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st Keith Haring paints a mural 

on a wall at Clarkson St. and Seventh 

Ave. in Manhattan on August 20, 1987.

Photo by Mark

Hinjosa/Newsday

RM via Getty Images.

回首發生在2015年的最近一次藝術市場泡沫，我不禁對藝術家和藝術界如羔羊般懦弱和溫順的態度感到憤慨。時興的“低卡路里”藝術操作簡易，和預先切片的吐司面包如出一轍。面對這種“低卡”藝術的熱心籠絡，藝術界似乎毫無抗拒之心。

無論是佩斯畫廊（Pace Gallery）與杰斯（Jay-Z）、現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Modern Art）與蒂爾達·斯文頓（Tilda Swinton）、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MOCA Los Angeles）與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的合作，還是洛杉磯科恩畫廊（Cohen Gallery）中的希安·拉博夫（Shia LaBeouf）、邁阿密海灘巴塞爾藝術展上的麥莉·賽勒斯（Miley Cyrus）以及佩斯畫廊中的詹姆斯·弗蘭科（James Franco），這種類型的跨界噱頭數不勝數。近來，參與藝術界活動似乎成為了一枚提升文化層次、彰顯社會地位的勛章，證明了你手握高端消費的入場券。

只需打開任何一本生活或時尚雜志，你便可找到關于巴塞爾藝術展邁阿密海灘展會的文章。它們追蹤著展會貴賓的聚會和晚宴，對 Lady Gaga 和艾力士·羅德里奎茲（Alex Rodriguez）等出席者的穿著品頭論足。然而，這些表演和行為不過只是純粹的舞臺表演罷了——當然，為了顯示“認真嚴肅”的對待藝術的態度，他們對衣著的班門弄斧另當別論。這種商業化的行為成為了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的延伸，由好萊塢和華爾街為我們量身打造。

Still from Beyoncé and Jay-Z's "Apeshit" music video.

畫廊主們在這場造勢中也難辭其咎，應對構建和參與藝術博覽會之類的商業活動負責。盡管他們一向矢口否認，但畫廊主實際上已逐步轉變為倒賣藝術的營銷商人。他們將大量的時間花在建立和保護自己的品牌上，然后將這些品牌精準地投入所有可能的市場——無論是中國、印度、迪拜還是俄羅斯。達到這個目的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便是運用全球的藝術博覽會網絡。

也許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早在1989年末就以最簡潔的方式探討了這個問題。當時他寫道：“露天開采之于自然，便是藝術市場之于文化。”寫完的第二年，藝術市場就全線崩潰，陷入了長達15年的大蕭條。直到2005年，印象派、現當代藝術品的價格才恢復到1990年前的水平。近來，收藏藝術似乎成為了一枚提升文化層次、彰顯社會地位的勛章，證明你屬于消費得起高端商品的階層。但是，如果我們撇開創造藝術的最初動機不談，只關注藝術本身，那么在 Jay-Z、詹姆斯·弗蘭科和上述其他的例子中，藝術和金錢實際上完成了某種角色的互換：金錢通過轉化為藝術變得“神圣”，而藝術則通過轉化為金錢變得“平凡”。

我希望，我在這里闡述的態度并非是公然的精英主義論調，而你也不會認為，體現智慧、潛心探究的特殊品格——即我們的好奇心——應是曲高和寡的精英品質。如今，通過美來尋找意義，或是通過意義來尋找美都顯得愈發重要，因為日常的平庸和對藝術的兜售，讓我們的生活日趨丑陋。當追求約翰·濟慈（John Keats）筆下的真理與美的理念變得無關緊要的那一天，我們所有人便都可以閉嘴，各自回到原始的洞穴中去了。

1980年代，當我逐漸成熟、開始關注智性時，邊緣和中心的對立概念以及與之相對的替代模型在思想界曾被廣泛討論，超過了今日對這些理論的關注。在這場討論中，人們提出了一種橫向（數字）的文化范式。與既有的模式不同，這種文化范式呼吁無盡延展的平行機會。如今，藝術界正繼續適應這種橫向的轉變。但在＃MeToo、COVID-19 時代，以及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斷侵蝕我們對民主潛力信念的情況下，強調一些關鍵因素，從而擺脫以斯溫頓（Swinton）、拉博夫（LaBeouf）為代表的犬儒主義冷漠，似乎很有必要。與此同時，面對必然十分漫長而痛苦的經濟復蘇，我們也需要表示恰到好處的關切。

Pierre-Auguste Renoir, A Girl with a 

Watering Can, 1876, oil on canvas

39 2/5 × 28 7/10 in, 100 × 73 cm.

Courtesy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在1970年代末期和整個80年代，紐約市的藝術和文化達到了創造力的頂峰。尤其是因為租金低廉、畫廊空間充裕，策展人和新興藝術家們無需花費大量金錢（或任何金錢），即可在相同的空間內彼此互動。這些條件造成了經濟學家所謂的“低準入門檻”（low barriers to entry）。這意味著，參與文化經濟的唯一要求就是極富創造力。由于在嚴重蕭條的經濟中沒有成本限制的因素，大量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涌入紐約，富有創造性和趣味性作品涌現的機會也隨之大幅提升。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東村（East Village）藝術圈便是這場藝術風潮最為生動的見證。

1970年代的石油沖擊、隨之而來的去工業化以及紐約經濟的不景氣，使這座城市陷入了嚴重的社會與經濟衰退。大批的失業潮、嚴重的財政危機以及房地產的極度蕭條席卷了整個紐約。與此同時，巨大的社會動蕩也伴隨著這個時代。整個美國在身份和社會價值認同上出現了明顯的裂痕，而紐約的問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尖銳。這一切聽起來似曾相識？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同樣也是這些因素創造了新的環境，使藝術家可以聚集在同一社區中，支付極為低廉的租金。因此，藝術家們不必再從事第二份工作來維持生計，而可以完全專注于自己的藝術創作。從長遠來看，影響整個經濟的可怕低迷時期對創造力而言卻十分有利。

Jean-Michel Basquiat, Untitled, 1981, 

Acrylic and mixed media on canvas

81 × 69 1/4 in, 205.7 × 175.9 cm.

? 2012 Jean-Michel

Basquiat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藝術是對生活的想象。它是如此熾熱與強烈，最終融入我們的生活，成為我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若我們只關注聒噪的職業生涯、快速的名利雙收，放縱于五花八門的藥物，聲色犬馬、曠費時日、只思賺錢，沉湎于響亮而空洞的笑聲，那么我們很可能會忽視藝術的這種關鍵力量。這樣下去，除了我們的內心世界之外，身邊的一切都會變得黯淡，而無論何種藝術都見證了這一事實。當我們在這個冷漠而虛榮的世界中真的遇到偉大的藝術時，似乎有什么東西敲醒了我們，并在我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所有藝術都應追求這一點：引導我們對世界有新的認識。

簡而言之，藝術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便是幫助我們生活。藝術家創造了一個世界，而我們總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向它尋求幫助，以至于終有一天，如若沒有藝術家的想象力和情感，我們將無法構想我們的生活。藝術是想象力與現實之間的關鍵接口，它讓我們的生活更加深刻與廣闊。我們必須相信這種創造力。我知道，我對此堅信不疑。我的身上一定有什么讓我不斷想要前行，但愿你也和我一樣想要繼續下去，而創造藝術便是相信生活會繼續。分享對過去的批判，嘗試去描述和評估當下——這一切都意味著對未來的堅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