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梅斯是倫勃朗最有才華的學生之一。近期，在英國國家美術館（ 因疫情影響已于3月18日起閉館）舉辦的展覽“尼古拉斯·梅斯：荷蘭黃金時代的大師”是英國第一個致力于梅斯的展覽，通過梅斯的近50幅畫作，展現他是如何擺脫倫勃朗對他影響最大的歷史場景與圣經場景描繪，轉向日后最被追捧的日常生活場景繪畫和肖像畫作。從仆人居住區的非法活動到上流社會的肖像，梅斯捕捉了荷蘭黃金時代樓上樓下的生活。

梅斯在1650年代繪畫的年輕女子，將肘部放在窗臺的靠墊上，手托住下巴，正在冥想，看起來她比勒內·笛卡爾（RenéDescartes）還要早幾年得到相同的結論：“我思故我在。” 梅斯的代表作《窗邊的女孩（Girl at a Window）》展現了女子被固體物所包圍。木制的窗框被摒棄了，而是以透視的方式向我們展示這一景象，明亮的杏子凸顯出腐爛的石膏和磚頭。然而，當那個女孩正在思考物理世界時，黑色的空隙在她身后開了。 她所能確定的只是意識的洞穴，我思故我在。

尼古拉斯·梅斯, 《窗邊的女孩（Girl at a Window ）》，約1653－1655

尼古拉斯·梅斯（Nicolaes Maes）是荷蘭黃金時代謙遜的現實主義的開創者，這也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藝術風格之一。他出生在多德雷赫特，是一個繁榮的商人的兒子。大約在1648年，年輕的梅斯搬到了阿姆斯特丹，在倫勃朗（Rembrandt）的指導下學習繪畫。

尼古拉斯·梅斯, 《基督祝福兒童（Christ blessing the Children）》, 1652-1653年

在那兒，梅斯學會了繪畫“歷史”，主要是描繪圣經或神話中的故事。雖然他對光影的精通掌握源于他在倫勃朗工作室的學徒生涯，但他很快發展了自己的風格。其對室內空間的實驗以及他不尋常的家庭場景描繪似乎帶有道德寓意，也帶有幽默感。這些日常生活的場景作品影響了許多同時代的畫家，如彼德·德·霍奇（Pieter de Hooch）和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等。同時，梅斯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繪制了900多幅肖像，使他的風格適應了17世紀下半葉的高級時裝和裝飾。

尼古拉斯·梅斯, 《竊聽者（The Eavesdropper）》

在這個安靜而迷人的展覽中，這些畫作奠定了他同時代的畫家維米爾會提煉的元素——在房間里工作的婦女、家庭的奧秘、秘密的目光。梅斯拉開了私人領域的帷幕。在系列作品“竊聽者”中的一幅里，一位偷聽者正偷聽著我們的家庭秘密，并對著我們微笑。這的確是真實的，圖像的正面有一個窗簾桿，綠色的絲綢窗簾被部分拉回了一半。梅斯認為，普通的荷蘭中產階級家庭擁有像任何劇院一樣豐富的隱藏戲劇。

到1670年代，維米爾（Vermeer）和彼德·德·霍奇（Pieter de Hooch）會將這種日常的陰謀藝術帶入到精致的、發光的高度，但是梅斯正在繪制新的領域。 這使我們進入了他的世界。 傳統鑒賞家不屑一顧地稱呼那些作品為日常生活畫作。但幾乎在他的每一個場景中都有一張詳細的地圖。這些墻壁裝飾大部分都展示了荷蘭引以為傲的地理位置，包括從北海所獲得的海岸線。這些無所不在的地圖類似于梅斯自己的藝術。 正如制圖師繪制外部世界一樣，他正在發現內部世界。

尼古拉斯·梅斯, 《正在縫紉的年輕女子（Young Woman Sewing）》, 1655年

就像地圖上標有“這里是怪物”的區域一樣，他對荷蘭房屋的精確記錄也充滿了神秘色彩。在他的熱門主題“竊聽者”的另一個版本中，一位女性正站在螺旋樓梯的底部，她的手指在唇邊，安靜地看著你。在她的左邊是一張地圖，在柔和的光線下隱約可見。在一只熟睡的貓的上方，是她投射到墻上的陰影。在她的下方，樓梯的另一側，一個仆人用燈照亮了地窖，抓到了在里幽會的情侶。

這件《地下室丑聞》的畫面看起來有點像倫勃朗的風格，在籠罩的黑暗中全是紅色和黃色。 這不是巧合。 梅斯是倫勃朗的學生。問題是，他和倫勃朗的其他學生一樣，在神秘化圣經或描繪黑暗方面無法接近他的老師。梅斯的《打瞌睡的老婦人》是倫勃朗作品《媽媽》的平庸版本。除了他對牧羊人的崇拜外，他的宗教場景作品相對沉悶。

尼古拉斯·梅斯, 《兩個在窗邊的女人（Two Women at a Window）》，約1656年

展覽展示了梅斯通過現實主義的描繪克服了倫勃朗對其的壓倒性影響。畢竟，這是科學革命，也是荷蘭全球貿易的時代。《帳戶管理員》展示了一個女人在分類帳本時睡著了。她的上方懸掛著世界地圖。她是否正在為對印度或日本感興趣的商人做書？梅斯描繪的大房子肯定是這些商人的房子。他那生動逼真的肖像畫作品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Jan de Reus的肖像。

尼古拉斯·梅斯，《竊聽者（The Eavesdropper）》， 1656年

讓梅斯成為一個粗糙的唯物主義者可能會很誘人。他向荷蘭精英提供了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是，這次展覽揭示了他的深處。 他的日常生活場景繪畫是一部小說或無聲電影，將我們帶入每個人都在監視其他人的房屋內。這些內部裝飾絕不是荷蘭資本主義的自滿慶祝，而是憂心忡忡的。竊聽者停在樓梯的底部。在她之上，這些步伐變成了不確定性。她陷入了心靈與現實之間，她在黑暗中聆聽。我是間諜，所以我在這里。

尼古拉斯·梅斯, 《The Old Lacemaker 》，約1656年。

尼古拉斯·梅斯，《Portrait of an Unknown Family》，1670-167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