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的六分半書

清代殿試朝考，特重書法，以書法的好壞為去取標準，當時稱為“館閣體”，有所謂“烏、光、方，三項要求：“烏”是黑，“光”是光潔干凈，‘方”是端方整齊。這種字體千篇一律，缺少生趣，缺少變化， 大大降低了書法的藝術價值。雍（正）乾（隆）之際，畫家“揚州八怪’中的金冬心、鄭板橋、李復堂等，不滿意這種字體，于是別尋途徑，獨創風格，造成了當時指為不足為訓的“怪字”。其中鄭板橋人稱詩書畫三絕，尤以蘭竹最著名。

鄭燮 《行書墨蘭苦茗七言聯》

紙本行書 165×31cm×2 1738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鄭板橋的書法，本來是學黃山谷的，后來參以“八分”（有挑腳的隸書），再加入蘭竹筆意，就建立了前無古人的自己的書派。因楷書成分多，八分的成分少，另有少許蘭竹成分，所以自稱“六分半書”。他的字多在橫里用力，這正是山谷家法。結體多帶扁，轉折處喜用蹲筆，按得較重，有時看去象蘇東坡，而比東坡瘦硬活潑。他特別講究行款，不是一行行垂直寫下，而是有偏有正，有大有小，有寬有窄，但看去卻是一氣呵成，并不顯得東倒西歪，這是他的本領。不過他也有他的缺點，一是墨多于筆，他的作品遠看仿佛一簇簇墨點，這是采用八分取法不高所致。他采用的是明代鄭谷口（簋）一路的八分，而不是漢代的八分，只看附圖第一行“閑”字，就可見一斑。其次他跟明末許多書家一樣，有愛寫古字的習氣，如圖里的“曹”、“壽”、“晉”等字，未免過于矜奇立異。

鄭板橋是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照例進士朝考及格即點翰林，他可能因書法不合規格而外放知縣。知縣在縣里是最高的地方官，可是見了無論哪一個上級官，都要遵守下屬禮節磕頭請安，而縣級以上一層層上級官又多到不可勝計，所以知縣又有“磕頭蟲”的稱號。他中了進士，滿以為一點翰林，就可過清高華貴的生活，不料筆下不爭氣，非但不能平步青云，反而做了個逢官低一級的磕頭蟲，他的一肚子牢騷不平，不言可喻。在他常用的“十年縣令”、“七品官耳”兩方圖章里，可以看出正是借以發泄牢騷；就是他的六分半書，也正是對當時的士大夫群和流行的館閣體書派的一種諷刺，這是無可置疑的。

金冬心的 《 漆書 》

清初的“揚州八怪’，都以沖破古人藩籬，自成一派的畫法馳名當世；八家中金冬心和鄭板橋兼以獨辟蹊徑的書法馳騁書林，鄭板橋的“六分半書”前已介紹過，現在來談談金冬心的“漆書”。

金冬心，名農，生于康熙二十六年，比鄭板橋大六歲。板橋是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最后做了十年山東濰縣知縣；冬心則是個布衣，僅于乾隆元年被地方官吏舉薦博學鴻詞科到過一次北京，晚年旅居揚州，專靠書畫生活。板橋喜歡與販夫走卒周旋，而極端鄙視豪門顯宦，嬉笑怒罵，玩世不恭，冬心則喜歡接近當時的高僧名士，食貧茹苦，奔走四方，在詩文里時時流露出世想法。至于書法方面，他倆的取徑和造詣也各有不同。板橋是用隸書筆法寫的楷書，冬心是用楷書筆法寫的隸書，兩人都能沖破一切傳統規律，表現出他們的創造精神。但他倆雖同是古人的叛徒，而板橋的怪怪得近乎纖巧，冬心的怪怪得拙樸古茂，從來學纖巧易，學古拙難，纖巧易惹人愛，古拙就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所以后世學鄭板橋字的不乏其人，而學金冬心字的則可以說絕無僅有。

金農《漆書記沈周敘事軸》

紙本 1740年作 縱115厘米 橫35.5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金冬心的書法淵源，在他的 《 冬心觀銘 》 自序里說：“石文自‘五鳳石刻’，下至漢唐（‘唐’可能是‘隸’之誤）八分（有挑腳的隸書）之流別，心摹手追，私謂得其神骨。… … ”可見他的書法是從“隸”、“分“入手，而且下過很深功夫。又在《冬心印識 》 序里說：“余近得‘國山’（禪國山碑）‘天發神讖’兩碑，字法奇古，截毫端作擘窠大字。… … ”所以自稱“漆書”。所謂“漆書”，是說他的字象漆工用漆帚刷字，這樣米南宮說自己的字是“刷字”一樣意義。我覺得這樣說是符合實際的，試看他的字，無論點畫撇捺，筆筆都是方的，連轉折處也方得象用木片搭起來的樣子，這跟漆帚順勢刷成而不加描填筆意的字有什么兩樣！再說他自己就說把筆尖剪去了寫大字，毛筆把筆尖剪去，不是變成圓的刷子了嗎！

