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

胡適先生書贈顧廷龍（起潛）先生的行書四扇屏

胡適先生贈與張充和夫婦的書法小品《貫酸齋的清江引》

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自打面世就充滿了傳奇，其間輾轉流傳，引出一樁“公案”，本文作者亦曾涉其中，故對背后的故事，亦有個人觀點在焉。

胡適先生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頗有影響的哲學家、思想家。同時，更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詩集《嘗試集》是中國新文學中的第一部白話詩集。而且，胡適先生還是繼蔡元培、蔣夢麟二位先生之后，北京大學歷任校長中最有影響的校長之一。盡管在抗戰勝利之后的1946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到1948年12月中旬，帶著幾冊正在校勘的《水經注》稿本和他視為珍寶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離京，任北京大學校長只有兩年，但是，胡適對北大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胡適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因此，他的手跡成為多年以來名人手跡收藏家收藏的重點之一。筆者翻檢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幾家主要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胡適先生的手跡在拍場出現不多，但拍出價格都很高。具體來說，近兩年來，胡適先生手跡出現在拍場，并拍出近乎“天價”的有二件。一是在中國嘉德(微博)2010年11月22日舉行的《舊時明月——一個文人的翰墨因緣》拍賣會上，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墨跡鏡心，也就一平方尺的樣子，估價18萬至25萬元，結果從15萬元起拍，最終以123萬元落槌。另外一件是2011年中國嘉德以529萬元拍出的胡適先生水墨灑金箋《行書四條屏》(127厘米×21厘米×4 ，每條2.4平尺)創下了胡適先生手跡拍賣的最高成交紀錄。這件作品是胡適先生以自作詩《陶淵明同他的五柳》，送給中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先生的。1928年胡適先生游廬山，在探訪陶淵明故里的途中讀《廬山志》，見宋人周必大《廬山后錄》中有前人題詩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胡先生感喟油生，在《廬山游記》中寫道：“我讀此詩。忽起一感想：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么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今日從溫泉回來，戲用此意作一首詩：《陶淵明同他的五柳》”

當年有個陶淵明，不惜性命只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棄官歸來空兩手。甕中無米琴無弦，老妻嬌兒赤腳走。先生高歌自嘲諷，笑指門前五棵柳：看他風里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宋人詩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我游廬山，尋淵明故里，偶憶此詩，試反其意，作短歌。

有人評價說“胡適的字和他的為人為文也十分相像，即深入淺出、明白如話。他的文筆清清爽爽，再深的學問也能表達得干凈利落、曉暢通俗；而他的為人待友，也是可親和藹、平易近人。觀其書法，舉重若輕，條理分明，章法自然樸素，有一種平實、親近的自然之風。此四屏書法，線條舒緩，筆墨厚重，結字隨性開張，具有濃郁的書卷氣，書法與書寫內容相得益彰，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以我的體會，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至于前述那件123萬元拍賣落槌的胡適先生的書法小品《貫酸齋<清江引>》墨跡，自打面世就充滿了傳奇，其間輾轉流傳，筆者亦曾涉及其中，在此不妨多用些筆墨。

《清江引》是元朝貫云石(號酸齋)所作《惜別》四首之四：“若還與他相見時，道個個真傳示：不是不修書，不是無才思，繞清江買不得天樣紙。”上款“寫給充和漢思”，下署“適之”，不寫年月日，鈐“胡適”白文仿漢印。在這幀書法小品的左下角，還有小小的兩行字，“黃裳留玩，充和轉贈，一九八七年四月”。

胡適先生的這件作品，對我來說并不陌生。那是2000年5月，我和友人剛剛出版了一冊名叫《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墨跡》的圖集，寄送滬上友人w君不久，w君來電說復旦大學出版社(微博)正計劃為一個浙江商人潘先生，出版一冊《百年文人墨跡》的圖集。那時國內專門收藏文化名人手跡的人并不太多，我還真的第一次聽說藏界有位潘先生。w君詳細跟我介紹了潘先生的經歷和他所藏的文化名人手跡，并特別強調，他是買了部分黃裳先生的藏品，又買了一些谷葦先生舊藏，而后w君也陸續轉讓了一些，才有了今天的規模。我問w君，黃裳先生都有哪些藏品轉給潘先生了，w君大致說了說，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就是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墨跡。

