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以“血與肉的扭結”為研究主題，在20世紀思想界“身體轉向”的背景中，通過兩條研究主線貫穿全文展開論述。其一，以培根為主線，梳理戰后英國不同時期代表性藝術家案例，通過對作品形式和觀念的分析，形成清晰的脈絡譜系。其二，以20世紀的哲學思想為主線，通過對與培根同期的哲學家翁托南·阿爾托、梅洛-龐蒂和喬治·巴塔耶等思想的研究，結合作品展開前半部分的論述，又兼及德里達、德勒茲、福柯以及梅洛-龐蒂思想的最新研究，建構起整個20世紀哲學思想中“肉身”概念的脈絡體系，及其與藝術家作品間的深刻關聯。

關鍵詞：英國戰后   血與肉   培根   肉身轉向

進入新世紀以來，弗朗西斯·培根、盧西安·弗洛伊德以及大衛·霍克尼等眾多英國藝術家的作品在拍賣市場上屢創新高：2013年11月13日，培根的作品《弗洛伊德肖像畫習作》（三聯畫）再度爆出天價，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行以1.424億美元成交，使其成為繼安迪·沃霍爾和畢加索之后價格攀升最快的藝術家。時至今日，無論談及西方戰后作品拍賣最貴，還是升值攀升最快的藝術家，都非弗蘭西斯·培根莫屬。他的藝術價值伴隨時間的沉淀，成為藝術史中非常重要的坐標。

與之相比，弗洛伊德作品的拍賣紀錄也不甘示弱，2008年5月13日，弗洛伊德的作品《沉睡的救濟金管理人》被一名歐洲收藏家在紐約以3364萬美元的天價買下，使弗洛伊德成為在世畫家里作品最昂貴的人，其打破了美國當代藝術家杰夫·昆斯《懸掛的心》于2007年創下的在世藝術家拍賣作品價2360萬美元的紀錄。而2015年5月13日，《沉睡的救濟金管理人》在紐約佳士得拍賣又再創新高，以5616.5萬美元成交。我們不禁要問，進入21世紀后,為什么是英國藝術家的作品如此受到關注？伴隨時間的流逝，他們的作品在美術史上為何呈現出越來越重要的價值？

作為歐洲大家庭的一部分，英國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既屬于歐洲文化的一部分，又面貌獨特。從地理位置看，它是一個完全獨立于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長期以來只能靠海上和空中與大陸保持著聯系。直到90年代，才建成了一條通過英吉利海峽連接英格蘭和歐洲大陸的地下隧道。長期的交通阻隔以及與外界交流的不便，久而久之形成英國民族性格中狹隘的島國意識和封閉守舊的性格，也造就了英國文化的鮮明特征。英國是現代化的領路人。“英國最早實現工業化，成為近代大工業的開路先鋒，從而把全世界推進到工業時代；英國最早實行政治變革，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樹立了樣板。這些事實促使我們去思考，一個在北海驚濤駭浪中顛簸漂浮的小島國，人口不過數千萬，國土、資源都很有限，如何會率先闖入現代文明的大門，成為現代世界的開路人？”（《英國文化模式溯源》錢乘旦，陳曉律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它的藝術又是以何種方式呈現這樣一個獨特的民族精神？

英國美術發展的特殊反應應視為歐洲美術發展的一個特殊的個案而引起重視，尤其是它經歷了近兩千年獨立發展之后，在21世紀初突然產生了一大批備受世界矚目的藝術家：弗蘭西斯·培根、盧西安·弗洛伊德、弗蘭克·奧爾巴赫、利昂·科索夫、達明·赫斯特、查普曼兄弟、馬克·奎恩、薩維爾、安尼施·卡普爾、道格拉斯·戈登、塞西莉·布朗、安東尼·米考萊夫和奈杰爾·庫克等。在20世紀世界藝術發展的大浪潮中，英國沒有過多地受到風起云涌的國際藝術流派的影響，強大的傳統力量使英國文化對外來影響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它用事實證明了一個有別于西方藝術史發展模式的成功軌跡的形成，一個具有獨特民族精神的藝術發展之路的崛起。

“血與肉的扭結”是筆者通過大量文獻資料梳理后提出的研究視角，希望能通過這樣的切入方式觸及到“戰后”英國藝術發展脈絡的深處，也許這樣的研究并不能概括戰后英國藝術的整體面貌，但或許可以幫助我們關注到英國當代藝術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而這樣的特征正是代表英國當代藝術的重要面向，使其在20世紀國際當代藝術主流的發展態勢中，建構起獨樹一幟的具有顯著民族特征的當代藝術譜系。

