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雕印版畫，始于唐代佛畫。佛畫雕印入宋漸盛。北宋中葉——其題材擴大到世俗人物，中葉以后更出現山水內容。就版畫的類別言，最初多佛經扉圖和單葉佛畫，繼而出現大幅掛軸和長卷，然后又出現扇面、屏風、貼壁印紙和祛邪印紙、神祃以及篇幅較多的經卷插圖。雕印版畫風行北宋一代，其盛況實出人意外。現主要根據有紀年的實物和可以考定年代的文獻記錄，簡述其大略，借以祝賀以版印圖畫聞名的北京榮寶齋新記三十五周年。

一

唐五代佛畫，有紀年可考的，以英人斯坦因劫自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唐咸通九年（868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前祇樹給孤獨園釋迦說法扉畫為最早。其次有后晉開運四年（947年）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雕印的單葉《大慈大悲救苦觀世音菩薩像》、《大圣毗沙門天王像》和大約同時雕印的《四十八愿阿彌陀佛》《圣觀自在菩薩像》《大圣文殊師利菩薩像》《大圣普賢菩薩像》《地藏菩薩像》。這類單葉佛畫，也都出自敦煌藏經洞。敦煌藏經洞還出有也是五代雕印的中心為無量壽佛像的單葉梵文《無量壽陀羅尼經咒》和中心為觀音像的梵文《圣觀自在菩薩轉滅罪陀羅尼經咒》。這種附有雕像的單葉《陀羅尼咒經》，四川成都、陜西西安、安徽無為、江蘇鎮江等地的晚唐墓葬中，都曾發現。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咸通九年（868 年）刊印

鎮江發現的《陀羅尼咒經》雕像生動，并著彩色，有可能是吳越地區的產品。五代雕印版畫最盛的地點是吳越，吳越王錢弘俶時期（947—978年）曾大量雕印佛畫，據現知資料已有：1. 浙江吳興、安徽無為等地曾發現后周顯德三年（956 年）錢弘俶印造前附釋迦在摩伽陀國無垢園扉畫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據經前刊記，知當時“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2. 浙江紹興出土吳越金涂塔內，發現乙丑歲（宋乾德三年，965年）錢俶印造前附扉畫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據所附刊記，知當時“敬造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3. 浙江杭州雷峰塔塔磚中，發現己亥歲（宋開寶八年，975 年）錢俶印造前附扉畫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該經刊記亦云：“錢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4. 雷峰塔塔磚中，還發現丙子歲（宋太平興國元年，976 年）王承益印造的寶塔圖卷。5. 據北京圖書館藏宋紹興刻本《心賦注》，知杭州靈隱寺僧延壽于甲戌歲（宋開寶七年，974 年）用絹素印造二十四應觀音像二萬本。又該僧于975 年以前，還曾親手刷印彌陀塔圖十四萬本。從以上資料，可知唐五代和吳越雕印的版畫有與經文相應的扉畫、各種單葉附有雕像的陀羅尼和佛像（包括菩薩、天王），還有塔圖。總之，其內容皆是佛畫；而大量雕印這類佛畫的地點，五代以來即以吳越最為突出。所以，宋太平興國三年（978 年）錢俶歸宋之后，越、杭二州即成為北宋初期雕印版畫的重要地區。

二

自北宋太祖迄真宗時期（960—1022 年），除上述吳越歸宋前的版畫資料外，現知較重要的有紀年的版畫，有以下四事：1. 日本京都清涼寺藏日僧奝然于雍熙三年（986 年）自宋攜歸的栴檀佛像，該像腹內裝藏品中有單葉印本佛畫四件，其中以《彌勒菩薩像》一紙最為珍貴。畫像外緣繞五股一匝；中央為彌勒菩薩坐于上置蓮臺的束腰高座上；像上方設寶蓋，其兩側有升降飛天；像下方正中置山石奉輪寶，兩側各立一執拂子的盛裝女供養人；最下有流云一列；像右側刊沙門仲休贊語；像左側有刊記云：“甲申歲十月丁丑朔十五日辛卯雕印普施，永充供養。”此甲申歲，即雍熙元年（984 年）；像右上隅刊“待詔高文進畫”，高文進善繪慈氏，太宗朝“號為兼備曹吳采墨，是名小高待詔”，其筆意，神宗時尚“為翰林畫工之宗”（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三七《書土星畫》）；像左上隅刊“越州僧知禮雕”，知鏤板者，系吳越舊僧。