那時候我的收藏主攻方向是近現代文化名人手跡，而特別關注和青睞的是曾經在北大、清華任過教授的學人手跡。其時，胡適先生的手跡我已有了兩件，一件是胡適先生寫給時任商務印書館(微博)總經理的王云五先生的信。另一件是一冊胡適先生舊藏并題字的《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關于這兩件藏品的收藏經過，還是滿有故事的，在這里就多絮叨幾句。

胡適先生寫給王云五先生的信是寫在他自己的名片上，是我在一批商務印書館舊檔中發現的。原本胡適先生留存大陸的書札就不多，寫在名片上的信可謂鳳毛麟角了。胡先生的名片簡單樸素，僅有“胡適”二字，左下方印其時所居住址和電話：北平米糧庫四號；電話：25110。

胡適先生是1930年11月底從上海至北平，住進米糧庫四號。這所房屋是一座寬敞的三層洋樓，有個很大的庭院，院里有樹木花草和散步的廣場，還有汽車房、浴室、鍋爐、衛生間。那時羅爾綱長期住在他家，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汪原放也常住在他家里。那年，他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并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1930年12月17日是胡適虛歲40的生日，北京大學的同人，曾在這里為他慶壽，他的學生魏建功撰文、好友錢玄同書丹，寫了一篇別開生面的白話章回小說體的壽文《胡適之壽米糧庫》，后來這篇壽文發表在1932年《國語周刊》第67期上。胡適先生離開大陸后，這所庭院又先后易主。2004年，北京晚報上曾有一則消息說，在北京舊城改造的過程中，保留了31處名人故居，不知是否包括胡適先生曾經居住過的這所庭院。

胡適先生寫給王云五先生的名片“信”是把一個叫劉學璿的人介紹給王云五，因這個劉先生寫了一本《新式速記法》的書想請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學璿這個人，名不見經傳，他1926年畢業于香港大學文科教育系，致力于速記術的研究達十三年，才有了這部《新式速記》的書稿。王云五進商務印書館即是胡先生的介紹。劉學璿想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自己的著作，應該是找對了人。胡先生也確實認真地幫忙，他讓劉學璿拿上自己的名片去找王云五先生，并在名片上寫了推薦信，他說：

劉學璿先生(兩年前曾作趙元任兄的助理員)著有《新式速記》一書，他很自信，很想由貴館出版！我勸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許他寄之審查，至感。適上 廿四、四、七。

但結果如何呢？商務印書館的審稿意見亦在鄙處，審稿人名顧復泉，他在意見中說：

劉君著作曾于上年九月寄來，請為出版，經審查以其甚有價值，惟因其歷年教學結果未明，恐銷路較差，余無多大問題。

王云五先生根據這個審查意見，寫下了三個字：“婉卻之”。胡適和王云五的私交很深，按理說，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答應出版一本書是沒有問題的，但王云五不因私情，而更多地去考慮企業的利益這一點，倒也讓人敬佩。

至于胡適先生舊藏《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我得到的經過，也頗為曲折。

大概是1997年秋一個周六的上午，我正在潘家園文化市場淘書，一個很熟悉的經營舊書的朋友說，有一本胡適先生題簽的日本書，問我要不要。我對簽名書不感興趣，又是日文書，就婉拒了。中午與幾個朋友就近在潘家園一家餐館就餐，大家都把斬獲的藏品展示，其中一友得意的從書包里小心地取出一冊大開本精裝書來，說：這是胡適先生舊藏，還有胡先生的題記呢！我馬上反應出這本書就是上午提到的胡適先生題簽的日文書。

這冊《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由日本內閣書記官室記錄課編纂，大正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印刷，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發行者大谷仁兵衛。印刷者井田耕治。發行所：帝國地方行政學會。扉頁胡適先生的題記十分簡要，但對此書的珍罕性和如何得此書的經歷敘述極清楚：