培根與倫敦畫派

培根所處的時代正值安迪·沃霍爾和約瑟夫·博伊斯等當代藝術風起云涌的時期，而培根的創作卻呈現了繪畫整個的力度，他被稱為20世紀最后的畫家。在1992年去世后的30年中，研究培根的著作不斷問世，正如培根所言，一個藝術家他的作品好與壞需要時間的檢驗，至少需要70年至100年后才會證明這些作品的價值。培根不僅對英國藝術產生深遠影響，成為本文研究的一條主要線索，更是對其他國家的當代藝術產生持續作用，許多裝置、觀念、行為以及影像作品的精神訴求，與培根的藝術趨向緊密相連。

作為法國后結構主義具有代表性的哲學大家吉爾·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1925—1995），在其一生的理論研究中唯一關乎繪畫藝術的著作便是《弗蘭西斯·培根：感覺的邏輯》（Francis Bacon-Logique De La Sensation）。為何在美術史眾多藝術家和作品中，德勒茲只選擇了培根作為其著作的研究對象，他要闡述什么？他將培根的繪畫概括為“感覺的邏輯”，那么這種“感覺的邏輯”又是由何而來？

弗蘭西斯·培根  弗洛伊德肖像畫習作  1969

德勒茲將培根繪畫中的形象描述為“無器官的身體”，而這一概念的提出正是對著名法國戲劇家翁托南·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中的援引。阿爾托認為“殘酷”是推到極限的一種自律，是絕對的純凈與嚴苛，它容不下一絲妥協與虛假。“殘酷”可以總結阿爾托所描述的劇場中的各種“復象”。其中包含三個層面：本體的、現象的以及倫理的。事實上，“殘酷”并不是新字眼，然而阿爾托卻賦予了其更深刻的內涵，并把它高舉為一種美學觀和生命觀。因此，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認為《劇場及其復象》是阿爾托對“現代戲劇最大膽也最深刻的宣言”，同時指出“歐洲和美洲晚近的所有嚴肅戲劇分為兩個階段——阿爾托之前和阿爾托之后”。阿爾托的影響從60年代開始顯現，他的理論在“紅色60年代”由桑塔格推介，在法國本土和英美世界產生巨大影響，促使當代哲學范式與藝術感受力呈現重要變革：梅洛-龐蒂對知覺現象學的研究，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鮑德里亞的擬真理論，福柯和德勒茲對身體概念的詮釋等。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哲學中看到對阿爾托的直接討論，以及殘酷戲劇的變體。這一背景也是本文分析英國“戰后”藝術的一條思想脈絡的主線。

1944年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培根創作了他的成名作《以耶穌受難像為基礎的人物三習作》，畫中血肉扭結的身體和辨識不清的形象，奠定了培根后期藝術創作的整體基調。他的藝術思想深受法國戲劇家安東尼·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喬治·巴塔耶“色情與欲望”等思想的影響，培根用繪畫的方式與同期哲學家思想相呼應，彰顯出時代精神的總體特征。

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作為法國著名哲學家、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知覺現象學的創始人，在20世紀思想史上第一個明確了“肉身”概念的哲學意義，描繪出這種“我們稱之為肉的東西，這一內在運作的團塊，在任何哲學中都沒有它的名稱”的內在存在，因為“它既非物質，也非精神，亦非實體，而是一切存在者所屬的共同肌理組織，其中每個身體、每個事物都僅僅作為與其他身體、其他物質的差別而出現”。“肉身”成為梅洛-龐蒂晚期哲學關注的核心問題，梅洛-龐蒂未及完成的著作《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中對“肉身”概念進行了詳細描述。肉身哲學以“世界的肉身，身體的肉身，存在”的關聯展開，以肉的綻出來呼應意義與表達難題，闡明了身體和世界的同質性特征，同時在世界之肉的基礎上，闡明自我和身體間互相交織的可逆性關系。作為與培根生活在同期的哲學家，他們共同對于肉身的關注，在繪畫和哲學領域同時展開，見證了同時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的共鳴。

