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名狼藉者，他們是主流價值的缺口，是盤踞于遮蔽處的異端，是承納倫理的容器所溢出的泡沫，是留下糟糕記憶的整體印象。他們以奇怪的身姿走向舞臺并讓人印象深刻，其中的一些人已然因無可逆轉的行為被歷史定性，但仍有一些人尚未做出任何出格和可憎之事，而僅僅是因為他們自身特殊的存在就已經在‘破壞’社會固有的規(guī)則和契約——傳染病患者、流浪者、瘋子、畸形人、犯罪分子與城市怪胎……所謂聲名狼藉者都在不同程度與處境上讓人敬而遠之。”2019年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青年策展人計劃的入選項目 《末路斜陽——“聲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開篇介紹如是說道。

《末路斜陽——“聲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展覽現場。

這段文字明確地向我們提示了這個展覽所要探討的對象——“聲名狼藉者”，他們的基本性質，并揭示了這個群體與普通人之間的某種微妙的權力關系。表面上看，這個群體好像離我們的日常生活非常遙遠。不過，一旦我們進入這個展覽空間，誠懇地將我們的感知交托給展覽營造出來的情境，就會發(fā)現，自己原本固若金湯的刻板印象、安全意識似乎開始一點一點地松動、崩潰，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隱藏在生活中的塑造這些“聲名狼藉者”的權力關系。

“聲名狼藉者”的產生

聲名狼藉者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不難想象，這些看上去承受了壞名聲的人未必愿意承認這樣一種身份，相反，他們也和我們一樣，認為自己是符合主流價值的“正常人”。然而，在權力關系中，占上風的群體總會以犯罪、怪異、病痛等理由將他們認定為“聲名狼藉者”的人清除出群體。中國古代對犯人施以黥刑，在他們臉上刺字，作為犯罪的標志；古希臘時將一些污名的記號刺入或烙進體內，向人通告攜帶記號者是奴隸、罪犯或叛徒。

日常生活中的觀看行為本身就是權力與意識形態(tài)塑形他者的手段。在展覽的第二部分，藝術家通過對觀看行為的分析，從而對這樣一種權力機制進行分析和解構，讓平時隱蔽在各種生活和意識角落里的權力關系具體地顯現出來。

胡偉在作品《為公共集會（邂逅）的提案》與《公共噴泉》中，通過影像、敘事、裝置等手段呈現了某種非常復雜的觀看體系，探討了權力機制如何通過控制社會圖像實現對社會的監(jiān)控管理。這件作品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代表了集體記憶的圖像或文本，經由權力機關篩選，再傳輸到社會中去，其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樣的蛻變，而我們的行為與意識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扭曲和改造；我們是否應該時刻對自己接受的信息與指令、對自己的行為與思想都保持警惕。倘若將張巍的作品《機械博覽會》、《控制機》也納入到這個視野之中，我們也同樣要質疑科技對個體生活的控制與影響，進而警惕在權力的掌控之下，科技可能會對人類造成的嚴重危害。

張巍，機械博覽會，2019，藝術微噴，140 x 178cm

張巍作品《機械博覽會》、《控制機》在展覽現場

在上述管控機制下，個體只不過是一些如同數字、標簽一樣的認知符號，是架空的存在，凌駕于個體之上的權力可以有無數的理由讓自己變得冷漠無情。個體面對權力，就如同何采柔的作品《搖籃II》一般，不斷地在安全與戒備的心理之間搖擺，身為個體的人根本無從判斷最終落在自己頭上的究竟是什么。“聲名狼藉者”便在這種極度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下，被這樣稱呼自己的群體將人性的低劣性強加在自己身上，被粗暴、無情地劃分為異類，遭到日益嚴重的貶抑和排斥。他們已經不再是具體的、擁有復雜性的個體，而只剩一個符號性的“社會身份”。

何采柔《搖籃II》現場

“聲名狼藉者”究竟是誰

然而，倘若我們回過頭來觀看展覽第一部分的作品，就會切實感受到，這些被污名化了的個體也與我們一樣，是活生生的、實實在在的人。不論是陽莯的鏡頭下那群聲稱看得見外星人的“腦控受害者”，王拓作品《煙火》中的那位“在法律尺度下罪不可赦，卻在人性尺度上變得無解的為母復仇者”，還是華偉成的作品《洋人街——像孫治國一樣吃火鍋》里的那位在洋人街流浪的“瘋子”，或是劉玗長期關注的臺北車站里那群“自愿亦非自愿被社會制度流放的流浪者”，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的絕不僅僅是一個符號性的身份，而是處在具體的生活困境里的，有著合理的處事方式，具體鮮活的，和我們一樣的人。

藝術家也用自己的方式融入到了這些人的生活情境中，切實地體會他們的境況，并通過自己的作品促使人們拋掉了那些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刻板印象，將他們還原為本來擁有的真實屬性。

在閱讀和觀看這些影像作品的過程中，我們也會逐漸放下自己內心的固執(zhí)與防備，深入到他們的世界中，甚至從他們身上獲得相應的認同。正確認識這些“聲名狼藉者”的生存狀態(tài)與生活方式，關乎我們所有人想要過的生活。對這樣的群體，社會應該盡最大努力改變他們所面臨的處境，而非以污名化的方式拋棄他們。

王拓，煙火，2018，單頻 4K 影像（彩色，有聲），31’17”

華偉成，洋人街—像孫治國一樣吃火鍋，2018，單頻高清錄像（彩色，有聲），14’00”

劉玗，停泊于車站的愚人船，2016，雙頻錄像裝置（彩色，有聲），25’16”