內閣文庫書目一冊。此本流傳甚少，雖狩野博士亦未得此本。我去參觀時，托巖村成久先生再三求請，始得此冊。胡適 十六、五、七。

看來這是一冊極為難得的書籍，書品相極佳，雖為日文書，但只是序言為日文，所有各編均為中文，除了扉頁胡適先生的近五十字題記，書中還有胡適先生批注多處。胡先生提到的狩野博士，名狩野直喜(1868—1947)，是“京都支那學”的開創者，日本近代的大儒，還是20世紀初期，敦煌文獻研究這一新學術的創始人之一。如此珍本失之交臂，當時我的心里煩透了，午餐都沒吃好。

時過境遷，又是一個周六的上午，一位在潘家園做舊書生意的朋友，和我商量想拿一本胡適先生題簽書，換他不久前賣給我的1944年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5卷合訂本，說有朋友找。我當即叫他拿書給我，原來就是幾年前與我失之交臂的那本胡適先生舊藏并有其題記的《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我當即同意交換。那冊《毛澤東選集》是我替外地一書友代買的，因為太忙，還沒有寄出。我馬上打電話與這個朋友商量，他同意了，但條件是一定再幫他買和這套同樣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遺憾的是至今這個許諾也沒能實現。

在當時，我是不收鋼筆書札的，又不喜歡簽名書，自然對現有的兩件胡適先生的鋼筆手跡，不甚滿意，一直在尋覓胡適先生的毛筆書札或書法。那時胡適先生的手跡線索很少，聽到潘先生有藏胡適先生毛筆書法的消息，當即委托w君與潘先生商量可否把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轉讓給我。過了幾天，w君告訴我說，潘先生表示出了書之后可商量。

2001年6月，我收到了w君從上海寄來的潘先生編著的《百年文人墨跡》，這是潘先生委托w君送我的。我認真翻看了幾遍這冊《百年文人墨跡》，書中收錄了大約一百三十來位文人墨跡。其中有黃裳先生舊藏24件，包括了胡適《錄貫酸齋的<清江引>》。

按照起初的約定，收到圖集后，我當即打電話給w君，問書已出，潘先生是否可轉讓部分藏品。w君說，潘先生已同意部分出讓，并讓我開列名單。我開出了十余種，內含李叔同的《歸宗芝庵主結矛絕頂偈》、胡適《貫酸齋的<清江引>》、胡適《書贈于正先生》(兩件的其中一件即可)。列的名單，后來成交了幾種，但據w君說，潘先生說圖錄中的弘一大師的手跡和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暫不轉讓。胡適《書贈于正先生》已被他人買去。現在回想，潘先生堅持不出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或許與他和黃裳先生的約定有關。過了幾年，才得知這件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輾轉到董橋先生那里了。

關于胡適先生贈給張充和夫婦的《貫酸齋<清江引>》怎么到了黃裳先生那里，我從w君那里聽到的說法是：1987年張充和回國探親時曾在上海和黃裳先生見過面，談起胡適先生時，黃裳先生說他曾藏胡適先生墨跡，但“十年動亂”時銷毀了。張先生當即表示，回美國后把胡適先生于1956年12月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張家寓所中所寫的《貫酸齋<清江引>》寄送給他。十年后的1998年，黃先生的夫人重病急需資金，無奈之中就把家中的一些文人手跡轉讓給了雖為商人但也喜歡收藏書畫古籍的潘先生，其中就有這件張充和贈送的胡適先生手跡。我記得非常清楚，w君對我敘述這個過程的時候，特別強調了當時黃裳先生與潘先生是有“約法三章”的。其中一條是：不能往外賣，只能自己收藏。潘先生答應了黃裳先生之后，才成交的。結果是后來潘先生沒有堅守當初的約定，黃先生聞知很是生氣，曾寫文章談及此事，文中稱其為“商人潘某”。此事既出，不斷有文章或不解，或指責。筆者以為大可不必。這里或許有對收藏家誤會之處，圈子外的人會以為收藏家都是有錢人，特別是像黃裳先生這樣的老一輩收藏家。其實并不是所有的收藏家都很富有，有句話說得好，叫作“收藏家都背著一身的債”，意思是說，收藏家因為見到自己喜愛的物品不管手頭有錢沒錢都要盡量買下來，然后再去想法子還債。傳統意義上的收藏家，大概多數是這樣的。今非昔比，現今拿上億元去買藝術品的人真的有不少，但這些人不一定是傳統上的收藏家。也因為這些個真有錢的人殺進了藏界，進入了拍場，真正視藏品為生命的，大都黯然而退了。既然把藏品視為生命，那么收藏家假如不是遇到非常的事情，一般不會賣自己的藏品。即使必須要賣，也是要反復斟酌，究竟賣掉哪些藏品，是件很糾結的事。我在前年就遇到了難事兒。兒子準備結婚看好了房子，可家里實在拿不出太多的現金，為了不讓孩子著急，我決定賣掉一些藏品。大概用了一周的時間，反復挑選欲賣的藏品，結果是把那些大件的文人書畫作品賣掉了一些，而書札幾乎一件也沒出手。為什么呢？因為我最鐘愛的藏品是文人書札。由此，我可以想象黃裳先生為什么賣掉了包括張充和轉贈給他的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的一些書法作品，因為他是一位古籍善本專家，他更加喜歡的是所藏的古籍善本。基于此，我看對黃裳先生的選擇應該理解。