喬治·戴爾是漂浮在培根生活中的黑暗天使，戴爾是培根的同性戀人，他很任性，在培根眼里他是個粗魯的人，卻代表了培根想在畫布上體現的某種力量。自從1964年認識喬治·戴爾至他自殺后很多年，培根為他畫過幾十張創作。在《三聯畫，1973年5-6月》中，培根描繪了戴爾當晚在酒店房間醉酒服用過量藥物而致死的場景，在三聯畫的左側，戴爾的身體蜷縮在馬桶上，痛苦和痙攣的狀態使其頭部埋沒并消失在深黑色的背景中，這正是薩德式的“排泄力量的沖擊性爆發”。英國青年藝術家YBA的主將達明·赫斯特的裝置作品《孤獨的寧靜，致喬治·戴爾》就是對培根這幅三聯畫的致敬。事實上赫斯特的藝術創作深受培根影響，在下文中我們會繼續分析。

與培根同時代的好友還有奧爾巴赫、科索夫和弗洛伊德，他們是“倫敦畫派”第一代藝術家的重要成員，雖然他們的作品在藝術表現形式上各異，但戰后共同關注的主題使他們的作品有著相似的精神訴求。弗洛伊德非常欣賞培根，他們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弗洛伊德繪畫因對裸體進行寫實的逼真再現而著稱，對肉體的刻畫是他非常感興趣的內容，他所探究的正是肉下腐化的靈魂，這一對肉身的深刻領悟與揭示恰恰是受到培根的影響。

奧爾巴赫和科索夫的繪畫作品以人物和倫敦風景為主，他們的繪畫通過幾十次涂抹和覆蓋形成厚厚的浮雕質感，使人物面部和身體的肉混合，凝結成塊的油料具有下滑的流動性，呈現出所描繪人物萎縮的肉身。此時的人類軀體已無法再指代任何具有歡愉和幸福的狀態，它所承載的只有最為真實的苦難與不幸。結合梅洛-龐蒂的肉身理論，本文所討論的“血與肉”的繪畫主題，并非僅僅局限在直觀的人體血肉，通過世界之肉、語言之肉和身體之肉的不同層面，奧爾巴赫和科索夫所描繪的戰后千瘡百孔咆哮而呻吟著的倫敦建筑與街道，同樣可以用肉身的概念加以剖析。肉的綻出成為我們認識世界和周圍事物的方法和新的視角。

在藝術評論家大衛·西爾維斯特看來，與前代英國藝術家相比，倫敦畫派的藝術家展現出了更為多元化的圖像控制力：鮮明的個人風格取代了單一特定的意圖，他們將當代性和寫實性有機結合，這一群體所構成的繪畫的總體特征恰好組成了這一時期英國新繪畫風格的核心思想。他們的作品既延續著英國藝術長期的現實主義和肖像畫的歷史，又形成新的趨向和特征，即“英國繪畫新精神”。

血與肉的演進與YBA

上世紀30年代，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安德烈·馬松（Andre Masson，1896—1987）與喬治·巴塔耶交往密切，巴塔耶的思想使馬松繪畫風格產生深刻轉變，馬松繪畫中的色情與死亡，暴力與欲望的母體，成為藝術中“卑賤物”（baseness）這一概念的先行者。作為超現實主義成員的戲劇理論家翁托南·阿爾托與馬松、巴塔耶在文化思想中的碰撞，構建起本文梳理培根在巴黎藝術發展萌芽期的參照。

除英國藝術家對血與肉的主題有非常鮮明的創作線索外。戰后其他國家也均有類似的主題創作，非常典型的便是維也納行動畫派（奧托·穆爾、赫曼·尼什等）藝術家以暴虐的身體藝術和行為表演著稱。他們活躍于1960年至1971年，作品大膽前衛，血腥而殘暴，充斥著動物內臟、排泄物和鮮血，充滿破壞性，觸碰到諸多社會禁忌，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備受非議。他們同樣深受阿爾托“殘酷戲劇”理論影響。

戰后，挑戰身體和心理的極限逐漸演化成行為藝術的標準模式。自50年代起，以身體為媒介進行先鋒實踐的藝術群體和創作不斷涌現。這些現象均是本文研究“血與肉”的英國藝術主題的大時代背景。60年代中期，相對火熱的行為藝術，冰冷的極少主義同時興起。極少主義深受現象學影響，他們從感知研究出發認識到人的肉身不只是客觀存在的事物，也并非科學研究的對象，而是一種體驗的永恒條件，并具有感知外在世界的結構。他們用簡約語言呈現出隱形的肉身，為我們后期分析英國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的藝術創作發展歷程埋下了伏筆。