金冬心對用墨特別講究，他用的墨都是親自監工定制的，所以他的字沒有一幅不是鳥黑得跟黑漆一樣。我想這可能是他為了使“漆書”的稱謂更加名副其實，所以才這樣做的吧 ！

劉石庵自創一格

清代乾（隆）嘉（慶）之際，翁方綱 （正三）、劉墉（石庵）、梁同書（山舟 》 、王文治（夢樓）并享書法盛名，當時人稱“翁劉梁王”。其實論書法藝術的成就，應推劉石庵為最高，翁、梁、王三人都比不上他。

劉石庵的字，表面圓圓的，軟軟的，仿佛紙上堆著一團團棉花球，細看卻骨絡分明，內涵剛勁。徐珂的 《 清稗類鈔 》 里對劉石庵的評價說：“世之談書法者，輒謂其肉多少。不知其書之佳妙，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確是的論，而非隨便推崇。

劉的書法，初學趙孟頫（子昂），后學董其昌（玄宰 ） ，可是在他的作品里，一點看不出趙或董的跡象，所以他又是一個善學前賢而不受前賢奴役的人，正跟與他齊名的翁方綱相反。翁的書法工力不是不深，可是他寫了一輩子的 《 化度寺碑 》 ，始終跳不出大歐（歐陽詢）的“拘束寒儉”的小圈子。戈仙舟是劉的門人，翁的女婿。有一次戈拿劉的作品向翁請教，翁說：“你去問問你老師，他的筆下哪一筆是古人？" 戈把這話告訴了劉石庵，劉笑著對戈說：“我寫的是自己的字。你也去請問令岳，他的筆下哪一筆是自己？”他們的話針鋒相對，好象彼此在開玩笑，可是他倆的不同性格，只憑這兩句話已暴露無遺。一個刻意學古，亦步亦趨；一個自我作古，獨往獨來。不必見到作品，誰優誰劣，已判然若揭。

劉墉《行書東坡游記》

鏡心 1797年作

水墨團花箋本 91×178cm

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慎伯）說：“劉石庵對客寫字時，執筆用“龍睛法”，筆管不動；而在家里寫字，不論大小，都是轉管疾書，筆管隨著指頭前后左右，旋轉飛動，仿佛獅子滾球那樣，轉動得快時，甚至筆管會從手里掉下來。（見 《 藝舟雙楫 》 ：記兩棒師語）包世臣和劉是同時人，他的話或許可靠。不過寫字就寫字，為什么要人前一套、人后一套？這說明象劉石庵那樣大名鼎鼎的書家，知道自己的執筆法不是正宗，為了維持書名，不得不用“龍睛法”裝點門面。可見自來書本或口頭相傳的書訣、筆法等，可能有不少跟劉石庵的“龍睛法”一樣，實際并不是這么一回事。

勤學苦練的何紹基

在清代書法家里，何紹基（子貞）是咸豐，同治年間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書法對后人起著很大影響，近百年來，凡是學顏字而想抄捷徑的，不是學錢灃（南園），就是學他。錢的顏字刻板滯重，不及何的靈動姿媚，所以學何的人要比學錢的人多。

他早年專習北碑，自己說“于北碑無不習，而南人簡札（二王以下各種法帖）不甚留意”。特別對北魏的 《 張黑女志 》 下過很大苦功。他到三十八歲中進士后，才開始習顏字，所以他寫的顏字，帶有北碑氣息。據說他用的筆是毛筆中最軟的雞毫，執筆用“龍眼”法，五指環列，虎口正圓，平平的攢在筆管頂端，高懸肘腕，使全身力量從肩背達肘部，從臂肘達腕指，再從筆管頂端下達筆尖，指、腕、肘、肩成平形弧線。這樣執筆，無疑地是十分吃力的，寫不了幾個字，一定就會氣喘手顫，背酸肩痛。然而他在初習顫字的時候，就這樣肘腕高懸的臨寫，每天規定寫五百字，每字象飯碗那么大，而且他還能這樣執筆寫小楷，可見其工力之深。盡管有些人批評他這樣執筆是“魔道”，但他的這種不畏艱苦的精神，還是值得佩服的。