話題轉回來。這些年除了以上列舉的兩件影響很大的胡適先生書法作品之外，還有零星的胡適先生手跡出現，多為書札。2011年中國嘉德春拍有一通胡適先生致張宗祥書札，內談為單不庵編纂遺著之事。估價為3萬至5萬元，成交價為7.475萬元，縱觀以往拍場拍出的胡適先生書札，價位也屬高的了。2011年拍出的胡適先生手跡，還有中國書店秋季拍賣的一件胡適先生寫給沈性仁的明信片，寥寥數語也拍出了2萬多元。

由于歷史的原因，胡適先生留存大陸民間的手跡原本鮮見。再加上藏家因喜愛不輕易出手，影響了胡適先生手跡在市場上的“流通”，市場鮮見，自然價格越來越高。也因為此，我改變了只收藏文人以毛筆書寫的手跡的習慣，本文提到的那兩件胡適先生的鋼筆手跡，已列為敝寓重要的藏品了。

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自打面世就充滿了傳奇，其間輾轉流傳，引出一樁“公案”，本文作者亦曾涉其中，故對背后的故事，亦有個人觀點在焉。

胡適先生一生在哲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考證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頗有影響的哲學家、思想家。同時，更是新文化運動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他的詩集《嘗試集》是中國新文學中的第一部白話詩集。而且，胡適先生還是繼蔡元培、蔣夢麟二位先生之后，北京大學歷任校長中最有影響的校長之一。盡管在抗戰勝利之后的1946年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到1948年12月中旬，帶著幾冊正在校勘的《水經注》稿本和他視為珍寶的十六回殘本《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離京，任北京大學校長只有兩年，但是，胡適對北大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

由于胡適先生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因此，他的手跡成為多年以來名人手跡收藏家收藏的重點之一。筆者翻檢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幾家主要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胡適先生的手跡在拍場出現不多，但拍出價格都很高。具體來說，近兩年來，胡適先生手跡出現在拍場，并拍出近乎“天價”的有二件。一是在中國嘉德(微博)2010年11月22日舉行的《舊時明月——一個文人的翰墨因緣》拍賣會上，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墨跡鏡心，也就一平方尺的樣子，估價18萬至25萬元，結果從15萬元起拍，最終以123萬元落槌。另外一件是2011年中國嘉德以529萬元拍出的胡適先生水墨灑金箋《行書四條屏》(127厘米×21厘米×4 ，每條2.4平尺)創下了胡適先生手跡拍賣的最高成交紀錄。這件作品是胡適先生以自作詩《陶淵明同他的五柳》，送給中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顧廷龍先生的。1928年胡適先生游廬山，在探訪陶淵明故里的途中讀《廬山志》，見宋人周必大《廬山后錄》中有前人題詩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胡先生感喟油生，在《廬山游記》中寫道：“我讀此詩。忽起一感想：陶淵明不肯折腰，為什么卻愛那最會折腰的柳樹？今日從溫泉回來，戲用此意作一首詩：《陶淵明同他的五柳》”

當年有個陶淵明，不惜性命只貪酒；骨硬不能深折腰，棄官歸來空兩手。甕中無米琴無弦，老妻嬌兒赤腳走。先生高歌自嘲諷，笑指門前五棵柳：看他風里盡低昂，這樣腰肢我沒有。宋人詩云：五字高吟酒一瓢，廬山千古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不為東風肯折腰？我游廬山，尋淵明故里，偶憶此詩，試反其意，作短歌。