20世紀90年代，YBA（Young British artists）青年英國藝術家的崛起震驚世界，他們的藝術血腥而殘酷，通過怪誕和聳人聽聞的藝術樣式，具有寓意和創造性的探索突破藝術的邊界，使世界再次關注英國藝術，達明·赫斯特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90年，達明·赫斯特在“冰凍”展上創作《千年》作品，將一只腐爛的牛頭放置在玻璃箱內，同時內部放置蒼蠅卵和捕蠅器。該作品極具感官刺激和視覺沖擊力，也充分呈現出達明·赫斯特后期藝術創作的整體風格。培根曾在《千年》作品展覽期間親自去參觀，他對赫斯特的創作非常欣賞。

達明·赫斯特著名的作品《生者對死者無動于衷》，裝在福爾馬林液體中的鯨魚以及其他動物裝入箱體的三段組合裝置，在視覺上與培根的三聯畫相關。培根在其伴侶喬治·戴爾自殺后創作的著名黑色《三聯畫》，促使達明·赫斯特在2006年創作裝置作品《孤獨的寧靜，致喬治·戴爾》向培根致敬，在這件三箱裝置中，戴爾的形象被赫斯特用他的動物標本“羊”所取代。他的作品都與血肉的“殘酷劇場”效應相吻合，正體現了培根精神在達明·赫斯特身上的延續。

其他YBA群體中的藝術家同樣具有類似的精神追求，馬克·奎恩（Marc Quinn）用自己4.5L冷凍血液雕塑成自己的頭像作品《Self》，將“人物肖像”變為“器官元件”的概念。他嘗試每一年抽取自己10品脫的血，把這些血液放進自己塑造的頭像中，每五年能完成一件新血液肖像。目前為止已經做了五件。奎因的其他作品也均和“肉與血”有關，他的超現實油畫系列作品《肉畫》，干脆直接拿鮮肉的原型進行超寫實繪制。

YBA群體中的珍妮·薩維爾常以自己的身體為模特兒。她從女性的視覺和感受入手，畫中的女性體格巨大，極具挑釁性。她繪制了許多雌雄同體的人、被宰割的豬肉、三聯畫的人物組合如《策略》等，這些素材和表現都呈現出培根對其深刻的影響。查普曼兄弟的作品同樣呈現血腥與肉的藝術主題，他們常對恐怖和卑賤的道德邊緣進行挑戰和探索。采用極端的方式扭曲兒童模型，并將作品命名為“悲慘的人體”。血腥和殘酷的戰爭和生活場景混合，成為他們創作風格的一貫方式。

格倫·布朗（Glenn Brown）1966年出生于英國，他的繪畫中充滿了對腐爛的“肉”的表現，無論是人物還是靜物，在布朗的畫面里都呈現著潰敗和腐化的狀態。布朗的繪畫以對美術史中經典圖像的篡改和挪用而聞名，他一直對再造和扭曲物體的原有特質感興趣。倫敦畫派奧爾巴赫的繪畫對布朗的藝術創作產生巨大影響，布朗的很多作品是以奧爾巴赫作品形式為模板進行重塑。英國藝術家對于肉的描繪的歷史傳承關系在此清晰可見。

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利用電影、影像、攝影、雕塑和文本等多種媒介進行創作，他常將經典電影和小說僅作很少的改變便可創作出全新的影像作品。《驗尸人》是這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同樣是關注身體的隱喻特征。YBA群體中還有很多藝術家關注血與肉的主題，他們的作品在90年代異軍突起，與英國政治、經濟的狀況以及美術史上下文的語境密切相關，在本文接下來的研究中會繼續梳理。

英國藝術家及其影響

當代具有極大國際聲譽的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1954年出生于印度孟買，70年代初來到英國倫敦，他的作品被視為印度和西方精神的結合。正如本文開篇所言，強大的傳統力量使英國文化對外來影響具有巨大的包容和同化作用。相比卡普爾，“倫敦畫派”成員中，奧爾巴赫和弗洛伊德原來是柏林人，科索夫是移民的兒子，培根算是愛爾蘭人。這些原本并非英國國籍的藝術家聚集在倫敦，共同構建和延續著英國的文化精神。

本文在擬定題目著手寫作之初，筆者僅是通過對培根的深入理解和對英國當代藝術的整體感受擬定了“血與肉的扭結”這樣的主題，并沒有預料到在研究卡普爾的資料時會獲得如此大的意外驚喜。2016年12月17日，卡普爾在羅馬現代藝術美術館（MARCO）舉辦大型個展，展覽主題命名為“重新詮釋肉與血”，其中24件以“重新詮釋肉與血”為主題的作品首次展出。十年之后重返意大利舉辦大型個展，卡普爾選擇用這樣的主題別有深意。首先，證明“血與肉”的主題事實上一直是卡普爾非常關注的內容，甚至可以說在他最早的創作中，對于性別和身體的隱晦表達，已經預示著未來幾十年藝術創作的走向。而本次個展，卡普爾用“重新詮釋”，說明經過多年的創作和思考，他對“血與肉”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和理解。

