至于張大千四處搜羅石濤遺作，并能精準臨摹，幾可亂真。在張大千等人的推動下，石濤等“四僧”畫價逐漸水漲船高，在某種程度上對“四僧”在民國時期走俏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

曾熙 山水冊頁 25.2cm×35cm×15 水墨紙本 1927 年

京城名畫薈萃，在曾熙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多年后他仍追憶“向在京師文雪吟同年處，見文衡山所畫，其筆法構局與所臨《輞川圖》同意，其簡筆無過大滌子”，可謂深識畫者。在京城的幾年間，與曾熙藝術往來較為頻繁者還有鄭孝胥、符子琴、楊度等。曾熙朝夕與友人品鑒書畫碑帖，構造了良好的學術探討氛圍，對其書畫鑒識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夏午詒對這段經歷印象深刻，且對曾熙評價甚高：

髯與清道人至相得，約為兄弟，朝夕龂龂論書家南北宗，又各出唐宋人畫相夸詫，髯得意時，輒聲震屋瓦。余時相過從，頗厭聞之，顧亦低徊，不忍舍之去。兩人所論，至精微且征引繁博。

曾熙 山水冊頁 25.2cm×35cm×15 水墨紙本 1927 年

好景不長，1900 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曾熙在慌亂中背負母親攜帶子女出逃京師，途中遭遇劫匪，宋拓本《瘞鶴銘》被劫去，成為終生難以釋懷之憾事。此后一直到1915 年，曾熙用十五年的時間完成了從科場到官場再到避滬鬻書等一系列的重大人生轉變，最終由一個晚清士人轉變為聞名海上的書畫名家，其書畫鑒藏的“朋友圈”也不斷擴大。這段時間，曾熙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衡陽、龍陽、長沙、北京幾個地方，而李瑞清則活動于南京、上海、北京，曾熙與圈內友人時有往來，但已是聚少離多，直到最終移居上海。1911 年曾熙赴京參加中央教育會期間，與李瑞清、譚延闿、譚澤闿、夏午詒、吳劍秋等眾好友重得歡聚，一道談論書畫創作鑒賞。會議結束后，曾、譚二人送李赴火車站，候車之余曾氏還專門臨摹《華山碑》贈予李氏。另，《譚延闿日記》1915 年12 月28 日條，除了記錄譚氏一天的日常瑣事，還涉及曾熙等好友一起進行碑帖鑒藏、書法創作與交流等諸多豐富細節。在他的日記中，一群民國文人的生活變得栩栩如生。

八時起。臨《麻姑》二紙……道士同其徒蔣國榜至，攜何蝯叟藏《史晨后碑》，蓋宋拓也……曾九屬集蘇詩，為道士題一人畫像……與曾九集蘇至十一時，乃就寢。

曾熙 都門楊柳圖 135.6cm×67.1cm 紙本設色 廣東省博物館藏

自此，曾熙書畫鑒藏的“朋友圈”實際上已經由北京轉移到上海。

三、曾熙與齊白石的交往

從齊白石《癸卯日記》來看，1903 年的5 月至7 月間，曾熙還有一段與齊白石短暫而頻繁的交往。在北京參加殿試期間，曾熙趁空閑之機頻繁拜訪沈曾植、夏午詒等諸友，而齊白石也剛剛隨夏午詒抵京，于是在夏午詒的寓所二人正式相識。當時的齊白石乃一介“草衣”之身，并沒有聞達之志，甚至對到內廷為官的建議非常排斥，一心想賣畫和印章賺點小錢，以補貼家用。因此，曾熙前來拜訪時，他私下認為曾氏是官場勢利之人，拒絕相見。當被曾熙的誠意感染后，齊白石才一改成見，真正發現曾是“風雅飽學之士” 。此后兩三個月，曾熙和齊白石頻繁走動，往還甚歡，這在齊白石的畫跋中可以窺知一二：

余前來京師，與曾農髯、李筠庵以書畫篆刻相往還為最樂，今再來，得潛庵弟能論畫更益我矣。

曾熙 小招隱館校書圖 103.5cm×26.3cm 紙本設色

《癸卯日記》中記載了齊白石和曾熙的多次書畫交流和日常應酬，二人已開始頻繁直接交往。齊白石曾多次為曾熙治印，偶有得意之作，如1903 年6 月28 日條：“又為嗣元刊印三，皆神品……未刻過嗣元。有宋某者以十金索余工筆中幅，余辭之；又以四金索一美人條幅，亦辭去。余為夏大知我偕來，重金輕情，非君子也。”從以上的語言中，我們也能看到齊白石的“另一面”，他受夏午詒邀請來京，更看重夏氏對他的提攜照顧之情，因此并未存一味借藝斂財之想。對于齊白石的贈印，曾熙也會主動以書作作為酬勞。可以說，他們同出湖湘，秉性的豁達耿直也非常相似，二人之間的交往是典型的君子之交。但由于此時曾熙尚有經世之志，而齊白石則忙于生計，加上二人行蹤尚漂泊未定，很快就天各一方，聯系也逐漸稀疏了。從目前可見的文獻記載看，甚至直到十幾年后的1919 年，曾熙與在京好友楊潛庵通信，請楊氏向齊白石代求印章并順致問候，才又可見二人的聯系。

齊君擬寄聯，尚未得句。近刻多變前法，為我乞? 一方，或名、或老髯均好。潛弟。熙頓首。閏七月八日。齊君同詢問近狀。

總之，曾熙之所以能在強手如云的民國海上藝壇迅速揚名，成為當時與吳昌碩、沈曾植、李瑞清等相抗手的書畫大家，除了天然的藝術稟賦、積年累月的藝術實踐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外，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更得益于貫穿其一生的鑒藏交游經歷。書畫鑒藏奠定了曾熙的藝術之基，練就了他去偽存真的審美鑒賞能力，對其“崇古溯源”學書觀念和審美意識的確立至關重要，而與李瑞清、吳昌碩、齊白石等書畫大家的交游則有利于曾熙拓寬藝術視野，汲取創作靈感，最終確立了其獨具個性語言的書畫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