《彌勒菩薩像》甲申歲（雍熙元年，984 年）刊

2、3. 江蘇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發現真珠舍利寶幢一座，幢內藏有咸平四年（1001 年）刊《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和景德二年（1005 年）刊梵文《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各一紙。前者中心雕隨求菩薩坐蓮座上，繞像列漢文經咒作輪狀，四隅置四天王像，左右緣各刊雕印人題名一行。后者，梵文經咒中間雕熾盛光佛和九曜星神與十二宮星座，左右緣雕二十八宿和二護法力士，上緣雕五股和纏枝花一列。兩紙刊記皆置于咒文下方。咸平四年經咒的刊記末云：“杭州趙宗霸開。”知此經咒亦雕印于舊吳越地區。

梵文《佛說普遍光明焰鬘清凈熾盛思惟如意寶印心無能勝惣持大明王大隨求陀羅尼經咒》，北宋景德二年（1005 年）刊

4. 敦煌藏經洞亦出有雕印的單葉《陀羅尼經咒》多種，最精致的一件，是斯坦因劫去的有太平興國五年（980 年）刊記和“王文沼雕板”字樣的梵文《大隨求陀羅尼經咒》。該印本分內院與外郭兩部分。內院中心為隨求菩薩變相坐像，繞像環列梵文經咒作輪狀，其下承以蓮座，蓮座兩側各一護持龍王像，再下為刊記。輪狀經咒四隅雕嬉、鬘、歌、舞四供養菩薩種子。外郭線雕香、華、燈、涂四供養菩薩種子和金、寶、法、業四波羅蜜菩薩種子以及四天王像，各種子間、種子與天王間，皆界以五股。此件雖屬敦煌同類印本中的上乘，內容亦較復雜，但雕繪古拙，遠不如上述雍熙、咸平版畫生動流暢。據現存資料，可以推測10 世紀后半迄11 世紀初，北宋雕印版畫的主要題材，仍是佛畫，但其內容與技藝都較五代有較大的提高。當時著名畫家繪制版畫底本，應是一重要事例，因為這種精致的、“永充供養”的單葉佛畫，很容易，也很可能發展成被人們懸掛的供品。《陀羅尼經咒》印本復雜化，有的版心竟高達44.5 厘米，如咸平四年刊《大隨求陀羅尼經咒》，說明這類單葉佛畫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重視。北宋初期佛教密宗還有不小的影響，版畫資料也可提供一定的物證。

三

仁宗迄哲宗時期（1023—1100 年）是北宋版畫大發展的階段。佛經扉畫不僅刊印俱精，內容也日趨繁縟。山東莘縣宋塔出有一批慶歷二年（1042 年）迄熙寧元年（1068 年）、二年杭州晏家和杭州錢家雕印的《妙法蓮華經》。經前扉畫不僅與經文內容密切配合，并明確標出與該經卷數相應的“變相第×”，如“大宋嘉祐五年（1060 年）庚子正月杭州錢家……雕印”的《妙法蓮華經》卷四，經文前的扉畫榜題即刊有“妙法蓮華經變相卷第四”字樣。扉畫與經文配合，還出現了將畫面界成若干小幅，分別雕出與經文相應的新形式。如“大宋慶歷二年壬午歲正月杭州晏家”雕印的《妙法蓮華經》卷六扉畫，該畫各個小幅的榜題中，刊出簡單的內容說明，如“歌唄贊嘆”“布漆功德”“畫地作佛”“聚沙為塔”“彩畫佛像”等。

