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潛詩意圖    （清）石濤

錢谷融教授終身喜歡讀《世說新語》，這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自己的說法：“一部《世說新語》，一冊《陶淵明集》，一杯清茶，此生足矣。”他生前將幾乎所有的藏書都散盡，卻依然在身邊留了一部《世說新語》。

一個教現代文學的老師，卻能兼容并包，對傳統有感情，對古典有深知——我以前只是從古今貫通的角度來欣賞錢先生的特識，正如周法高所說的：理想的漢學研究人才應具備四個條件：教研相長、中外兼通、古今并重、新舊匯參。然而我越來越發現這是不夠的，這里面大有深義，跟李叔同為什么要出家一樣，是一個現代文化之謎。

大家都知道，錢先生最喜歡說自己是一個散淡的人，無求無執，云淡風輕。但是我們也都知道，他對于現代經典文學作品的人物、風格、用語，都掌握得十分深刻，他所作出的鑒析、評論、判斷，都使人感到不可移易。并不是那么云淡風輕的。這時候，我就會想起《世說新語》里的那些高妙簡淡的人物，一個個表面上古井無波的樣子，其實內心很清楚，也很強大，對于自己要守住的東西，守得牢得很。因此，又散淡、又堅確，正是錢先生與《世說新語》不少人物的共同特點。要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

錢先生的思想來源是中央大學時，或許是受他的老師伍叔儻先生的影響，向往魏晉風度的人生。不過我今天不講錢先生，也不講《世說新語》。“錢先生為何喜讀《世說新語》”，是值得錢先生的學生去做的一個大題目。然而這個題目有沒有言外之意？在錢先生和《世說新語》的背后，有沒有更大的東西？

我想先從一些小故事來引起。過去東北大學有一個老教授，叫林損，教中國哲學史，自稱“林先生”。他有一次對學生說：“你們看林先生是何等人？”學生答：“是講中國哲學史的。”他說：“錯了，那是抬轎子的；林先生是坐轎子的。”意思是自己是哲學史上的人物。他一個教中國哲學的教授，竟然有這樣的自負；林先生是否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人物，那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他會有這一份自尊自貴？

從前四川大學叫成都大學，有個詩人教授叫吳芳吉，二十幾歲，身材不高，架著深度近視眼鏡，雙目炯炯有神，第一堂課，學生行禮坐下后，只見他反身向黑板，運筆如風，寫下“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兩行大字。意思是他講詩學，就是要把“可以說”的盡可說，“不可說”的不可說。他這樣講詩學，為什么要從佛與儒說起？為什么承認有的是不可說的？

黃季剛先生有一回批評劉師培的《中古文學史講義》，說那里面“沒有空氣”。看過這本名著的人都知道，這本書寫得相當有見識，材料密密扎扎，觀點影響了魯迅等人。然而為什么說它“沒有空氣”？“空氣”又是什么東西？

著名目錄版本學家王欣夫為購得善本，常舉債，或當家產，或賣首飾，但是當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鄭振鐸要以三千大洋買他海內孤本的《周易說略》時，他說他“還要白相白相”。性情、興趣、游戲、玩樂在古今學術中，如何有不同的意味？

我們要注意到，古代具有文人氣的學術傳統，與科學主義傳統、啟蒙主義傳統，有著完全不同的性格。古代學人不像現代科學傳統中的人那樣，純以科學為學問的最高境界[傅斯年提倡“純粹客觀史學與語學”,提倡“以自然科學看待歷史語言之學，以敬謝與此項客觀的史學、語學不同趣者”（《此研究所設置之意義》），是最為典型的例子]。

文人氣比較典型的學人是錢鍾書。正如他最重要的治學名言所說：

大學問家的學問跟他整個的性情陶融為一片，不僅有豐富的數量，還添上個性的性質，每一個瑣細的事實，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養，長了神經和脈絡，是你所學不會、學不到的。反過來說，一個參考書式的多聞者（章實齋所謂橫通），無論記誦如何廣博，你總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凈。 （《論交友》，《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 人生邊上的邊上 石語》北京：三聯，2002）

