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疫情對人類社會的波及面和影響程度究竟之大，目前已經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它無疑已經成為百年來人類所面臨的重大災害之一。在這個重大而危難的時期，各行各業的人，都在為戰勝疫情盡自己的義務和責任。美術界，也在這場全民抗疫戰役中努力發揮著自己的作用。正像過往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歷次重大社會事件和自然災害發生時的情況一樣，這次疫情出現以來，美術界迅速創作了一大批描繪抗擊新冠肺炎先進人物形象的作品。雖然藝術作品對于防治和戰勝疫情能做的實際事情即能起的直接作用，遠遠無法與那些奮不顧身、忘我工作在治病救人第一線的白衣戰士相比，但是無論是對防疫治疫的各類宣傳信息做功能性的視覺美化設計，還是通過形象再現來發揮鼓舞人心和教育引導的獨特視覺表達作用，都傳遞出這樣清晰的信息，那就是在危及社會和人們生命的重大災害面前，所有直接或間接有益和有助于抵制和克服災害的支持、努力和美好的愿望，都是人們同心協力、相互支持的最好體現。

無論病毒的源頭何在，它能夠對人類造成危害，與人類自身的行為緊密相關。誰是罪魁禍首恐怕難以溯源和判定，但是人類的行為以及支撐著這些行為的固有意識，卻是值得所有的人嚴肅認真研究、檢討和重新評估的。這次波及全球的疫情不僅需要我們用藝術的方式去再現抗疫防疫，而且需要我們深入地思考藝術與人的關系，思考藝術與生命的關系，需要我們對人類行為方式展開反思，找到藝術對人類的認識方式和固有意識更有效的挖掘路徑。

眾所周知，藝術作品的主題總是圍繞著人而展開的。藝術中的人的形象，很多情況下出自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原型，需要藝術家進行概括、提煉和加工，需要經過典型化的處理來滿足人的普遍的情感認同和生命意義。簡單的圖像復制和移植，無法滿足人們對藝術的視覺表現的審美趣味的期待。在更多的情況下，藝術作品中未必直接出現人物形象，比如風景畫，比如抽象畫，比如結構雕塑或空間雕塑，等等。但無論怎樣，藝術作品探索和歌頌人的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是作為藝術創作的底色和歸的而存在于不同的藝術媒介、形式、題材和視角之中的。

藝術當然是為人的，即為人服務的，因此人的生命當然而且必然在藝術的視野之中。但是關注和表現人的生命，在藝術上有著千姿百態和多種多樣的角度、方式和媒介語言。這其中，挖掘人的生命的存在條件和狀態，挖掘作為這種存在條件的外在體現的人的行為以及存在狀態的內在征候的心理欲望，加倍地反思人類的行為和欲望已經和可能帶來的后果，檢討這些行為和欲望背后的社會倫理、自然倫理和生物倫理，重新認識人與我們生存的這個星球以及整個宇宙自然的關系，并且努力用新穎別致的方式表現出來、傳遞給人們，才是藝術以人為本的重中之重。

這就是說，回顧藝術的歷史并且從藝術自身的規律來看，一方面藝術對人類社會和生存環境所面臨的困境的思考與表現，對人類生命和個體命運在這些困境中所承受的壓力和不屈精神的挖掘與表達，在強度上和深度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顯著特點。另一方面，時至當代，視覺藝術不只表現眾人所看見的，更呈現出自己所看見而別人難以看見的內容。視覺藝術的要義是“見所未見”，是挖掘常人視覺難以捕捉更難以表現的新的視覺形象——它也許是寫實的，也許是抽象的；也許是平面的，也許是立體的；也許是靜止的，也許是動態的……無論如何，它不可能是也不應該是單一的和模式化的。只表現眾人所看見的，等于你作為一個視覺藝術家什么也沒有看見，什么也沒有表現。

藝術來自于人，藝術有生命是因為有人，但是藝術的生命并非是通過必須且只有去（直接）表現人而獲得。藝術對生命的理解和表現有形而下的現實人物，更有形而上的抽象自然；有宏觀可視的山林，亦有微觀未見的娑婆。