卡普爾善于利用材料質地本身的語言進行言說和表達，他通過硅膠和顏料混合塑造出“血肉”的生動效果，利用對粘性的血紅色蠟的切割和運動創作出《自我生成》《向角落射擊》《我的紅色故鄉》《為深愛太陽而起的交響樂》等經典的系列作品。而后期震撼人心的大型裝置作品《瑪耳緒阿斯》《奇異單細胞生物的截面體》以及《利維坦》等巨大的PVC皮，拉伸或放氣都成為其作品實現的主要方式。當然這些材料只是更好地呈現卡普爾精神思想的物質載體，縱觀卡普爾藝術發展的歷程，他幾十年來所關注的主題事實上是一脈相承的。從他早期利用各種顏色的粉末制作的小型立方體極簡主義裝置開始，男女性別的差異和身體的幾何形體表征就已經植入他的作品中，而后期《當我懷孕時》墻壁上微微突起的鼓包，以及《圣托馬斯的疑惑》在墻體上簡單劃開的小口。卡普爾運用極簡主義的創作方式，賦予了冰冷的墻體以人的溫度，這些含糊不清的意義指向，構成卡普爾整體藝術創作發展的主要特征。通過對卡普爾的深入分析，進一步為本文的研究確立了合理依據。

年輕一代的英國藝術家群體中同樣清晰地延續著“血與肉”主題的脈絡傳承關系。塞西莉·布朗（Cecily Brown）是國際當紅的英國女畫家，1969年出生于英國倫敦，她是著名理論家大衛·西爾維斯特的女兒，西爾維斯特是戰后英國藝術理論家，也是培根訪談錄的作者，受其父親的影響，布朗將顏料等同于肉，用坦然直接的激情書寫畫面，“性與肉”始終是布朗表現的主題，作品運用狂放的筆法與刷痕的劇烈扭動，使交合的人物與背景融合且無法分辨彼此。畫面激蕩并充盈著無限濃郁的肉欲，綻放著女性的恣意。

安東尼·米考萊夫（Anthony Micallef）1975年出生于英國，被稱為目前英國最有前途的年輕藝術家之一，“繼續傳遞奧爾巴赫的火炬”的人。米考萊夫的作品深受培根、奧爾巴赫和科索夫等人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喜歡看逐漸變成暴力與色情的迪斯尼影片”，作為“70后”出生的藝術家，已經與“倫敦畫派”關注和感興趣的內容完全不同，但從米考萊夫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關注的血與肉的主題上，仍能清晰地看到與前代藝術家創作的深刻關聯。米考萊夫最近引發爭議的一件事是將唐納德·特朗普的頭像繪制在煙盒上，作為他對政治的諷刺，總統的臉正好畫在煙盒健康警告的文字上“吸煙殺人”。這一作品被用于華盛頓特區的女性游行和抗議游行中的L.A中。煙盒中紅色和淺黃色的幾何背景，加之前面的黑色邊框，配上米考萊夫的三種扭曲的特朗普頭像造型，在繪畫的呈現方式和表現手法上與培根的三聯畫如出一轍，而特蘭普頭像的處理方式，又在培根的技法上加入了奧爾巴赫和科索夫對肉體刻畫的筆法。

奈杰爾·庫克（Nigel Cooke）1973年生于英國，他是英國最受關注的藝術家之一，被評論界稱為“后多伊格”一代，英國新繪畫的領軍人物。其最新作品與塞西莉·布朗的繪畫有很多相似之處，使我們能清晰感受到英國藝術家之間的互相影響和傳承關系。

上文梳理的這些英國藝術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持續影響：如羅馬尼亞藝術家艾德里安·格尼（Adrian Ghenie），作品中的人物面部像得了橡皮病一樣，容貌常被詆毀，其深受培根繪畫的影響，作品語言又呈現新的拓展。德國青年藝術家馬爾特·布倫斯（Malte Bruns），作品多以新媒體形式呈現，肢解身體局部進行自由組合，呈現新的視覺沖擊力，內容以雕塑裝置為主，營造的氛圍類似科幻電影中可怕的地牢，無生命般恐怖的頭部和軀干同時吸引和擊退觀眾，作品的場域空間設置，成為對“殘酷劇場”新的詮釋方式。意大利藝術家瓦內薩·比克羅夫特（Vanessa Beecroft）以大型概念表演而聞名。2007年她的作品《VB61》在“第52屆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模特躺在一張巨大畫布上靜止不動，任由紅色涂料潑灑在身體的任何部位。模特們仿佛倒斃在血泊中，這個景象類似屠場，血腥與死亡的氣息彌漫，表演過程給人以強烈的感官刺激和心靈震撼，這一作品與維也納行動畫派尼特西的行為藝術有某些內在相似性。