這就是承認性情、生命、個性，在現代學問中的意義。之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中文系越來越沒有意思，不正是缺少了性情、生命、個性么？大家都忙著申報課題、爭取經費、評估排名，老師是這樣，學生也戰戰惶惶，如履薄冰，似乎三年的學習生活，就只是為了完成一篇能通得過的學位論文；而古典素養的熏陶，文學品位的沉淀，性情器宇的修習，這些，似乎成為已陳之芻狗與無味的雞肋，完全沒有哪位老師還瞧得起、顧得上、想得到了。我親眼見到在學生的預答辯、開題會上，有老師把學生一頓臭罵，原因是標點符號和錯別字以及未能有創新觀點、未能有新的材料的問題。標點符號和錯別字，在研究生那里還不過關，這確實該罵；然而未能有創新的觀點，未能有新的材料，是否就該挨一頓臭罵？學習古典文學的學生，如果未能養成優游從容的心態，心曠神怡的習性，游心以遠的風度，他拿什么品質去傳薪、傳道？

更不要說，文學寫作更是雞肋。而錢谷融先生的老師伍叔儻先生，就寫得一手好詩與駢文，有《暮遠樓自選詩》傳世。傳統中的學人，常常有孔子所謂“游于藝”的特點。馬一浮、陳寅恪、錢仲聯、饒宗頤、錢鍾書、劉永濟、程千帆、沈祖棻、夏承燾、林庚、徐復觀、方東美、余光中、林文月、齊邦媛都既是教授，也是詩家、文學家。王叔岷教授詩云：“風雅人何多，學者遍朝野。落落一書生，自足無所假。”自足，就是學問與書生性情自身為目的，不以別的東西為目的。如果藝術、繪畫、音樂、戲劇成了某種手段，某種達到其他功利與利益的工具，如果現代文化成了一大競賽、一大機心，那么，李叔同就沒有必要再去搞什么藝術，寧可清清凈凈地出家了。所以，李叔同之出家，成為現代文明異化的一種反叛。

我的老師，王元化先生最喜誦老杜詩，常常大段給我們背誦。他說：“不懂得什么是沉郁，就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詩”，我后來才意識到，他所玩味的“沉郁”，哪里只是老杜的風格，更是他自己最真實的性情。他在給我的信中說，“最近你的評論文章有進步，更能從一個人的心理深處去理解人了。”他說評論他的文章中，錢谷融先生的寫得最好；甚至全上海的文字，也是錢谷融的最好。

我還想起我在四川的啟蒙老師賴高翔先生。有一回在老家的后院，給我們講八代詩文，背誦王壬秋的“空山花落十二秋，車轍重尋九衢路”，說好詩，卻不說好在哪里。又背誦徐禎卿的五言律：“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凄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以及高子業的“二月鶯花少，千家雨雪飛。可憐值寒食，猶未換春衣。積水生空霧，高城背落暉。忍看楊柳色，從此去王畿”，也不說好在哪里。至今，猶能想見賴先生的神情音容。其實我過了好多年才領悟到，這兩首古詩所傳達的意境，以及八代三唐詩的意境，重要的不是詩藝如何，情景如何，語言如何，而是指向一種人的性情風度，人的風神意態。這才是古典詩的精妙之處。呵呵，那些飛花令，真是為詩益多，為道益損呵。

賴先生的老師是林山腴。林先生是成都尊經書院的山長，成都大學國文教授，四川文學教育的祭酒人物。賴先生晚年在《憶林山腴先生》一文里寫道：“先生最注重識度，他說人要培養自己的氣度，《世說新語》、《顏氏家訓》，不可不看。”（《賴高翔文史雜論》卷五《緬懷》）噫！識度、氣度，這不正是錢谷融先生終身喜讀《世說新語》的緣故么？這不正是現代中文系越來越稀缺的一種“空氣”么？我沒有想到繞了一個圈子，我快到退休的年齡，竟然又繞回到了最初文學啟蒙的初心與本然？“蜀人好文”。賴先生說蜀學“明敏豪華”，這四個字真是令人神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