這就是說，真正的藝術從來都關注人的生命，更準確地說，關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條件、環境和狀態。對現實中具體人物的描繪，是對人及其生命存在的關注；對現實中非人的其他生命物種的表現，也透露出人對生命的所有形態的關切；而對包圍并且支撐著所有生命物種和形態的自然界各種條件與環境的反映，則更折射出人對生命存在的本源的追問。

莫奈 《垂柳與睡蓮池》 1916-1919年

雷諾阿 Bathers 1918

蒙德里安格子畫 1921

如此，我們就能深刻地理解藝術表現社會和自然，其應接和存在的方式其實是多樣化的。我們也就能由衷地欣賞那些藝術家，他們雖身處命運多舛的動蕩年代或惡劣自然的災難時期，但仍然一如既往地通過自己特有的視覺表現方式來挖掘常人難以企及的世界（視覺）的深處，喚起并鼓舞人們對人所生存的這個世界心存敬畏和感激。比如，一百年前的一戰期間，西班牙流感橫掃歐洲，莫奈經歷了喪妻和喪子之痛，但他沒有去直接表現戰爭和疾病給人們帶來的痛苦，而是一如既往地用自己最鐘愛的荷塘睡蓮來表達對寧靜和夢幻的追求。再比如，雷諾阿在此期間，經歷了喪妻和兩個兒子參戰，但仍然創作自己的主題。又比如蒙德里安，1918年直接感染了西班牙流感，而他這時的畫作也沒有去表現戰爭場面或疾病本身，而是“全神貫注”于自己既定的抽象藝術創作探索：“當我染上流感時，我注意到一個人可以多么極不情愿地變得全神貫注，而且隨之而來將有更好的藝術作品出現。”

如此，我們看到了最近十幾年一種逐漸明顯的變化，我們的藝術開始有了人物和事件之外更大的視野——自然，支撐著我們生活和創作、作為我們生存的物理條件和物質環境的自然，越來越多地成為了藝術家關注和表現的對象。而熟悉過去四十多年藝術的人知道，我們的藝術在前三十年（1978-2008年）表現題材和對象，始終沒有離開人物和事件。

自然作為所有生命的載體，作為所有生命形式得以發生和發展的基底，其本身就是生命律動的最本質的體現，是終極意義上生命的存在方式。對自然的生命存在做形而上思考、追問與視覺表達，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意義終極追問的必然，因為人、自然、生命的具體樣態和永恒形態，這四者之間是相互融合、高度重疊和密不可分的。引用一句佛家用語，即“萬物一體”。

藝術的生命，不僅來自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關注，而且來自于對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和形態的關注。從單向度的表現對人的生命的關注，到多向度的表達對人與所有生命體的共生共處，走出單純以人為中心看待、處理和建構周圍世界的二元模式，在生命同價和萬物一體的本源意義上重新認識和評價人與自然的關系，將會使我們的藝術之維更加豐富和綿延，也會讓我們的藝術在肯定人的存在之合理性的人文主義色彩的同時，透射出更加深邃和廣袤的自然倫理和生物倫理的光芒。

隋建國的《中國制造》 恐龍雕塑

事實上，自2007年我策劃“動物兇猛——動物藝術的中國方式” （墨畫廊，北京）和2012年第四屆廣州三年展第二回項目展“第三自然——中國再造”（廣東美術館，廣州）這兩個大型展覽以來，我多次撰寫展覽文章和其他理論批評文章，強調當代中國藝術重要轉變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即以自然為對象、關注生命的全面樣態的存在條件和狀態，而不僅僅是以中國社會為對象、再現中國人的具體生存樣態，將成為中國藝術在當代和未來的一個重要方向。有關詳細論述均有發表，在此不復贅述。

非典和新冠肺炎，十七年間兩次危害重大和影響深遠的疫情，足以一再讓我們認真思考，藝術應該怎樣擔當起對個體的人以及整體的人類的生命存在的關切。而要擔此大任，藝術必須從形而上的角度走出人類中心主義的限制，反思人類的行為，尊重自然，尊重大千世界不同生物物種和生命樣態，讓人與人賴以存在的自然和諧共處，讓人的生命之花與自然的生命律動共生綻放。如是，藝術的生命才真正究竟到人的生命。如是，藝術的生命才能夠獲得新的力量，藝術的形式才會有新的創造。