這一切都讓我不得不去重新反思，按照單一標準運行的權力機制的局限性。而這個展覽也在第三部分中進一步打破了權力機制的有限尺度，去探索在權力機制以外，度量個體生命狀態(tài)的可能性。在這些作品中，藝術家所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或許顯得有點離奇、不合常理，甚至讓人感到不適，但這樣的反應或許都源自于我們盲目地服從于長期以來被塑造的、缺乏彈性或想象力的慣性思維。一旦跨出這樣的慣性思維，便能明白這些違背我們慣常思維的嘗試也的確為個體與權力之間的二元關系填充進了多種多樣的可能性。

回到自身

看完展覽再躬身自省，我們不難發(fā)現，這里所說的權力機制絕不僅僅是外在于我們的那些行政機關、商業(yè)組織或社會團體，而是同樣深刻地鐫刻在我們自身的意識之中。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置身于權力機制之外，倘若對此不加以警惕，那么我們都會成為促使權力機制更加牢固、更加封閉的共謀者。

陳蕭伊，無法度量（2.0），2019，無刻度溫度計，300x80cm，局部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在權力機制中的位置與作用之后，估計也就會對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污名化現象感到恐懼。現在，我們正深陷于一個全球規(guī)模的“污名化運動”之中，那就是新型冠狀病毒引發(fā)的疫情正在全世界范圍內蔓延，已經讓數萬人感染，奪走了上千人的生命。這個目前仍然沒有特效藥的疾病，在社會上引起了一定的恐慌。盡管國家已經出臺相關政策，以最大力度來控制疫情，然而，在全國各地防范疫情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歧視現象。這一個多月來，全國各地不斷出現一些武斷粗暴、一刀切式的防疫方式，對來自疫情重點地區(qū)的人進行堵截、驅趕。這種冷酷無情、簡單粗暴的做法，導致了一些群眾事件和暴力沖突的發(fā)生。

胡葳，悲慘世界—同人，2018，漫畫，裝置，尺寸可變

在這些事件中，一個兇猛可怕的污名化機制也在推波助瀾，影響人的感覺，破壞人的心理防線，將人推到一個危險的、失控的懸崖邊上。人們不知不覺地形成了兩個群體，武漢或者湖北以外的人群自然地構成了 埃利亞斯所說的“內群體”，他們占據了某種道德高地，處于優(yōu)勢地位，對成為了“疫情”、“病毒攜帶者”的代名詞的武漢、湖北人，或疫情爆發(fā)期間去過武漢的人，表示恐懼、抵觸。他們掌握了話語權，把控著“防疫規(guī)范”與“社會規(guī)范”，對相關人士加以批評或控制，來彰顯自己的規(guī)范意識和群體認同。而處于疫情重災區(qū)的武漢、湖北等地的人，以及近期去過該地區(qū)的人，則被迫成為了“外群體”，他們一方面對自己的這種臨時社會身份感到屈辱，而在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夠獲得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希望得到合理、合情、合法的對待。于是，一種難以調和的權力關系便形成了。

《末路斜陽——“聲名狼藉者”及其不可解的存在方式》展覽現場

然而，這并不是一種均衡的權力關系，出于“內群體”成員對病毒的極度恐懼，很容易讓自己對外群體的看法走向扭曲認識和刻板印象。在這個時候，他們眼中的外群體成員已經失去了作為個體的復雜性和多元性，而僅僅被看作潛在的病毒攜帶者。在這個時候，不管這些人是否真的帶有病毒，全都已經被污名化為“潛在的病毒攜帶者”。

然而，這樣的污名化機制并非一成不變。對他人進行污名之人在不同的條件下也會轉變成被污名者。倘若從世界范圍來看這次疫情的話，我們就會明白，成為“潛在的病毒攜帶者”的絕不僅僅是武漢人或者湖北人，而是所有中國人。蒙古、朝鮮、俄羅斯等鄰國都先后關閉了邊境，對這些國家而言，所有從中國來的人都成了“潛在的病毒攜帶者”。這也就有必要讓我們對自己內部產生的權力關系進行反思，對籠罩在社會之中的污名化機制進行反思。

顯然，這樣的污名化機制所導致的扭曲粗暴的防范手段，不僅讓疫情防范變得冷漠僵化，也會讓整個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因為這樣的手段并非對人進行有效的甄別和救助，而是無情的拋棄。例如，溫州封城之后，一位 溫州商人因無法回城而被迫在高速公路上流浪，盡管經過多番檢查，他都被證實沒有感染疫情，但是多家高速公路服務區(qū)等都拒絕接收或放行，這樣反而更不利于疫情防范。這樣的暴力隔離比疫情更讓人感到恐懼。這樣的手段很可能會導致一部分人員為了避免被標簽化或遭到非人道的待遇，刻意隱瞞、躲避、抗拒相關的疫情檢查，從而讓疫情進一步擴散。

或許有人會說，現在是非常時期，應該要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事實恰恰相反，越是非常時期，越要警惕以“非常之名”行“非常之事”，越是需要提高政策執(zhí)行者的素質，充分考慮每個個體具有的差異性與豐富性，充分考慮問題的復雜性，在這樣的前提下，對具體問題做出相應的理性處理。在非常時期，污名化意識往往會乘虛而入，在社會上攪動起巨大的漩渦，讓人不斷加固已有的刻板印象，從而導致行為上的扭曲變形，甚至失去了人本該有的基本人性。只有將人作為人看待，而非先入為主地將人視為“聲名狼藉者”，才有可能有效地避免自己為污名化的機制所左右，正確判斷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權力關系，做出合情、合理、合法的有效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