有人評價說“胡適的字和他的為人為文也十分相像，即深入淺出、明白如話。他的文筆清清爽爽，再深的學問也能表達得干凈利落、曉暢通俗；而他的為人待友，也是可親和藹、平易近人。觀其書法，舉重若輕，條理分明，章法自然樸素，有一種平實、親近的自然之風。此四屏書法，線條舒緩，筆墨厚重，結字隨性開張，具有濃郁的書卷氣，書法與書寫內容相得益彰，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以我的體會，這個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至于前述那件123萬元拍賣落槌的胡適先生的書法小品《貫酸齋<清江引>》墨跡，自打面世就充滿了傳奇，其間輾轉流傳，筆者亦曾涉及其中，在此不妨多用些筆墨。

《清江引》是元朝貫云石(號酸齋)所作《惜別》四首之四：“若還與他相見時，道個個真傳示：不是不修書，不是無才思，繞清江買不得天樣紙。”上款“寫給充和漢思”，下署“適之”，不寫年月日，鈐“胡適”白文仿漢印。在這幀書法小品的左下角，還有小小的兩行字，“黃裳留玩，充和轉贈，一九八七年四月”。

胡適先生的這件作品，對我來說并不陌生。那是2000年5月，我和友人剛剛出版了一冊名叫《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名人墨跡》的圖集，寄送滬上友人w君不久，w君來電說復旦大學出版社(微博)正計劃為一個浙江商人潘先生，出版一冊《百年文人墨跡》的圖集。那時國內專門收藏文化名人手跡的人并不太多，我還真的第一次聽說藏界有位潘先生。w君詳細跟我介紹了潘先生的經歷和他所藏的文化名人手跡，并特別強調，他是買了部分黃裳先生的藏品，又買了一些谷葦先生舊藏，而后w君也陸續轉讓了一些，才有了今天的規模。我問w君，黃裳先生都有哪些藏品轉給潘先生了，w君大致說了說，我記得最清楚的一件就是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墨跡。

那時候我的收藏主攻方向是近現代文化名人手跡，而特別關注和青睞的是曾經在北大、清華任過教授的學人手跡。其時，胡適先生的手跡我已有了兩件，一件是胡適先生寫給時任商務印書館(微博)總經理的王云五先生的信。另一件是一冊胡適先生舊藏并題字的《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關于這兩件藏品的收藏經過，還是滿有故事的，在這里就多絮叨幾句。

胡適先生寫給王云五先生的信是寫在他自己的名片上，是我在一批商務印書館舊檔中發現的。原本胡適先生留存大陸的書札就不多，寫在名片上的信可謂鳳毛麟角了。胡先生的名片簡單樸素，僅有“胡適”二字，左下方印其時所居住址和電話：北平米糧庫四號；電話：25110。

胡適先生是1930年11月底從上海至北平，住進米糧庫四號。這所房屋是一座寬敞的三層洋樓，有個很大的庭院，院里有樹木花草和散步的廣場，還有汽車房、浴室、鍋爐、衛生間。那時羅爾綱長期住在他家，徐悲鴻、徐志摩、丁文江、汪原放也常住在他家里。那年，他擔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并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編譯委員會。1930年12月17日是胡適虛歲40的生日，北京大學的同人，曾在這里為他慶壽，他的學生魏建功撰文、好友錢玄同書丹，寫了一篇別開生面的白話章回小說體的壽文《胡適之壽米糧庫》，后來這篇壽文發表在1932年《國語周刊》第67期上。胡適先生離開大陸后，這所庭院又先后易主。2004年，北京晚報上曾有一則消息說，在北京舊城改造的過程中，保留了31處名人故居，不知是否包括胡適先生曾經居住過的這所庭院。

胡適先生寫給王云五先生的名片“信”是把一個叫劉學璿的人介紹給王云五，因這個劉先生寫了一本《新式速記法》的書想請商務印書館出版。劉學璿這個人，名不見經傳，他1926年畢業于香港大學文科教育系，致力于速記術的研究達十三年，才有了這部《新式速記》的書稿。王云五進商務印書館即是胡先生的介紹。劉學璿想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自己的著作，應該是找對了人。胡先生也確實認真地幫忙，他讓劉學璿拿上自己的名片去找王云五先生，并在名片上寫了推薦信，他說：