何紹基 行書手札

他自己又說：“余學書從篆、分（有挑腳的隸書）入手。”他早年的篆書，分書不可得見，不知寫得怎樣？據他的孫子何維樸在 《 衡方碑 》 跋尾里說：“咸豐戊午，先大父年六十，在濟南濼源書院始習八分書，東京碑（漢碑）次第臨寫，自立課程。庚申歸湘，主講城南，隸課仍無間斷，而于 《 禮器 》 《 張遷 》 用功尤深，各臨百通。… … ”在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印行的 《 何臨漢碑十種 》 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戊午除夕至己未元旦，一晚上就臨完一通 《 孔和碑 》 ，庚申元旦一天臨完一通 《 西狹頌 》 ，其它幾種也差不多都是一天一通。他死于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年七十五歲，從六十歲起學八分書，至少寫了十年以上，就算中間因故間斷，不能每天臨池，根據他的書寫速度，所臨漢碑也當不下二三千遍，這樣長時期的勤學苦練，至老衰，確非常人所及。

這里所附的手寫 《 易林 》 墨跡，是他回故鄉后所寫的，那時他正六十二歲，全文二千二百多字，他具款里說：“庚申閏三月四日至九日”，這就是說六天里寫了二千二百多字，平均每夭寫三百到四百字。這本冊子，不是臨古之作，而是自運機杼，從頭至尾，神融筆暢，天機洋溢，一氣呵成。結構間架，全用漢法，所以無一字無來歷，而筆法氣韻，全是自己家數，所以又無一字是古人。打個比方就是他把自己的衣服穿在古人身上，而不是把古人的衣服硬剝下來裝扮自己，這是他的善學古人之處，也正是他的真本領。

趙之謙書法的新評價

在晚清同治、光緒年間，趙之謙（撝叔）是一位異軍突起的藝術大師：金石書畫，考據目錄，無不精能，尤其在書畫篆刻方面創立了自己的流派。后來的吳昌碩、齊白石等，都曾直接間接受到他的影響。可是在他生前身后，別人對他的書法造詣，一向就毀譽參半：低毀他的說他盜名欺世，恭維他的說他前無古人。我說拿他的書法來說，既能開宗立派，必然有他的獨到之處，何況任何一個大家的作品，都不會十全十美，一無缺點，要從大醇小疵的角度上來作評價，方不失之偏激。一般對他的毀譽，大都從個人愛憎出發，那是不足以服人的。

他本來是學顏字的，后來讀到包世臣“鉤捺抵送，萬毫齊力”的理論，因包是推崇北碑的，所以改學北碑，再參以鄧石如的篆分筆法，就建立了自己的“顏底魏面”的書派。

包世臣的所謂“萬毫齊力”，指筆毛平鋪在筆畫中間，筆鋒永遠不偏側，這樣就叫“中鋒”。趙之謙就是遵守了這個法則寫字的，所以無論篆、分、真、行，筆筆中鋒，此其一。他篆書學鄧石如而與鄧異，八分寫漢碑而與漢碑異，真書學顏真卿，學北碑而與一般寫顏寫北碑者異，此其二。他的分書里有篆書筆意，真書里有分書筆意，四體書能打成一片，分不出彼此，此其三。總之，他的字里處處都有個“我”字在著，這就是他的不可及處，也正是他的開宗立派的本錢。

?趙之謙《楷書心成頌》

他的分書和真書的撇捺，都是用力撅出，象用杠桿撬東西，這是鄧石如的習氣，他采用了而且把它夸張了，形成武術基本功里的“飛腳”樣子，顯得粗獷，不夠安詳。附圖里這幅字，是他四十六歲所書，正是他用功的時候，這一點特別顯著；到晚年這習氣就漸次減削，可惜還役有到爐火純青的階段他就死了。這是他的缺點。另一個缺點是他的字寫得婀娜多姿，甚至到了妖形怪狀的程度。關于這一點，從前董其昌論畫說：“當于熟中求生。”近人符鐵年引董的話，批評趙字說：“撝叔之書，恐正坐（因為）太熟之過。”可謂一語破的。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特別提出，那就是北碑多方筆；但他起筆全用搭鋒（順著下筆），不用折鋒（逆著下筆）。因此他的字盡管筆筆中鋒，而看去仿佛都是偏鋒橫掃。后來學他的人，不懂得這竅門，只是側著筆橫掃，好好一個趙撝叔，被這些人塑造成一副丑陋不堪的臉型。康有為在他的 《 書鏡 》 里曾說，“今天下多言北碑，而盡為靡靡之音，則撝叔之罪也。”明明是學他的人學壞了，卻毫無理由地歸罪于他，撝叔地下有知，定當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