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普利策克建筑獎（以下簡稱普獎）頒給了來自愛爾蘭的格拉夫頓建筑事務所的兩位合伙人伊馮·法瑞爾、謝瑞·麥克納馬拉。作為全球建筑設計領域的最高獎項，它既是建筑師個人的至高榮譽，也從側面說明評論界對某國建筑設計水平的認可，會給獲獎者甚至頒獎者帶來學術和經濟利益。

正是因為普獎牽扯專業、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價值判斷和利益糾葛，因此每次普獎公布不僅有掌聲，也一定會伴隨爭議。而對于格拉夫頓此次獲獎而言，最大的亮點（或者說爭議）來自于二人的女性性別，這是她們區別于往屆多數獲獎者的最突出標簽。正如頒獎詞中所說，她們的獲獎證明了女性在這個一直由男性所主宰的領域內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同時，專業主義者認為，她們的作品擲地有聲，這是建筑學的勝利；而懷疑論者則開始計算普獎贊助方與獲獎者所在國的經濟利益。

而筆者希望從“專業成長”與“獲獎歷程”兩種視角出發，來考察格拉夫頓為什么會獲得普獎——女性身份？專業能力？社交手腕？文化背景？可能都是，也可能都不是。

事實上，給格拉夫頓貼上女性標簽和刻意拋棄女性標簽實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以這種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格拉夫頓獲獎正是女性建筑師處于弱勢地位的最真實寫照。這就像爭議者有意將“學術經營”與“專業實踐”撕裂一樣，“時而厚黑，時而純真”的專業價值觀所映射出的也是想出人頭地者的普遍焦慮。

所以說，如果除了“洞悉專業風向”“關心偶像封神”“用自己三觀解釋世界”“看哪些利益相關者從中變現”以外，我們還能以另外狀態去關注普獎的話，那筆者希望這種狀態是：用足夠的勇氣和智力去面對這個“既非童話也非叢林”的建筑世界。

【最著名的作品】

“對城市開放”的米蘭博科尼大學主樓

在做出各種價值判斷之前，我還是想回過頭來看看這家用所在街道起名的愛爾蘭建筑事務所（事務所位于都柏林格拉夫頓街97號）。在1978年成立之初，公司有五位合伙人，分別是伊馮·法瑞爾、謝瑞·麥克納馬拉、莎·克萊瑞、弗蘭克·霍以及托尼·墨菲。其中伊馮和謝瑞是大學本科同學，也是最好的朋友，這保證了她們的合作得以持續。

1991年伊馮和謝瑞與其他一群年輕建筑師組成了一個叫91建筑師的建筑團體。他們因為1991年“創造一條現代街道”的提案而聚在一起。在那之后，這個建筑小組又獲得了都柏林當地城開集團的委托，介入了圣殿酒吧區塊的更新改造。當時都柏林即將在1992年度成為歐洲文化之都，因此打算拆除這片街區以興建新的客運綜合體。但一位頗具文化素養和投資魄力的開發商決定用民間資本去打造一個能夠盈利且有文化特色的街區（類似于上海新天地），這才使得整個倉庫街區免除了被拆遷的命運。

從圖紙可以看出，她們用意大利式的黑白圖底標注了地塊內的公共空間，并且進行了一系列小而豐富的城市介入。1994年，同樣是在91建筑師的框架下，格拉夫頓還實施了一個集資住宅項目。從這些早期的從業經歷，我們不難看出她們非常積極于社會活動，同時又關注具體的城市環境。

1994到1996年間，她們完成了一個重要的設計作品——都柏林圣三一學院機械工程系館。也正是這個作品讓她們得到了專業評論界的關注。但就項目本身而言，圣三一學院是一個典型的位于城市中心的老校區（類似于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由于歷史原因，基地里其實有一系列建于不同年代且互不協調的老建筑。而格拉夫頓的策略是用一系列低調的建筑體量去縫合沖突的格局。

當年已經頗具影響力的肯尼思·弗蘭普頓為其撰寫了評論文章，并出版于1999年的第一本專輯。

從圖紙中不難看出，該方案拓展了老建筑的空間，避讓了兩棵需要保護的樹木，并且在街角創造了充分服務于地基但又不失自身獨立性格的新建筑。對于專業工作者，建筑師對于天光和承重柱的細部處理也同樣精彩。在這個早期作品里，我們看到了建筑師肯于放棄藝術表現欲望，充分解決環境歷史遺留問題，同時又不懼怕技術挑戰的專業性格。