劉學璿先生(兩年前曾作趙元任兄的助理員)著有《新式速記》一書，他很自信，很想由貴館出版！我勸他和先生接洽，倘蒙許他寄之審查，至感。適上 廿四、四、七。

但結果如何呢？商務印書館的審稿意見亦在鄙處，審稿人名顧復泉，他在意見中說：

劉君著作曾于上年九月寄來，請為出版，經審查以其甚有價值，惟因其歷年教學結果未明，恐銷路較差，余無多大問題。

王云五先生根據這個審查意見，寫下了三個字：“婉卻之”。胡適和王云五的私交很深，按理說，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經理答應出版一本書是沒有問題的，但王云五不因私情，而更多地去考慮企業的利益這一點，倒也讓人敬佩。

至于胡適先生舊藏《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我得到的經過，也頗為曲折。

大概是1997年秋一個周六的上午，我正在潘家園文化市場淘書，一個很熟悉的經營舊書的朋友說，有一本胡適先生題簽的日本書，問我要不要。我對簽名書不感興趣，又是日文書，就婉拒了。中午與幾個朋友就近在潘家園一家餐館就餐，大家都把斬獲的藏品展示，其中一友得意的從書包里小心地取出一冊大開本精裝書來，說：這是胡適先生舊藏，還有胡先生的題記呢！我馬上反應出這本書就是上午提到的胡適先生題簽的日文書。

這冊《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由日本內閣書記官室記錄課編纂，大正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印刷，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發行者大谷仁兵衛。印刷者井田耕治。發行所：帝國地方行政學會。扉頁胡適先生的題記十分簡要，但對此書的珍罕性和如何得此書的經歷敘述極清楚：

內閣文庫書目一冊。此本流傳甚少，雖狩野博士亦未得此本。我去參觀時，托巖村成久先生再三求請，始得此冊。胡適 十六、五、七。

看來這是一冊極為難得的書籍，書品相極佳，雖為日文書，但只是序言為日文，所有各編均為中文，除了扉頁胡適先生的近五十字題記，書中還有胡適先生批注多處。胡先生提到的狩野博士，名狩野直喜(1868—1947)，是“京都支那學”的開創者，日本近代的大儒，還是20世紀初期，敦煌文獻研究這一新學術的創始人之一。如此珍本失之交臂，當時我的心里煩透了，午餐都沒吃好。

時過境遷，又是一個周六的上午，一位在潘家園做舊書生意的朋友，和我商量想拿一本胡適先生題簽書，換他不久前賣給我的1944年由晉察冀新華書店出版的《毛澤東選集》5卷合訂本，說有朋友找。我當即叫他拿書給我，原來就是幾年前與我失之交臂的那本胡適先生舊藏并有其題記的《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我當即同意交換。那冊《毛澤東選集》是我替外地一書友代買的，因為太忙，還沒有寄出。我馬上打電話與這個朋友商量，他同意了，但條件是一定再幫他買和這套同樣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遺憾的是至今這個許諾也沒能實現。

在當時，我是不收鋼筆書札的，又不喜歡簽名書，自然對現有的兩件胡適先生的鋼筆手跡，不甚滿意，一直在尋覓胡適先生的毛筆書札或書法。那時胡適先生的手跡線索很少，聽到潘先生有藏胡適先生毛筆書法的消息，當即委托w君與潘先生商量可否把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轉讓給我。過了幾天，w君告訴我說，潘先生表示出了書之后可商量。

2001年6月，我收到了w君從上海寄來的潘先生編著的《百年文人墨跡》，這是潘先生委托w君送我的。我認真翻看了幾遍這冊《百年文人墨跡》，書中收錄了大約一百三十來位文人墨跡。其中有黃裳先生舊藏24件，包括了胡適《錄貫酸齋的<清江引>》。