《妙法蓮華經》北宋嘉祐五年（1060 年）刊印，梵?裝

單葉佛畫題材增多。熙寧中（1068—1077 年）郭若虛撰《圖畫見聞志》卷三記仁宗繪天臺宗尊為高祖的龍樹菩薩并鏤板印施事：“仁宗皇帝天資穎悟，圣藝神奇，遇興援毫，超逾庶品。伏聞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喪明之始，上親畫龍樹菩薩，命待詔傳模鏤板印施。”按《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七〇記：“皇祐三年（1051 年），春正月乙丑，（仁宗）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問疾……（三月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乃即主堂易服，坐俟小斂訖，再拜奠哭，輟視朝五日。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因知仁宗作畫與命鏤板印施，應俱在皇祐三年三月以前。這種皇帝所繪鏤板印施的單葉佛畫，估計被裝裱成掛軸的可能性更大。

事實上，元豐中（1078—1085年）釋文瑩撰《玉壺清話》即有明確記錄長沙佛寺懸掛印本觀音像軸事：“長沙北禪（寺）經堂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卷四五引）受業于曾鞏、黃庭堅的陳師道曾撰文贊李公麟觀音像印本，《后山先生集》卷一七《觀音菩薩畫贊》：“龍眠居士李公麟畫觀音像，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以趺坐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大通禪師刻版以施學者。”長沙并非版畫發達的地點，已可印造掛軸，而且懸掛于佛寺；佛寺僧人也可印造觀音施奉學人，這些事例皆可說明，這時的版畫工藝在推廣流傳方面有了新的發展。 

自仁宗中期起，版畫的更大發展是盛行刊刻世俗的內容。《圖畫見聞志》卷六記：“景祐初元（1034 年），上敕待詔高克明等圖畫三朝盛德之事，人物才及寸余，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焉，命學士李淑等編次序贊之，凡一百事，為十卷，名《三朝訓鑒圖》。圖成，復令傳摹鏤板印染，頒賜大臣及近上宗室。”王明清紹熙甲寅（五年，1194年）所撰《揮麈后錄》，其卷一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板禁中條亦記此事，并謂哲宗登極時（1086 年）曾重印此圖：“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奭、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跡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寶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仗為《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待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為精妙，述事于左，令傅姆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板于禁中。元豐末，哲宗以九歲登極，或有以其事啟于宣仁圣烈皇后者，亦命取板摹印，仿此為帝學之權輿，分賜近臣及館殿。時大父亦預其賜，明清家因有之。”《三朝寶訓》“凡一百事，為十卷”和《鹵簿圖》三十卷，均屬巨制；“人物才及寸余，宮殿山川鑾輿儀衛咸備”，可見布局之巧密；“鏤板印染”即著彩版畫。布局巧密且又填色的十卷人物長卷和三十卷的郊祀儀仗，都是我國版畫史上的空前杰作。

至于“鏤板禁中”的具體地點，不論是翰林院的書藝、圖書局，或是少府監屬下的文思院，都是專為皇室服務的機構，因而才有條件產生這樣的突出作品；由于皇室掌握一批鏤板印染的能工巧匠，所以才出現一再頒賜臣下以舊板新印或另雕新板的版畫的事跡，沈括《補筆談》卷三即有記神宗印賜鐘馗像一例云：“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鐘馗……熙寧五年（1072年），上令畫工摹拓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11世紀后期，出現民間刊印人物版畫的記錄，《宋名臣言行錄》載：“司馬溫公歿（按卒于元祐元年〔1086 年〕九月），京師民畫其像，刻印而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永樂大典》卷一八二二二引）刻印司馬光像出售，“有致富者”，可見人物版畫的盛行，至少在當時的汴京如此。 

民間雕印版畫不僅刊造佛畫、世俗人物畫，而且更創新意，雕印山水扇面和《列女圖》屏風，《圖畫見聞志》卷二記：“僧楚安，蜀人，善畫山水，點綴甚細，每畫一扇，上安姑蘇臺或滕王閣，千山萬水，盡在目前。今蜀扇面印板，是其遺范。”米芾《畫史》記：“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愷之）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三寸余人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大約出現屏風版畫的同時，也出現了“印板水紙”。蘇軾曾盛贊蒲永升畫水，因附記當時有印板水紙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六〇《書蒲永升畫后》：“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洼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于毫厘間耳。”此種印板水紙，約作貼壁厭火用，明末清初人周亮工《因樹屋書影》卷四考其事云：“相傳人家粘畫水多能厭火，故古剎壁上多畫水，常州太平寺佛殿后壁上有徐友畫水……趙州柏林寺有吳道子畫水，在殿壁后，至今猶存。吾梁（按亮工祥符人）人家無貴賤好粘趙州印板水，照墻上無一家不畫水者。”