2008年，格拉夫頓完成了到目前為止最著名的作品：米蘭博科尼大學主樓。這個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對城市開放”，伊馮曾不無感性地說她能想象一個小女孩兒從大街上直接走進大學校園。而這種敘述其實也非常符合歐洲文科大學喜歡用開放和親民來展示校園精神的習慣性做法。因為無論是接受私人捐贈還是納稅人撥款，這都是一個正確的與城市相處的態度。

從建筑與城市關系的專業角度，對城市開放可謂老生常談，真正的難度在于如何說服投資者和使用者讓出部分空間使用權。可即便并不高深，所有其他競賽方案仍然選擇只在對齊關系上呼應周邊，而從未將城市空間使用權作為探討的重點。當年的競賽評委弗蘭普頓除了對格拉夫頓的城市處理贊賞有加之外，這幾乎成了中標的關鍵。

回到建筑層面，博科尼大學主樓的設計品質也非常扎實，可謂集現代主義設計手法之大成。人們在報告廳的等候處再次看到了科林羅的“現象透明”，在報告廳天光處再次看到了保羅·魯道夫式的剖面操作，在首層城市空間中再次看到了麗娜·柏·巴蒂式的底層架空。另外建筑師還特地采用了倫巴第當地的灰色石材。

正是由于突出的專業品質，2009年的歐洲建筑最高獎——密斯凡德羅獎（授予項目而非個人）授予了米蘭博科尼大學主樓。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是一個完美的項目。建筑沿街巨大而封閉的立面讓人失去尺度感，這也讓其在視覺上顯得與城市格格不入。

【設計的進階】

默里克大學醫學院、利馬大學和金士頓大學

正是因為博科尼大學主樓在評論界和設計界的成功，伊馮和謝瑞獲得了2010年哈佛大學丹下健三教席（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丹下健三教席用于短期邀請優秀建筑師教授設計，是美國最重要的設計類教席之一），2011年的耶魯大學路易斯康教席，2010-2011年洛桑聯邦理工的客座教席，以及2014年的瑞士門德里西奧建筑學院終身教席（終身教席是非常高的榮譽，尤其在門德里西奧建筑學院這樣的頂級建筑教育機構里）。

這些教學和研究大概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方向：

1、走心的設計局部，專業上叫設計與身體感知。

2、以英倫視角審視經典設計，比如從剖面角度去重新解讀經典案例。

3、跳出既有框架去理解歷史建筑，比如從水，陽光，地質的角度來解構僵化的藝術史敘述。

4、建筑作為人造地形和基礎設施的潛力。

對于格拉夫頓這一階段學術思考的最好體現是2012年的威尼斯雙年展。她們與巴西建筑師保羅·門德斯·達·羅查（2006年普獎獲得者）合作再現了巴西建筑的經典局部，馬丘比丘的人造地景，以及她們在利馬的項目模型。“建筑作為地形”這個題目很好地概括了建筑塑造城市地形（從專業角度，平面上的傳統操作往往被歸為形態，而剖面上的處理會被非正式地稱為地形或地景）的潛力。

“建筑作為地形”，這句看似中立的口號實則充滿學術雄心，因為這意味著建筑師在一定條件下要忽視現有的城市格局，并使用強有力的建筑形式去對其重塑。重塑一座高臺去迎接陽光？重塑一座高墻去對抗海風？重塑一堵音障去阻隔公路？是的，這就是格拉夫頓于2015年在利馬工程技術大學項目中的策略——建造有力的人造地景。

2012年以后，格拉夫頓事務所贏得了一系列大學項目，這其中包括愛爾蘭利默里克大學醫學院（2013年建成），倫敦政經學院（2016年中標），巴黎礦業電信學院 （2019建成），圖盧茲經濟學院（2019年建成），倫敦金士頓大學（2019年建成）。格拉夫頓事務所在所有這些項目中都一如既往地平衡著 “甲方利益、城市文脈、學術追求”這三個難以兼顧的方面。但如果出現能夠全然實現學術追求的項目，建筑師的學術積累就會爆發。在利馬大學項目里，建筑師有了一個用建筑思維去回應城市環境問題的難得機會。對于自我意識過強的建筑師這可能是城市的災難，但對于有良好職業修養的建筑師這則是城市的福祉。

我至今都覺得2015年建成的利馬大學是最能體現格拉夫頓本真一面的作品，因為它讓弗蘭普頓的文化學說，讓歐洲城市的文脈牽絆，讓得房率等技術標準都統統失語。建筑師以最粗糙的混凝土形式去對抗外部環境的侵擾，并且讓建筑回到與陽光、雨水、巨石和植被相處的原始狀態。但去過現場的人也不禁會問，在強勢的回應過自然之后，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這樣粗野的材料感。相比之下，格拉夫頓在法國、英國、愛爾蘭等地的作品的材料感要柔和得多。