培根以及“戰后”英國藝術家的作品在上世紀80年代末傳入中國，影響了一大批中國藝術家的創作。曾梵志圍繞日常生活中的“肉”創作出最早的“協和醫院”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后期整個創作歷程的基調。從“協和醫院”一路走來，到“肉”系列，再到“面具”后的“肖像”甚至是“抽象風景”，“血與肉”的呈現主題成為曾梵志揭示社會現實和表達自我的脈絡主線。他的作品深受英國藝術家的影響，早期作品中明顯看到培根的影子。除曾梵志外，受培根影響的藝術家還有尹朝陽、周春芽和劉煒等。而劉曉東等一大批寫實藝術家均深受弗洛伊德的影響。英國藝術對中國的影響還涉及到上世紀90年代末的行為藝術實踐，其中最為典型的是1999年初，吳美純、邱志杰在北京策劃“后感性：異形與妄想”，首次出現用尸體為材料的作品，這些藝術現象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國YBA藝術的影響。

?萊昂·科索夫  Kilburn地鐵站外面  1976

后現代與肉身的語義

血與肉的主題，事實上與20世紀初以來的各階段的哲學思潮有著緊密的關聯，“身體”作為戰后以來非常重要的核心議題，是本書得以展開和討論的時代背景。身體是多重意義的符號，隱藏在社會、政治和歷史等各個領域。20世紀以來，眾多哲學家聚焦“身體”概念：快感、欲望、力比多和無意識等形成“身體”之下的各種分支主題。從讓-保羅·薩特、梅洛-龐蒂、喬治·巴塔耶、雅克·德里達、讓·鮑德里亞、米歇爾·福柯、羅蘭·巴特到弗·詹姆遜、巴赫金、吉爾·德勒茲以及伊格爾頓等，他們的理論思想開始越來越清晰地梳理“身體”的形象及其意義。二元論的身體與靈魂的觀念和蔑視身體的傳統思想逐漸式微，身體成為無法忽視的物質實體浮現在理論視域。這些思想共同影響和建構著當代藝術的創作。

戰后，身體藝術占據了當代藝術中很重要的位置，當代藝術創作、理論和批評聚焦身體問題，身體在表演藝術、行為藝術、極少主義和觀念藝術的表達中與其他藝術形式相互交錯，同時與性別、階級和種族等問題交匯在一起，呈現人類對“肉身”更深入的思考。作為“戰后”藝術家，培根和弗洛伊德及本文提到的眾多英國藝術家，他們憑借著敏銳的洞察力，通過對身體與“肉”的詮釋，深刻觸及到后現代藝術的重要議題。

20世紀60年代，德里達正式宣稱“殘酷戲劇”即“再現的終結”（closure of representation），他以闡釋阿爾托的“殘酷戲劇”文本為起點，用“延異”（différance）概念重新解構從古典至現代以“再現”為指歸的西方哲學和美學傳統，為后現代文化的興起提供了理論依據。時至今日，德里達對阿爾托文本的精細解讀幾乎無人能出其右，他引用阿爾托《血肉之軀的立場》和《戲劇及其復象》精彩的論述，闡釋書寫與差異的關系，利用阿爾托通過大寫血肉之軀來獲取生命決定性知識的訴求，論述被劫持的言語對血肉之軀的閃避。

1972年，在《反俄狄浦斯，資本主義和精神分裂癥》中，德勒茲與加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用身體對抗體制的方式。他們通過反對和推翻弗洛伊德建立在父權社會體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結，從阿爾托“殘酷劇場”的理論基礎上推衍出精神分裂的分析理論，指明用根莖狀的繁殖與再生模式替代弗洛伊德樹狀模式的社會形態，由此得以推翻任何形式的集權統治，構建更加自由的生存狀態。

