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博物館因閉館而遭受的損失，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多家博物館館長組成的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宣布將放開對于博物館收入使用的限制，在一定的條件下，博物館的捐贈基金可以用于日常運營。這一舉措能夠緩解一些博物館所面臨的危機，但另一方面，不少博物館在擁有高額基金的情況下仍進行大規模裁員，這讓受到影響的員工感到憤怒，并引發對于博物館捐贈基金用途的探討。

藝術博物館館長協會（Association of Art Museum Directors，簡稱AAMD）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博物館館長組成，該協會成立于1916年，于1969年成為專業機構。協會目前有220名成員，來自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芝加哥藝術博物館等重要機構。協會旨在通過“促進專業實踐標準，推動教育，為博物館倡議”來支持其成員為藝術博物館做出更多貢獻。協會的政策均由其成員共同制定。

隨著新冠疫情的發展，AAMD已經批準了一系列決議，確保協會在今后兩年內不會懲罰博物館動用慈善基金或捐贈來支付運營方面的費用。

在近日通過的決議中，該協會還表示，他們不會對那些將出售藝術品所獲收益用于維護其永久藏品的博物館或館長進行制裁。通常情況下，AAMD的指導原則要求博物館出售藝術品的收益用于新的藝術品收購。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庫房

“挪用”收益：危機中的無奈之舉

通常，博物館所持有的捐贈基金或信托基金的收入只能用于藝術品收購、保護或研究，此外，捐贈人可以將捐贈限制在某項特定目的上。將這筆錢用于維持一個博物館的運營，就可能導致AAMD對該博物館的制裁，或者在協會中對博物館館長進行譴責、停職或開除。

但如今，在衛生緊急狀態下，博物館的門票、零售與其他收入在閉館后逐漸干涸，AAMD的成員正共同面臨多項危機。與新冠疫情有關的金融市場動蕩則加劇了這一狀況，侵蝕了捐贈基金的價值，使募款陷入未卜，甚至威脅到了一些博物館的生存。

“準確地規劃未來是不可能的，而收入的獲得已經中斷，未來慈善捐贈將如何都不得而知，因此，AAMD有必要邁出一步，為藝術博物館提供一些額外的財政支持，”協會主席、美國圣路易斯藝術博物館館長布倫特·本杰明（Brent Benjamin）說道。

協會承認他們缺乏缺乏允許改變開支的權利：與州法律相關的障礙以及捐贈者施加的限制仍然可能阻止博物館重新分配來自捐贈的收入，并將其用于維持運營。 “然而，我們希望這些決議會成為對捐助者或相關法律當局的肯定，鼓勵他們允許暫時不受限制地使用這些資金。”AAMD在一份聲明中說道。

AAMD表示，如果捐贈人基于某項目的向博物館進行捐贈，并且意在讓博物館使用這筆本金，而不只是投資該基金所產生的收益，那么博物館可以在捐贈人的同意下將這筆基金用于一般開銷。他們聲稱，協會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那就是，從藝術品脫手中獲得的收益不應用于一般運營費用。但是現在，根據協會的說法，如今這樣的收益可以用于支持博物館藏品的維護，而不會受到譴責。要實現這一點，該機構應該具有董事會批準的政策，概述哪些費用用于藏品維護，而且該政策必須對公眾開放。

“這并不是鼓勵出售藝術品，”本杰明重申道。“我們已經意識到當下危機的嚴峻性以及許多機構的金融急需，”AAMD執行總監克里斯汀·阿南諾斯（Christine Anagnos）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與此同時，無論是捐贈款項的本金還是構成一座博物館館藏的藝術本身，我們都需要保護重要財產，留待將來使用。我們的這些決議在短期需求與長期堅持的價值觀之間去的了平衡，我們期望每一家執行這些決策的機構都能好好地實行。”

在許多情況下，博物館將不得不訴諸法庭或向其所在州的司法部長請愿，以獲得臨時許可，重新分配資金。這在短期內可能面臨困難，因為許多民事法庭已經暫停了不必要的運作，以響應“就地避難”的命令和保持社交距離的要求。

大都會空蕩蕩的展廳

事實上，早在三月底，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已經向整個博物館業發出信號，表示他們計劃使用其36億美元的捐贈基金，來支付開銷。即便如此，考慮到收入損失與籌款困難，博物館方仍然擔心調用基金也無法解決所有問題。