四

徽宗時期（1101—1125 年）民間雕印版畫日益發展。大觀二年（1108 年）被水湮沒的鉅鹿城址，曾出土不少版畫雕版。已發表的有羅漢像雕版，馮志青鑒定的“免三災真言雕版”，仕女立像雕版和蠶姑像雕版。羅漢像雕版線條粗細兼用，造型生動。“免三災真言雕版”，既雕佛像，又雕道家符箓，其印本可能是隨身攜帶的祛邪物。仕女立像雕版原畫內容不詳，從殘版的尺寸——長59.1 厘米、寬15.3 厘米估計，其完整印本應是貼掛的立幅。蠶姑像雕版長26.4 厘米、寬13.8 厘米，版上部雕帷幔，帷幔下并坐三女神像，像左側榜題內刊“三姑置蠶大吉”，右側榜題內刊“收千斤百兩大吉”，知是蠶姑神祃雕版。北宋邢州鉅鹿郡貢絹，其地蠶絲業盛，因而出現業絲者供奉的蠶姑印紙。民間雕印版畫在當時并不繁盛的鉅鹿縣城，竟出現如此眾多的內容，可以推測北宋晚期版畫工藝已達到較為普遍發展的程度。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藏和北宋《開寶藏》版面相似的宋太宗《御制秘藏詮》卷一三殘卷，殘卷中插有四幅山水版畫。殘卷卷末有補印的“邵明印”三字、“皇宋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日畢莊主僧福滋……”等施經木記，可知此宋刻《御制秘藏詮》卷一三，系大觀二年據以前舊版刷印。問題是四幅山水版畫的雕造，與《御制秘藏詮》文字版面為同時，抑是以后所補入？反復細審，四幅插圖版與《御制秘藏詮》的文字版不同：（1）插圖版版心低于文字版版心，且上下有界格，文字版無界格；（2）插圖版刻線整齊清晰，接近初印，文字版刊風古拙，且多斷筆處，顯系印自舊版。因此，似可作如下推斷：哈佛所藏《御制秘藏詮》卷一三的文字版為太宗晚期所雕造，而其中的四幅版畫插圖很可能是或接近于大觀二年僧福滋等施經刷印舊版時所新增。四幅版畫插圖皆以大面積山水為背景，其間各于不甚顯著的位置安排高僅寸許左右的人物活動，其內容皆以一位高僧為主體，或在廬中，或坐蔭下，或處水畔，或居山間，以接受來謁僧俗的問訊，并為之作講解的圖像。其取意大約是突出對太宗御撰《秘藏詮》的詮釋，以和《御制秘藏詮》正文之下附有大量的雙行箋注相應。插圖雖與《御制秘藏詮》的文字內容聯系不多，卻和廣為傳播《御制秘藏詮》一事大有關系，故作為該書插圖，分別布置于正文之內。附載于佛書的版畫，從扉畫進而演化出書中插圖，其內容從以佛和菩薩的形象為主，發展到突出世間僧俗和山水，這是傳統悠久的版印佛畫的重大變化。

?《御制秘藏詮》北宋至道元年至二年（995—996 年）編入《開寶藏》并刊板，大觀二年（1108 年）印經院印本

北宋晚期版印插圖也逐漸出現于需要附圖的印本書籍之中。崇寧二年（1103 年）乞令鏤板的《營造法式》和政和六年（1116 年）刊正的《政和新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等書的插圖，大約都已改繪圖為版畫。關于北宋印本書籍附有版畫問題，別詳拙稿《北宋時期的雕印手工業》，此不多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