70年代末，繼阿爾托、巴塔耶和梅洛-龐蒂后，德里達關于“在場”與“形而上學”理論成為闡釋身體藝術的關鍵。無疑，翁托南·阿爾托的思想對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德里達沿著阿爾托的理論軌跡探索聲音、身體、言語、寫作甚至整個“文明”自身的崩潰中衍生出解構主義理論。他將阿爾托“殘酷劇場”中的“尖叫”重新還原給身體，質疑言語和藝術最初的根源與它們具體化的體現。受德里達思想的影響，作為以身體為核心的行為藝術實踐很容易被界定為“在場”的形而上學，使身體的“在場”超越一切符號、象征和寓意的渴望，直接介入事物的本質。70至80年代，鮑德里亞利用對“再現的終結”之后的后現代文化圖景進行解碼，發掘其中的秘密竟然是“擬真”。“擬真”才是再現戲劇的真正終結，它比“殘酷戲劇”更加“殘酷”，因為“殘酷戲劇”僅是企圖以“身體、暴力和鮮血”的極端方式與生命產生密切關聯，而當下的時代卻連真切的“殘酷”都已被消滅，“擬真”獲得了操控一切的權力。“殘酷戲劇”的符號被后現代流行文化盜用，空留下身體、感官和場面等外在形式的軀殼，卻拋棄了其精神的實質，這正是“殘酷戲劇”的后現代“擬像”。鮑德里亞指出，“擬真”的超真實主義貌似作為“總體戲劇”的殘酷戲劇呈現。其實質卻是數碼科技交互模式所制造的“偉大的參與性節慶”。

1981年，德勒茲選擇弗蘭西斯·培根血與肉的繪畫作品，闡釋了反抗一切體制束縛的身體理論，他進一步提出阿爾托式的“無器官的身體”概念。可見，自90年代后當代藝術理論與實踐再次轉向“身體”并非偶然，這一轉向預示著作為“肉身”的真實感受終于打破了后現代主義階段屏蔽現實的仿真圖像，使人們可以再次觸摸到一個真實、可感的人性化世界。在培根的繪畫中，我可以探尋到阿爾托“殘酷戲劇”以及“無器官的身體”理論在德勒茲思想中的延續。

從80年代末開始，西方當代藝術理論與實踐再次轉向反美學的身體藝術，變態的、殘缺的、破碎的、丑陋不堪的和不完美的身體充溢于當代藝術中，藝術作品致力于表現人性的本能、身體與生命的脆弱。20世紀下半葉哲學家米歇爾·福柯通過對人類思想歷史進行考察，以身體為中心建立新的“譜系學”研究方法，用“被規訓的身體”確立其理論的視野。

90年代，鮑德里亞開始尖銳的批評“擬真”的當代藝術，并正式呼吁“忘卻阿爾托”。其所說的“忘卻”事實上是為了真正的銘記，作為后現代理論家，鮑德里亞對后現代文化開始做進一步的反思，其證明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悖反式關聯，也揭示了向美學現代性和文化回歸的可能。

在培根的繪畫中，我們可以窺見到梅洛-龐蒂的“肉”和巴塔耶的“色情與死亡”；可以感受到在尼采建構的“力”的世界中和“權力意志”的作用下，海德格爾、德里達以及德勒茲對前述哲學家思想的繼承與延展；還可以看到尼采的繼承（懷疑論者）巴塔耶、拉康與福柯對身體的關注。

培根生于1909年，梅洛-龐蒂生于1908年，他的繪畫與他的思想見證了同時代人的精神共鳴，時至今日，“肉身”概念是梅洛-龐蒂后期思想的核心問題已是眾所公認的事實。而他于1961年突然辭世而未及完成的《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成為深深的遺憾。關于“肉身”，梅洛-龐蒂未能將思想完整地展開便與世長辭，如何把握其思想的全貌，明確其哲學訴求，并在延續其思想方法的基礎上推演開來，成為后續學者不斷探尋的方向。而對梅洛-龐蒂“肉身”理論新近學術的持續關注，也成為我們解讀培根以及戰后英國藝術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

眾多學者聚焦梅洛-龐蒂的思想理論，無論他們持支持觀點還是否定態度，均無法否認“肉身”已然成為后現代以來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議題：弗蘭克、德里達以及南希從不同角度對“身體與肉身”進行討論；亨利受基督教影響提出“肉身哲學”；讓-呂克·南希用“肉身”闡述“‘自我身體’哲學”。一些批評的聲音也異常尖銳：德里達反對將肉身之名授予在本質上既無身體（Leib），也與其自身毫無關系和接觸的事物本質及體驗方式；薩特提出在梅洛-龐蒂那里，那些相互矛盾的真理從來不會彼此爭斗，沒有阻斷運動的風險，也不會引起分裂；利奧塔指出，梅洛-龐蒂傾向于為追求“和諧”（consonances）而刻意忽略“不和諧”（dissonances）。“肉身”概念超出了此前由梅洛-龐蒂在法國哲學及現象學界發起的討論，重新回到了哲學辯論的中心。后續學者為我們提供了從不同領域、不同角度對梅洛-龐蒂思想的解讀。其中當代著名的梅洛-龐蒂研究學者莫羅·卡波內教授最新的著作《圖像的肉身：梅洛-龐蒂在繪畫與電影之間的思考》，極具代表性，卡波內教授從“可見性”（visibility）出發來闡釋與理解肉身，并將其作為理解梅洛-龐蒂哲學創新性的關鍵點，這從理論本身的歷史與相關研究發展的角度來看具有啟示意義。