“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危機，它具有全球性的影響，并且伴隨著我們每天的生活不斷發生變化。”本杰明說道，“一方面，目前沒有明確的時間表確定流感大流行何時結束，經濟何時重新開始增長，人們的生活何時恢復正常。另一方面，藝術博物館通常會提前數月或數年來規劃他們的展覽和活動，其中就包括預測每項活動的成本和籌款需求。”

裁員與降薪：引發爭議的背后

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及認為博物館資金用于何處最恰當，本杰明回答道，“我們當然希望，在博物館所能支持的事情中，其中一項是繼續雇傭其員工。”目前，許多博物館已經開始裁員和休假，以應對可能出現的預算短缺。

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4月10日，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館長理查德·阿姆斯特朗（Richard Armstrong）宣布正在進行員工停職與降薪，315名員工中92名被停職，年收入超過8萬美元的員工將被降薪。和美國許多其他藝術機構一樣，古根海姆在一個月前閉館。阿姆斯特朗在聲明中表示，閉館期間的收入預計將減少1000萬美元。古根海姆期望在7月重新開館，“古根海姆希望能夠在博物館重新開館后召回被停職的員工”，但是“考慮到疫情的不確定性，能否如期開館還很難說。”

本月早些時候，同樣位于紐約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宣布解雇76名員工，這些員工主要來自游客服務系統，而在閉館期間，他們不可能繼續提供服務工作。館長亞當·溫伯格（Adam Weinberg）表示，到這個財政年年底，博物館收入預計將減少700萬美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也表示自己正在計劃裁員。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解雇了其自由公教人員。此外，舊金山當代藝術博物館、馬薩諸塞州藝術博物館、匹茲堡卡內基博物館、新當代藝術博物館藝術機構等也紛紛進行裁員或停職，以回應疫情危機帶來的收入損失。

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

和解雇公教人員的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相比，新當代藝術博物館為呆在家里的員工帶來了一絲希望，他們發起線上公教項目，確保員工在家也能工作。“這向其他博物館傳遞了有力的信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教人員說道。

新當代藝術博物館

然而，這樣的信息并不能給所有人帶來安慰。一些機構能夠在積攢大額捐贈的同時，仍然毫不留情地解雇他們的員工，這樣的矛盾令人困惑。考慮到古根海姆博物館高達8500萬美元的捐贈基金，該館的一名工會成員斥責其解雇員工的決定是“道德敗壞”。博物館資產上那一長串冷酷的“零”讓那些或許無法領到薪水的員工感到不解。新冠疫情凸顯出各行各業的貧富差距，而在文化行業中，脆弱的藝術行業員工要求得到解釋。

眼下的危機或許提供了這樣的機會：透明地審視機構的融資方式、捐贈基金的用途和限制。捐贈的悖論在于，它們的主要功能不是消耗，而是增長。詹姆斯敦和約克鎮藝術基金會（Jamestown-Yorktown Foundation）的主席克里斯蒂·科爾曼（Christy Coleman）解釋道，“捐贈基金是一個資金池，博物館用它的利息來完成某些項目，它的限制表明你不能動用本金，只能花費利息。”此外，由于疫情的未來方向并不明朗，捐贈基金的價值可能會持續縮水，而博物館的收入也在降低。

大都會的通訊事務主任干事肯尼斯·魏內（Kenneth Weine）則形容捐贈基金是“跨代際的饋贈 ”，是一項長期的財富。“通過這筆基金，一個時代的捐贈者可以確保機構的使命永遠地持續下去。”以大都會為例，“幾乎我們所做的一半工作——大小展覽、免費學生參觀、學術作品發全球科學研究——都由我們的捐贈支持，這是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慢慢積累的。”

因此，相較于期望用捐贈基金來避免裁員，各個博物館仍在呼吁國家給予補助。“我們都身處危機之中，”大都會館長丹尼爾·魏斯說道，“我們仍然期望國會能夠在未來向備受打擊的藝術與文化組織提供援助。”

至于裁員引發的爭議，科爾曼等人認為，這是消除博物館領導層與員工之間隔閡的時機，眼下的局面迫使人們去思考，身為機構一份子的每一個個體，都面臨怎樣的責任與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