時間拉回到1978年，當伊馮和謝瑞第一次拜訪博塔的成名作莫比奧學校時，謝瑞說當時她們找到了在歐洲文化邊緣地區做建筑的信念（當時的愛爾蘭受英美建筑界的影響，無論對于美國還是歐洲都屬于文化邊緣地區。這與博塔所在的提契諾屬于意大利與瑞士德語區雙重邊疆的文化定位非常接近。而兩者也都符合弗蘭普頓批判性地域主義中對于文化之“中心與邊緣”的論述）。

我不知道她找到的是秩序，是光，還是靜謐。但40年后，當默里克大學醫學院的深窗記錄下雨水的痕跡，當利馬大學的混凝土對抗著海風，當金士頓大學的外廊致敬羅馬劇場廢墟之時，我肯定她們體會過比其他英美壯游者更加深刻的東西——來歐洲大陸壯游是英國傳統，對建筑界也不例外。英語文化區的建筑師往往會在歐洲大陸找到建筑設計的本源。比如格拉夫頓的前輩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就在意大利中部進行了長期的考察，并著有《意大利思考》一書。她們的歐洲建筑旅行，尤其是意大利旅行成為英語文化建筑師的范本。

【唯一的問題】

為什么現在才輪到她們拿普獎？

如果我們以獲獎歷程的視角去回看兩位建筑師的從業經歷，那是否更容易看懂她們獲獎的原因呢？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1974年從都柏林大學本科畢業的伊馮和謝瑞接受的是經典的現代主義設計教育。也就說她們看的仍然是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羅、阿爾瓦·阿爾托這些最經典的現代主義大師，當然這其中也一定包括阿爾瓦羅·西扎、彼得和艾莉森·史密森這些活躍于當時的建筑師。對于中國建筑界來說，她們的專業視野未必比1980年代后期畢業的國內名校建筑師豐富，但區別在于不列顛和愛爾蘭建筑師誤讀的概率更低。

20世紀80年代的愛爾蘭設計界，斯科特·塔隆·沃克事務所和德·布拉卡姆和梅格建筑事務所幾乎壟斷了愛爾蘭的優質項目。在經濟繁榮時期，年輕事務所尚能通過中小項目生存。可到了經濟停滯的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小事務所連基本運營都成問題。而這正是1991年91建筑師成立之時的專業和經濟背景：小組的成立不僅僅是為了學術，也是為了生存。但這場經濟危機讓人慶幸的是：危機中能抱團以游擊戰方式生存下來的建筑師，無疑都是經過考驗，相信并且也熱愛建筑的人。

從1995年開始，經濟情況逐漸好轉，格拉夫頓也開始穩定地承接到各類項目。到了1999年，她們終于出版了第一本屬于自己的專輯。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但也已經引起了當時建筑界重要推手弗蘭普頓的注意。所以在2002年博科尼大學設計競賽籌辦之時，弗蘭普頓和其著作的意大利版譯者、建筑師希爾維亞·米列西擬訂了競賽邀請名單（部分非公開的設計競賽采用邀請、而非報名來決定參賽名單），而這其中格拉夫頓則赫然在列。到了2008年項目竣工之時，希爾維亞則再次推動格拉夫頓成為瑞士門德里西奧建筑學院的訪問教授（2008-2010）。而剛才這些只是國際建筑師間相互交往的冰山一角，評委與建筑師實際一直通過“熟人社會”與“旋轉門”等模式來塑造專業交往格局。

當2009年憑借博科尼大學主樓獲得密斯凡德羅獎之后，格拉夫頓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問鼎普獎的專業實力。但還在活躍期的建筑師問鼎普獎不僅需要讓專業界接受自己的某些學術標簽，也最好有一個足夠有藝術說服力的作品。于是在2012年的威尼斯雙年展上，格拉夫頓通過展示項目模型和南美建筑，客觀上為利馬大學項目做了非常精彩的學術背書。所以當2015年利馬大學建成之時，格拉夫頓實際上已經具備了問鼎普獎的所有必要條件（同樣獲得過普獎的中國建筑師王澍也經歷了類似歷程。2006年通過威尼斯雙年展介紹瓦這種材料，從而為瓦爿墻做法背書。2008年建成的寧波博物館大面積采用瓦爿墻，產生了驚人的藝術效果。于是到2008年王澍也基本完成了沖擊普獎的學術準備）。

2016年，扎哈的意外離世讓國際建筑界失去了地位最高的女建筑師。這個不幸的事件客觀上加速了女建筑師獲得普獎的進程。而環顧世界，在列的女建筑師就只有格拉夫頓。所以當2020年3月3日普獎公布之時，可能唯一的問題是：為什么現在才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