無論是針對數字技術革命還是全球化進程，梅洛-龐蒂的“肉身”概念作為一種一切存在者共同的肌理組織，以差異為基礎的關系存在，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思考和命名“圖像時代”諸多的變化。值得思考的是，本文以“血與肉”的扭結為主題，以培根為線索梳理戰后英國藝術，但對于當今所有的藝術家和作品而言，無論展現的是可見的“肉身”還是不可見的世界之肉，所有藝術形式：繪畫、裝置、影像及行為藝術，能真正做到“在場”觀看的觀眾總是有限的，在擬像與仿真的世界，在讀圖時代的語境中，藝術近乎失去了“在場”的陣地，所有藝術最終都將被轉變成圖像并在“擬像”網絡中傳播。由此，本章節中，眾多學者在梅洛-龐蒂“肉身”概念的基礎上展開對“圖像肉身”的討論，不失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啟示和延展，如果說“哲學研究的不是別的，只是關系，在關系之中研究，并且以關系為目的。它是世界肉身的共鳴點”。藝術家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用作品展示這種關系，無論訴諸血肉的肉身形式，還是探索隱匿的肉身，或介入“擬像”的肉身，都將是藝術探究人類在世界存在關系的有益方式。

結語

本文以“血與肉的扭結”為研究主題，在20世紀思想界“身體轉向”的背景中，通過兩條研究主線貫穿全文展開論述。其一，以培根為主線，結合血與肉的主題，梳理戰后英國不同時期代表性藝術家案例，通過對作品形式和觀念的分析，形成清晰的脈絡譜系。其二，以20世紀的哲學思想為主線，通過對與培根同期的哲學家：翁托南·阿爾托、梅洛-龐蒂和喬治·巴塔耶等思想的研究，結合作品展開前半部分的論述，并與本書第四章節中后現代哲學家思想觀點進行回應：德里達、德勒茲、福柯以及梅洛-龐蒂思想的最新研究，建構起整個20世紀哲學思想中“肉身”概念的脈絡體系，及其與藝術家作品間的深刻關聯。

本文的研究具有三方面的意義，其一，可以視為對培根個案研究的一種獨特的解讀視角，通過對其作品的深入分析并詳細梳理受培根影響的一系列當代藝術家的創作和精神依托，從逆向性的視角確立培根在美術史中的重要價值。其二，本書將戰后英國藝術的研究定位在20世紀“身體轉向”的哲學背景中，以培根和“血與肉”的線索將英國藝術與時代思想緊密結合，不失為研究戰后英國藝術的一種獨特而有效的方法。其三，20世紀下半葉以來，身體藝術在當代藝術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身體問題成為當代藝術創作與理論批評的重要議題，其在行為藝術、表演藝術、極少藝術與觀念藝術中廣泛運用，又與種族、階級、性別、身份等問題交纏，形成錯綜復雜的樣貌。本文對戰后英國藝術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深入理解這些哲學思想的脈絡關聯提供一個絕佳的范本。

（原文發表在《美術觀察》2019年第12期，經作者授權轉載。）

作者簡介

范 曉 楠

清華大學博士，中央美術學院博士后，天津美術學院副教授。中國批評家年會學術委員，藝術評論人，策展人，主要研究領域為當代藝術思潮和視覺文化研究，著有《景觀社會的圖像：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歐洲繪畫研究》《肉與血的紐結：培根與戰后英國藝術研究》；另有“堅守與更新：中國當代藝術進入平庸時代”，“疾病的隱喻：歐洲當代繪畫研究”，“被劇場性腐化的感性：論雕塑在當代藝術語境中的契機”等30余篇評論文章發表在《美術》《美術觀察》《世界美術》《雕塑》等國內外核心刊物。獨立策劃多場學術展覽，自2014年以來作為國際、國內多個大型藝術展覽學術主持，為中國當代藝術提供學術理論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