按照起初的約定，收到圖集后，我當即打電話給w君，問書已出，潘先生是否可轉讓部分藏品。w君說，潘先生已同意部分出讓，并讓我開列名單。我開出了十余種，內含李叔同的《歸宗芝庵主結矛絕頂偈》、胡適《貫酸齋的<清江引>》、胡適《書贈于正先生》(兩件的其中一件即可)。列的名單，后來成交了幾種，但據w君說，潘先生說圖錄中的弘一大師的手跡和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暫不轉讓。胡適《書贈于正先生》已被他人買去。現在回想，潘先生堅持不出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或許與他和黃裳先生的約定有關。過了幾年，才得知這件胡適先生的《貫酸齋<清江引>》輾轉到董橋先生那里了。

關于胡適先生贈給張充和夫婦的《貫酸齋<清江引>》怎么到了黃裳先生那里，我從w君那里聽到的說法是：1987年張充和回國探親時曾在上海和黃裳先生見過面，談起胡適先生時，黃裳先生說他曾藏胡適先生墨跡，但“十年動亂”時銷毀了。張先生當即表示，回美國后把胡適先生于1956年12月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張家寓所中所寫的《貫酸齋<清江引>》寄送給他。十年后的1998年，黃先生的夫人重病急需資金，無奈之中就把家中的一些文人手跡轉讓給了雖為商人但也喜歡收藏書畫古籍的潘先生，其中就有這件張充和贈送的胡適先生手跡。我記得非常清楚，w君對我敘述這個過程的時候，特別強調了當時黃裳先生與潘先生是有“約法三章”的。其中一條是：不能往外賣，只能自己收藏。潘先生答應了黃裳先生之后，才成交的。結果是后來潘先生沒有堅守當初的約定，黃先生聞知很是生氣，曾寫文章談及此事，文中稱其為“商人潘某”。此事既出，不斷有文章或不解，或指責。筆者以為大可不必。這里或許有對收藏家誤會之處，圈子外的人會以為收藏家都是有錢人，特別是像黃裳先生這樣的老一輩收藏家。其實并不是所有的收藏家都很富有，有句話說得好，叫作“收藏家都背著一身的債”，意思是說，收藏家因為見到自己喜愛的物品不管手頭有錢沒錢都要盡量買下來，然后再去想法子還債。傳統意義上的收藏家，大概多數是這樣的。今非昔比，現今拿上億元去買藝術品的人真的有不少，但這些人不一定是傳統上的收藏家。也因為這些個真有錢的人殺進了藏界，進入了拍場，真正視藏品為生命的，大都黯然而退了。既然把藏品視為生命，那么收藏家假如不是遇到非常的事情，一般不會賣自己的藏品。即使必須要賣，也是要反復斟酌，究竟賣掉哪些藏品，是件很糾結的事。我在前年就遇到了難事兒。兒子準備結婚看好了房子，可家里實在拿不出太多的現金，為了不讓孩子著急，我決定賣掉一些藏品。大概用了一周的時間，反復挑選欲賣的藏品，結果是把那些大件的文人書畫作品賣掉了一些，而書札幾乎一件也沒出手。為什么呢？因為我最鐘愛的藏品是文人書札。由此，我可以想象黃裳先生為什么賣掉了包括張充和轉贈給他的胡適先生的《貫酸齋的<清江引>》的一些書法作品，因為他是一位古籍善本專家，他更加喜歡的是所藏的古籍善本。基于此，我看對黃裳先生的選擇應該理解。

話題轉回來。這些年除了以上列舉的兩件影響很大的胡適先生書法作品之外，還有零星的胡適先生手跡出現，多為書札。2011年中國嘉德春拍有一通胡適先生致張宗祥書札，內談為單不庵編纂遺著之事。估價為3萬至5萬元，成交價為7.475萬元，縱觀以往拍場拍出的胡適先生書札，價位也屬高的了。2011年拍出的胡適先生手跡，還有中國書店秋季拍賣的一件胡適先生寫給沈性仁的明信片，寥寥數語也拍出了2萬多元。

由于歷史的原因，胡適先生留存大陸民間的手跡原本鮮見。再加上藏家因喜愛不輕易出手，影響了胡適先生手跡在市場上的“流通”，市場鮮見，自然價格越來越高。也因為此，我改變了只收藏文人以毛筆書寫的手跡的習慣，本文提到的那兩件胡適先生的鋼筆手跡，已列為敝寓重要的藏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